打道回府

如今我已在南非待了三年之久，对当地人很了解，他们也清楚我的为人。一八九六年我了解到往后势必得在此地久待，于是请他们准我半年假回家乡看看。在这里我的律师事务经营得有声有色，也感到这里的人需要我，也因此我决定回家一趟，带我的妻子、孩子一同过来定居。我还想到若能回家一趟，我就能在印度本地推动公众事务，灌输他们公众舆论的概念，带领他们关心印度人在南非的处境。三英镑的重税如今已是印度人众所皆知的痛处，除非废止，否则将没有一天的平静。

只是我走了以后，代表大会及教育协会的工作该由谁来统筹？我想到两个人——米亚克翰跟罗斯坦济都可胜任。如今商界已经可以找到不少人才来协助大会事务，但既能处理大会秘书的日常事务，又能符合纳塔尔印度人期望的，首推这二人，秘书至少须具备能应付一般工作的英语能力，我向大会推荐米亚克翰，大会同意任命他，事实证明这是相当明智的决定，没有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特别是他的坚忍、宽容，待人亲切、彬彬有礼，让大家了解到秘书职位并不需要法律学位，也不需要英国高等教育的陶冶便足以胜任。

于是一八九六年六七月左右，我搭乘“庞哥拉号”轮船前往加尔各答，准备返乡。

船上乘客很少，当中有两名英国官员，后来我们便混熟了。其中一位每天要跟我下一小时的西洋棋。船上有个医生给我一本《自学坦米尔语》，我开始学起坦米尔语。我在纳塔尔这几年，发现我应该学乌尔都语与坦米尔语，才能跟穆斯林及马德拉斯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那个跟我一起学乌尔都语的英国朋友请我去找人来教，我发现有个没买舱位的印度乘客是个很好的语言教师，经他指点，我们进步神速。这英国官员记忆力比我强，他过目不忘。我却觉得乌尔都语的文字很难分辨，我拿出耐心、毅力用心学习，却怎样也跟不上这英国人。

坦米尔语我倒是学得不错，虽找不到人教，但因《自学坦米尔语》这本书编写得好，所以不大需要协助。

我本想回印度后继续学这两种语言，但后来发现不可能。一八九三年以后，我读的书多半是在监狱里看的。我在南非监狱里继续学乌尔都语，关在耶瑞夫达监牢里时读坦米尔语，都颇有些进步，不过我始终没学会开口说坦米尔语，本来可以阅读简单的坦米尔文，也因日久生疏，忘得一干二净了。

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不懂坦米尔语或泰卢固语极为不便，我在南非时达罗毗荼人对我的关爱，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感念在心。每次与坦米尔人或泰卢固人会面，我都不禁想起当初在南非这些人的坚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不分男女，他们大多不识字，在南非的抗争就是为了争取教育权利，而这场战役的斗士是不识字的；抗争是为了穷人，参与抗争的恰恰都是穷人。而尽管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我仍然赢得了这些单纯、善良的村人的心。这些人只会说破碎的印度斯坦语或英语，但我们沟通毫无障碍，一起推行工作也很顺利，只是我想学好坦米尔语或泰卢固语，以报答他们对我的厚爱。前面提到我学坦米尔语有些进展，但我后来在印度学泰卢固语却只学会字母而已。现在我怕自己是无法再学新语言了，所以希望达罗毗荼人能学讲印度斯坦语。在南非，不会讲英语的人都讲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讲得好坏是另一回事。只有会说英语的人不肯学印地语，好像会讲英语会妨碍一个人学会自己的母语。

我离题了，还是回来说这趟旅程吧。我得跟读者介绍“庞哥拉号”的船长，我们变成了朋友，这船长是普利茅斯教会的教友，我们聊天很少谈航海，反而常谈论灵性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宗教信仰和道德应该是泾渭分明的，圣经上的教诲对他来说如同儿戏，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其单纯素朴的美感。他总说，让所有人——不管是男人、女人或小孩——都信仰耶稣及他所做的牺牲吧，如此一来，每个人的罪都能得到救赎。他让我想起在比勒托利亚认识的那些普利茅斯教会的朋友。对这船长来说，凡是设下道德限制的宗教都不好，我吃素也成为讨论的主题。他问我为何不吃肉？吃牛肉又会怎么样呢？上帝创造低等动物，不正如同让大地遍布植物一样，是供人享用的吗？这类问题毫无疑问总是将我们导向宗教性的讨论。

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我坚信宗教与道德是不可切割的，但船长却认为他的想法才是对的。

船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四天，这趟愉快的旅程即将结束，我在加尔各答下船，赞叹胡格利的美景。当天我便搭火车前往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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