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口和健康问题。人口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非洲人口增长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生育率高、儿童比例高、低龄化等方面。非洲人口增长率约为3%左右，大大超过1.2%的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非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呈现低龄化趋势，1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的一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2/3。据最新统计，2008年非洲人口已达9.67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9亿。非洲妇女的生育率居全球之冠，其中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育8个孩子。在避孕措施普及较快的南部和北部非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已从1980年代初的近6个减少到2005年的3个左右，从而使当地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然而，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由于家庭较少采用节育措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仍维持在5—6个之间。在人口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许多非洲国家在减少贫困和提高入学率方面面临严峻挑战^[1]。

人口发展趋势是人们对历史和现存的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种理性反应。由于公共卫生系统不完善，全世界每年700万死亡婴儿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500万;截至2007年底，非洲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的67%，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人数的72%。非洲婴儿死亡率高，艾滋病肆虐，这些都成为非洲妇女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解决非洲人口和健康问题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教育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政策的导向等。有一点必须明确：人口是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将大大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不可否认，非洲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都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目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待建立，非洲政治变迁的内外条件有待完善。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不仅仅是非洲人的责任。从1960年代以来，西方大国在千方百计对非洲的发展过程施加影响，替非洲国家提出各种发展战略，制定各种发展计划，并以提供援助或技术支持为条件迫使非洲各国接受西方的发展设计。从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到各种发展战略，从“伯格报告”到“华盛顿共识”。为了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非洲国家不得不按西方国家的意志进行各种并不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改革”。然而，当这种尝试失败后，受到指责的却是非洲国家领袖。这是不公平的。在考察非洲政治与社会变迁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其一，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主要具备以下内在条件：或是民主制度相对完善(如南非和毛里求斯)，或是政府权威相对稳固(如苏丹和安哥拉)，或是资源丰富且政府行政能力较强(博茨瓦纳和尼日利亚)。其二，一些国家的发展困境主要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或是资源型国家受到外来干涉(如刚果金)，或是过多地依赖外来援助(如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或是受到外来影响而导致国家行政能力的弱化(如索马里)。

自独立以来，非洲的政治发展经历了各种变化。有的国家逐步摆脱贫穷走上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如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等);有的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后开始实践民主选举制并趋于平稳发展(如加纳和贝宁等)，有的因政治、经济、民族或宗教矛盾仍陷入战乱之中(如索马里和刚果金)，还有的正在经历经济起飞(如尼日利亚、苏丹和安哥拉等)。当然，非洲国家情况复杂，发展各异。虽然一些国家仍受到政局不稳、发展不平衡、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及民族宗教矛盾的影响，但非洲多数国家已开始进入政治发展的相对稳定期。

[1] 有关中国学者的近期研究,参见张善余、彭际作《世纪之父的非洲人口形势》,《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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