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民主化从1990年代开始,至今仍在继续。非洲政治发展在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有三个: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非洲一体进程的加速以及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与经济稳步发展。
从20世纪末期起,非洲政治体制变革的钟摆再一次从一党制和禁党制摆向多党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民主化浪潮是由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促成的。一方面,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由国际金融组织在非洲强行推动的结构调整计划使诸多非洲国家经济受挫,民众不满情绪日增;另一方面,苏联崩溃为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1990年2月,贝宁政府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采取改革行动,召开有贝宁各党派的全国有生力量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Active Forces of the Nation),并成立了具有民主特点的过渡政府。这种以“全国会议”(Conference Nationale)的组织形式而闻名的“贝宁模式”成为后来非洲法语国家(如马里、尼日尔、刚果(布)、马达加斯加等)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榜样。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无条件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等反种族主义组织的禁令。这一决定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一年,喀麦隆、加蓬、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马里、刚果(布)、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国的总统或议会宣布实行多党制,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政府进行了为多党制选举作准备的立法改革;坦桑尼亚和加纳等国政府在全国发起对国家未来政治体制的讨论,为后来进行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1]目前,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在非洲已经确立。截至2005年底,除利比亚、斯威士兰和厄立特里亚三国外,非洲50个国家均已实行多党制。必须指出:非洲的民主化并非“西化”,而是非洲国家在社会条件并不充分的基础上探索政治发展的尝试,是在下层民众的要求和西方大国的压力之结合下促成的。民主化涉及意识形态取向、国家结构、宪制改革、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人事制度等,这一进程也涉及到民族问题。[2]
表2-2 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类型
非洲一党制国家向多党制过渡或转变的途径与方法多种多样:由原执政党或政府宣布实行多党制,修改宪法或通过全民公决颁布新宪法,举行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及议会选举,组织新政府(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加纳、毛里塔尼亚等20余个国家);由全国各党派及政治势力举行多党谈判及协商会议,建立过渡性质的国家机构,负责筹备及监督国家总统及全国立法机构的多党选举,组织新政府(贝宁、刚果(布)、刚果(金)、多哥、尼日尔、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国);由反政府武装或军人以武力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一党制政权,成立过渡机构,组织多党参加的总统及立法选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马里、莱索托)。[3]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出正面例证是加纳于2008年年底举行的选举。在各党派竞选过程中,程序合法,秩序井然。第一阶段,竞选双方得票相近,需再次投票。在第二阶段,执政党并未利用手中特权进行暗箱操作,局面稳定。这充分体现了加纳民主选举制的逐步成熟。
非洲民主政体主要是以选举制和多党制为特征。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也集中在政党体制和作用的转变。一个重要现象是政党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20多年里,作为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的政党的地位一度衰落,官僚权力取而代之。政党或因国家机器的扩张而削弱,或为军政权所瓦解。[4]非洲民主化浪潮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政治多元化,即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存在。由于民主化是西方提供援助的条件,这一进程表现出急功近利和完成程序(主要是多党制和选举)两个特征。其积极后果表现为政治体制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建立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民主体制;政权更替逐步程序化;推动了良政和人权事业。[5]同时,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益明显。
然而,民主化浪潮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一些非洲学者对其反应比较理性:有的认为不能夸大其作用,民主化效果从总体而言并不理想。[6]还有人指出,虽然民主化有内部要求,但主要由外部压力促成,这仍是一种精英游戏;民主化主要局限在选举制;随着选举而产生的多党制同时带来了自由和混乱。[7]在相当多的国家里,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加上政府功能较差,人们只能依靠其他社会网络(族群、村社、家庭、工会或非政府组织)来保护自己。目前,非洲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基础尚未具备,大部分政党不够成熟,其意识形态基础薄弱,缺乏基层基础,动员能力较差,外部压力促使仓促变革。在政府行政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往往将反对现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样,政府行政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因此,要客观看待民主化的作用,这一进程还有待完善。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些好的征兆。政治制度的改革一般都提高了议会的地位,加强了对政府的制衡和对国家总统权力的制约。由于采取选举制度,议会议员的广泛代表性有所体现,同时也加强了议会内部的互相制衡。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参与使地方民众的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当然,众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既为非洲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带来了活力,也给民主政治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1] 参见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95—119页。
[2]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319—358页。
[3] 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第108—119页。
[4] 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2],第8、146页。关于非洲政治改革的定义和对政党制的理解,参见Benno J. Ddulu,et al.,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1960-2000,Volume 1,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pp.348-390.
[5] 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95—107页。
[6] 对非洲民主化改革成果的个案研究和辩证分析,参见E.Gyimah-Boadi,ed.,Democratic Reform in Africa—The Quality of Progress,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4.
[7] Julius O. Ihonvbere,Nigerian: The Politics of Adjustment and Democracy,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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