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比勒托利亚途中

我很快就与德班的印度基督徒有了接触，法庭传译保罗先生就是罗马天主教徒。我与他结识，也认识了如今已作古的撒伯罕·嘉德菲先生，他在新教徒创办的学校里教书，他儿子是詹姆士·嘉德菲，是南非代表团的成员，后来于一九二四年拜访印度。我也认识了罗斯坦济先生和米亚克翰先生，他们目前都已过世。过去我跟这几位朋友之间彼此只在生意场合碰过面，后来才开始密切往来，稍后会再提到。

正当我逐步拓展交游圈，商行接到律师发来的一封信，表示案子已经准备就绪，请阿布达拉去比勒托利亚，或派个代表去一趟。

阿布达拉给我看这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去比勒托利亚，我回答：“可否请您先跟我说明一下这个案子？现在我还不知道到那边该做什么。”于是他要职员跟我解释此案。

我开始研究这个案子时，觉得似乎得从零开始了解。先前我在桑给巴尔逗留时，曾到法庭去观摩，见到一名帕西人律师正盘诘证人，问他账簿上贷方与借方的明细，我听得一头雾水。我读高中时或在英国均未学过簿记，但我千里迢迢来到南非就是为了一件与账务有关的诉讼，只有懂账务的人可以理解案件内容，从而加以解释。奉命对我说明此案的职员一下提到借方、一下提到贷方，我却是越听越困惑。我连“P. Note”是什么都不知道，查词典也查不到，只有向这名职员坦承我的无知，他告诉我就是本票的意思。于是我买了本有关簿记的书，开始研读，慢慢地有了信心，后来也弄懂这件案子了。我也发现阿布达拉其实不懂得记账，但却有许多实务知识，足以解决错综复杂的账务问题。我告诉他自己准备好去比勒托利亚了。

阿布达拉问我：“你要住哪里？”

我说：“随你安排都行。”

“那我会写信给律师，他会替你安排住处。我也会写信给我那边的阿拉伯朋友，但我劝你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些人在比勒托利亚势力雄厚，要是他们之中的其中一人看到了我们的通信内容，后果不堪设想。你越是跟他们保持距离，对我们就越有利。”

“随您的律师安排，我也可以自己找住处，不跟别人同住，这点请不用担心。我们之间往来的私密信件，我一定不会让别人看见，不过我想认识他们，跟他们交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试着庭外和解，毕竟泰伯是您的亲戚。”

泰伯是阿布达拉的近亲。

我看得出当我提到和解的可能时，阿布达拉有点吓了一跳。不过我到德班已经快一星期了，我跟他已经比较了解彼此，对他来说我也不再是一只“白象”了。所以他说：“喔……好，我知道了。当然能够庭外和解是最好了，不过我们既是亲戚，彼此都很了解对方。泰伯不是会轻易同意和解的人，只要我们这方有一点点疏忽遗漏，他就会抓住把柄，把事情扭曲成他要的样子，把我们搞垮，所以你行动前务必三思。”

我说：“这点请不必担心，这个案子我不需要去跟泰伯或任何其他人谈，我只会建议他跟我们达成共识，这样就可以省下不必要的诉讼。”

于是我在刚到的第七或第八天，就离开了德班，公司替我订了头等车厢的火车票，如果需要卧铺，还得再加五先令。阿布达拉坚持替我订个卧铺，不过我出于固执、自尊，也为了节省五先令，我拒绝了。阿布达拉严肃地告诉我：“我跟你说，这里不是印度，而且感谢上天，这点钱我们还出得起。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就买吧，不要太苦了自己。”

我向他道谢，请他别担心。

火车在晚间九点抵达纳塔尔省的省城马利特使堡。这个站平常会提供被褥，一名站务员来问我需不需要，我回他说：“不必，我自己带了。”他离开了。但接着一名乘客来了，发现我是个有色人种，对我上下打量。显然看到我让他很不舒服。然后他出去了，过了一会，后面跟着两名官员进来了。一开始他们不讲话，然后其中一个官员走过来跟我说：“来吧，你去行李车厢。”

我说：“我买的票是头等车厢。”

另一个人回道：“买什么票不重要，我跟你说，你就是要坐行李车厢。”

“那我也告诉你，德班的人让我坐这个车厢，我绝对不换。”

“那由不得你，”这官员说，“你一定要离开，不然我就叫警官来赶你出去。”

“随你，我绝不会主动离开。”

然后警官来了。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他们拿了出去。我不肯去另一节车厢，接着火车就这样开走了。我走到候车室，手里拿着一个提包，其他行李就放在原地，由火车站站务中心负责保管。

那时是冬天，在南非高海拔的地区是极其寒冷的，马利特使堡地势高，寒风刺骨。我的外套放在行李箱里，但我不敢去要，免得又得再忍受一次羞辱，于是只好坐着发抖。候车室里没灯，近午夜时一名乘客走进来，可能是想找我攀谈，但我没心情讲话。

我开始思考我的责任所在。我应该捍卫自己的权利，或干脆回印度去？还是先把这场羞辱置之度外，照原计划去比勒托利亚，等事情办完再回印度？任务尚未完成就回印度，是怯懦无能的行为，目前我遇到的困难不过是表面症状，真正的痼疾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无惧于过程的艰辛，奋力根除此一痼疾。我意欲伸张的正义，不过是将种族偏见移除而已。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车到比勒托利亚去。

隔天早上，我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给铁路局局长，同时通知阿布达拉，他立即去见局长。局长替火车站方面的作为开脱，但表示他已指示站务长确保我平安到站。阿布达拉也发了电报给马利特使堡的印度商人及其他地方的朋友，嘱咐他们好好照顾我。几名商人来火车站接我，为了安慰我，还把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难堪一一告诉我，证明我遇到的情况其实很常见。他们还说，印度人在此地搭头等车厢或二等车厢，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遇到火车站站务人员或白人乘客的刁难。于是一整天我就听他们述说一则则遭受羞辱的故事，傍晚时我要搭的火车到站了，车上有一个卧铺床位保留给我。先前在德班我不肯订卧铺票，如今到了马利特使堡也只得买一张了。

我搭着这班车来到了查尔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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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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