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运动
就这样我参加了会议,总督希望我支持募兵的决议,我则要求以北印度语及印地语发言,总督同意了,但希望我同时也用英语表达。我没什么特别的意见,只说:“我责无旁贷,全心拥护这项决议。”
不少人向我道贺,他们表示就大家印象所及,这是破天荒在这样的会议上以印地语发言。这样的恭贺,以及我是总督会议上首位以印地语发言之人的事实,深深伤了我的民族自尊,我感到无地自容。用本国的语言,在本国召开的、与本国事务有关的会议上竟然被视为禁忌!像我这样的人,难得在会议上以印地语说了几句话,竟然是值得恭喜的事!这件事提醒了我们的地位有多么低下。
我在会议上说的那句话,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我不可能忘怀这场会议或是我所支持的决议。我得趁着待在德里的这段时间做一件事——写信给总督。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有责任同时照顾政府与人民的利益,必须清楚说明我何以来参加这场会议,以及民众对政府的期望。
我在信中表达了内心的遗憾,尤其像提列克及阿里兄弟这样的领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同时说明人民对一点基本的政治要求,以及穆斯林对这场战争造成的局势所提出之要求。我还要求将这封信公之于世,总督高兴地同意了。
这封信得送到西姆拉去,因为总督一开完会就会到那里去。这封信意义重大,若用邮寄可能会耽搁,我想节省时间,但又不想将它随便交给信差,希望能找可靠的人亲送至总督宅邸。卢尔德拉与安德鲁斯向我推荐一位剑桥传教会的爱尔兰牧师,听说他为人很好。这位牧师同意代跑这一趟,但表示必须先让他读过信的内容,确定内容没有问题才行。我同意了,因为这封信本来就不是私密信函。他读过之后表示非常满意,愿意接下这项任务。我给了他二等车厢的车票,但他拒绝了,说他向来习惯搭普通车厢,于是换了普通车厢,尽管这是一趟夜车,他的简朴直率深深打动了我。于是这封信如我原先所希望的,交托在心思单纯的人手里,最后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觉得很放心,心中的障碍都扫除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募兵。但我只能先从凯达开始,毕竟第一批招募的兵只能先找旧同事帮忙。于是我一抵达纳底艾德,就与维拉白这一群人开会,有些人不大愿意参加,愿意加入的人又担心这事不能成功。我招募的这群人,所属阶层与政府之间原本就互相缺乏好感,他们都受过政府官员的气,记忆犹新。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加入。但是这项工作才刚开始,我便见到无情的真相,这对于我的乐观,不啻是一大打击。先前租税运动进行时,不少人纷纷提供免费货车给我们使用,有时想找一位义工,就会有两个人自动来帮忙。反观现在,就算我们愿意付钱租车,也没人愿意出租,更别提义工了。但我们不受影响,决定放弃货车,改成步行。如此一来,一天得走上二十英里路。此外,既然我们连货车都租不到,更别奢望人们愿意提供饮食给我们,而且开口向人要食物也不妥当。于是我们决定每位义工必须随身携带干粮。幸亏当时是夏天,无须携带铺盖。
我们每到一处就集会,每次集会都能吸引人们来参加,但是一提到募兵,愿意加入的人少得可怜。人们不停问我类似的问题:“你不是主张非暴力吗?怎么能要求我们拿起兵器呢?”“政府对我们印度人做过什么好事,凭什么要我们与他们合作?”
不过,我们持续的耕耘开始见到成效。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募到第一批士兵之后,加入招募的人可以源源不绝。我已经开始与当地官员商量士兵住宿的问题。
各区官员都仿照德里的模式开会,有一场会议是在古吉拉特举行,并且邀请我与我的同事参加。我们前往参加,却发现我没有发言权,会议中卑躬屈膝的气氛,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最后勉强得到发言的机会,但没有一句话是官员们听了感到高兴的,反倒尽是让他们不快活的话。
先前我发送传单,请大家踊跃响应募兵,当中提到的一项理由可能会让官员觉得不高兴:“英国在印度做的种种错事,历史自会判定,取消我国军力的法令,是最严重的一件错事。假如我们希望扭转这项错误的法令,假如我们希望学会使用枪炮,现在就是大好的机会。如果印度的中坚分子都愿意在英国政府遭难时主动帮忙,彼此的猜忌便会消失,不准持有枪械的禁令也会撤除。”官员表示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仍旧感谢我出席了会议,而我也不得不尽量委婉解释自己的立场。
以下是前面提过的写给总督的信:
如您所深知,原本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已于四月二十六日写信向您报告不拟参加本次会议的原因;唯承蒙您接见后,我说服自己参加会议,倘不为其他理由,也出于对您的莫大敬意。其中一项原因是,我认为提列克、贝赞特女士及阿里兄弟,均为领导公众舆论的领袖人物,却未获邀参加本次会议。我仍然认为未邀请他们是一大严重错误,因此我诚挚建议邀请他们出席即将召开的省会议,并聘请他们为顾问以兹弥补。恕我大胆直言,政府若只视他们为异议人士,而不肯正视他们代表着大众的意见,损失必将难以估计。同时我也要在此高兴地表示,委员会议上每个人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就我本身来说,我刻意不在委员会或正式会议上发表太多意见,目的就是通过支持决议以达成会议之目的,而我确实毫无保留地这么做。我希望政府能尽快接受我的提议(随信另函附上),将言语及早化为行动。
我了解在这危急关头,我们必须(也已决定)毫无埋怨、毫无保留地给予帝国全力支持,因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成为帝国在海外真正的伙伴。在此我想指出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积极响应是因我们期待目标能尽早实现,亦即我们履行责任也应相对拥有权利,印度人民有权相信您在演说中提到的近期改革,均将体现于国大党计划的基本原则中;我深信正是此一信念,让众多会员愿意全心全力与英国政府合作。
假如我能使本国同胞重新选择,我会请他们收回一切国大党的决议,在战争期间不再提印度自治或责任政府之类的主张。我会尽力动员全印度人民,让所有印度健儿勇于为帝国牺牲。我相信一旦印度这么做,就会成为大英帝国倾心相待的盟友,种族歧视也将成为历史。事实上,受教育的印度阶层决定采取较为消极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似乎不能说受教育的阶层对印度大众毫无影响。我从南非回来后,便与印度农民密切接触,在此我想告诉您:广大的农民阶层均渴望自治。我参加了上一期的国大党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党员决议通过一项国会法规:在一定期限内建立起印度的完全责任政府。我承认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但我知道印度人若不能尽早见到印度自治的愿景实现,是绝不会满意的;我也知道许多印度人为达到此一目的,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当然清楚,为了实现此一愿景,他们必须为大英帝国牺牲。因此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专心致志地将自己全副精神交托给大英帝国,努力将大英帝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若我们不能认识此一事实,无异于举国自杀。我们必须知道,为大英帝国付出的努力,能使印度自治得以实现。
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愿意提供所有可能的人力来保卫大英帝国,但不包括经济支持。我与农民密切往来后发现,印度献给大英帝国财库的金钱,早已远远超出其能力范围。我深信这一点我说出了全国同胞的心声。
这次会议对我及许多人来说,可谓是明确的一步,是为了共同的大业奉献一己性命。只是我们的立场特殊,目前还不算是大英帝国的伙伴,我们只希望通过贡献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假如我不如实陈述我们的希望,便是对大英帝国和自己的同胞不诚实。我并非为了实现愿望而讨价还价,但是您应当懂得,失望等于希望的幻灭。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您曾要我们放弃内部分歧的意见,但若此一呼吁是要我们容忍暴政与官员的虐待,我恐怕无力回应。我必将尽一切力量反抗有组织的暴政。同时您也应当呼吁官员们别再对任何人施虐,并且抛下过去错误的做法,从今起尊重民意,遇事必定征询民意。我在三巴朗带领农民对抗行之有年的暴政,也在凯达进行非暴力运动,让民众了解只要愿意为真理受苦,拥有最后权力的应是人民,而非政府。由此,人民不再感到痛苦,而是对自己说,政府应当是个替人民设想的政府,能够容忍有秩序的、尊重政府的、针对不正义而发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因此三巴朗运动及凯达运动便是我对这场战争最直接的贡献。要我暂停上述的运动,等于要我暂停自己的生命。假使我能推广灵魂的力量,亦即爱的力量,取代残忍的作为,那么我知道我能够给你一个新的印度,一个足以违抗整个作恶的世界的国家。所以我将年复一年地锻炼自己,向世人展现永恒的承担,做给愿意接受的人看。假如我从事另外的运动,也只是为了呈现此一法则无与伦比的优越。
最后我希望您能代向英王的内阁大臣转达,就伊斯兰邦地位给予我们保证。相信您也知道每个穆斯林都对此事相当关切。身为印度教徒,我无法认同他们的志向,但是他们的悲伤就是我们的悲伤。大英帝国若想常保安全,便应考虑伊斯兰邦的权利及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以及您公正、及时地处置印度自治的问题。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并且希望能激发每位印度人对英国人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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