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是一个典型。这是21世纪前十年非洲发生的一起对国际政治颇具影响的事件，同时也使苏丹的发展进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引发了后来的南北分离。2003年达尔富尔冲突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2004年美国政府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认为这是苏丹政府和“金贾威德”民兵造成的，并推动国际社会对苏丹进行制裁。为了调查真实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4年10月派出五人调查委员会前往苏丹达尔富尔三个州进行实地调查。在与政府和军队高官、叛军和当地首领、国内难民和受害人等各方广泛接触后，委员会于2005年1月25日向安南秘书长提交了著名的《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报告并不否认在达尔富尔出现了某种类似灭绝种族的行为，但并不认为这是苏丹政府有意为之。委员会的结论认为，苏丹政府并没有奉行灭绝种族的政策。^[1]《报告》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美国的官方立场，同时指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报告发表后，非盟、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大多表示支持。美国等国家表示反对。达尔富尔冲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环境、民族、宗教和发展等方面。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指出，其主要根源是环境恶化。^[2]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制裁和干涉只会使问题更复杂。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地区问题，对当地居民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然而，除美国外，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地区组织都未将其视为“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3]危机也反映出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

达尔富尔危机对非洲大陆的现代政治发展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达尔富尔处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即萨赫勒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在撒哈拉南缘地区是普遍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种资源缺乏引发的矛盾甚至冲突只能通过发展经济和加强基础设施来解决。同时也向处于萨赫勒地区的各国政府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只有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问题，协调解决好资源与发展的矛盾，一个国家才能巩固发展成果。第二，民族矛盾的影响。达尔富尔游牧民与定居者的矛盾牵涉到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在非洲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在达尔富尔的恶化以及随之带来的冲突一方面使非洲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民族政策与现代政治的密切相关性，另一方面也提醒了非洲人民，将民族矛盾政治化和国际化只会激化矛盾，破坏国家的稳定，从而为发展带来极大的障碍。第三，国家稳定与周边关系的互动。一个国家的不稳定会给周边国家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不仅使国家的发展出现阻碍，也会给地区一体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4]由于本国民族政策和发展政策的不妥当以及大国的干涉，与达尔富尔局势有着密切关联的南苏丹问题开始出现重要转变。南部苏丹通过全民公决，于2011年宣布独立。目前，苏丹与南苏丹就石油的生产与运输及分成问题达成协议。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为苏丹和南苏丹的正常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情况而言，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热点问题开始缓和，苏丹南北和谈在2005年达成全面和平协议，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于2006年签署，南苏丹于2011年正式宣布独立。塞拉利昂、安哥拉、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布隆迪等国的政治局势趋于平稳;刚果(金)问题正朝有利方向发展;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冲突、津巴布韦的政治解决，都表现出一种地区合作和平解决冲突的态势。多党选举的成果逐步稳固。2006年的刚果(金)选举被称为“历史性”的选举;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在近年内顺利完成了选举。加纳2008年选举秩序井然，在因竞选双方得票相近而再次投票时，政治局面稳定，表现出加纳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2012年，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加纳总统米尔斯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因病去世后，三个国家的权力移交平稳实现。这种继任既维护了国家的团结、和平与稳定，也表现了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逐渐成熟，为其他非洲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作出了表率。

然而，科特迪瓦和马里因选举和利比亚事件引发的动荡值得高度关注。这两个国家的局势都充分说明了内部危机与外部干涉的互动关系。

[1] 《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中文版,2005年2月1日,第4页、第126页。见联合国网站: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5/225/35/PDF/N0522535.pdf
[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Sudan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2007,p.329.http://postconflict.unep.ch. 还可参见Adam Mohammed, “The Rezaigat Camel Nodamds of the Darfur region of Western Sudan: From Co-operation to Confrontation”, Nomadic Peoples, Vol.8, No.2, 2004, pp.230-240.
[3]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认为用“种族屠杀”定义达尔富尔危机法律上不准确,也于事无补。参见Arthur　Bright,“‘Elders’　criticize　west's　response　to　situation　in　Darfu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October　6,2007.　http://www.csmonitor.com/2007/1005/p99s01-duts.html;　Jonathan　Steele,“Darfur　wasn't　a　genocide　and　Sudan　is　not　a　terrorist　state”,The　Guardian,October　6,2005;　Gérard　Prunier,Darfur　the　Ambiguous　Genocide,London,2005;　David　Hoile,Darfur　in　Perspective,London:　European-Sudanese　Public　Affairs　Council,2005.
[4] 大国特别是美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不适当介入使问题复杂化。美国与部分西方国家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主要是基于两点:对苏丹的巴希尔政权的敌视和对中国在苏丹石油取得进展的妒忌。中国一直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由于中国的推动,苏丹后来原则上接受安南秘书长三阶段维和方案,从而大大缓和了苏丹局势。有关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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