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指出：军事制度和军人政治化的程度，是国家政治组织脆弱和文职政治领袖无力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政策的一个函数。^[1]从政治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应加上一句：军事政变的次数或军人干政的频繁程度与一个国家现代政治制度的成熟程度成反比，军人干政的可能性与文官政府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成反比。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愈成熟，政府的合法性愈大，军人干政的可能性愈小;而越是一个缺乏能力、缺乏民心的文官政府被军人政权取代的可能性愈大。当一个民族在内忧或外患的苦难中挣扎时，它往往需要一个鼓舞整个民族的理想，并希望看到可能实现这种理想的实力。军事领导人往往能提供这种理想和实力。这与军队的性质(暴力的工具)和组织特征(具有凝聚力和纪律性)有直接的关系。

表2-1　非洲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1952—1985年)^[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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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力量进入政治领域的原因有多种。首先，从军队自身的性质而言。军队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纪律性的力量。军人特别是军官集团具有用暴力摧毁旧制度和创建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能力。政变成功后的下一步即是通过各种手段动员组织群众，其中使用得最多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军人政权希望适应人民的愿望或是打着这种招牌，对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国家在相对平稳的政局下平稳发展。^[3]

其次，政治生态和社会因素，即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产生的原因，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的分裂、领导权纠纷、领导集团的无能、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各种社会弊端等因素。也包括军队与社会的矛盾导致这种军人干政，既有军队内部矛盾也有社会与军队的矛盾。例如，由于集权制和个人集权化的加强，一些文官干预军方的事务，或是调动军队进行各种与国防无关的事务(如对游行活动或反对派活动的镇压等);统治者利用属于自己政治派别的军事领袖来干预政治事务。这种政治家利用军事力量来达到个人或党派目的的做法引起军人的不满。还有一些军人内部如不同军种或军营之间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军人干政。

再次，非洲外部的因素。这主要是指在国际形势的不同因素影响下，国外力量通过本国的军队或利用非洲国家的军队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主要指前殖民宗主国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历史传统、培训军官和军事援助等手段进行干预。另外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其他非洲国家的军事政变也会对军人干政产生推动作用。从非洲发生的多次军事政变来看，外国势力的干涉是极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或是军事首脑对政府首脑的领导不满，或是政府领导人的能力有限导致民众呼声等其他因素。^[4]这种政治现象既是对非洲政治状况的一种自然校正，同时也对非洲国家政治进程形成一种反动。军事力量对政治事务的卷入导致了各种弊端，如军事预算的增加不是为了国防，而是为了加强镇压异己力量;军队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提高;政治家与军事力量的互相利用;等等。这些都使军事干预、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和军事政权的建立更为频繁。^[5]

非洲国家为何会从所谓的西方民主制转向集权制?首先，殖民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集权制。殖民地总督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对殖民地的管理完全是一种专制制度，依靠具有警察、法院、税收和军队的一整套现代国家机器对殖民地实行高压统治，它既有驻本地的欧洲军队和本土军队的军事支撑，又有远在宗主国的殖民政府的政治支持，还有从殖民地榨取的经济资源。然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从长期习惯的殖民专制统治马上转为西方的所谓分权的“民主制”，既排除了传统制度的合理成分，又无西方民主制的内生传统、政治文化和过渡培训。当这种移植的制度不仅不能满足非洲本土的需要，还产生了诸多不满情绪时，易弦更张是很自然的事。其次，非洲国家的政治家如埃及的纳赛尔、坦桑尼亚的尼雷尔、马里的凯塔、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果总统恩克瓦比都对从西方引进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制度是“殖民主义的遗产”，是“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机器”。他们从多党选举和议会民主制带来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分裂的实践中认识到，引自西方的制度并不适合非洲;相反，一党制似乎与非洲的现实更为契合。陆庭恩还注意到，当时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以及苏联及东欧集团强调执政党作用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加强了非洲国家对一党制的认识，这也是从分权制转向集权制的另一个原因。^[6]

葡属殖民地的独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经过长期的斗争，先后取得了独立。^[7]这个时期与非洲政治发展相关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一些国家明确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如取代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埃塞俄比亚政权;有的国家在口头上表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如马达加斯加、刚果、贝宁等。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也使一些前葡属殖民地明确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国家，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独立后的十年并未给非洲经济带来值得骄傲的成就，而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残酷统治和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将寻求民族独立的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们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1]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关于军人政权的详细分析,可参见该书第四章。
[2] 此表转引自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76—178页。关于非洲军事政变与民族主义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参见该书第174—181页。
[3] 曾萌华:《尼日利亚军人执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西亚非洲》,1987年第3期。
[4] A.A.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1935年以后的非洲》,第八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28—336页。
[5] J.　Gus　Liebelow,“The　military　factor　in　African　politics:　A　twenty-five-year　perspective”,in　G.　M.　Carter　and　P.　O’MearaJ,ed.,African　Independence-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p.126-159.
[6] 陆庭恩:《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论述》,载陆庭恩:《非洲问题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77—278页。
[7]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70—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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