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独立后相当多的非洲政治领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有的国家还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以此来统一民众的思想，推动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建设，促进民族的一体化。在这一方面比较突出的有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卡翁达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塞古·杜尔的“能动的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实证社会主义”，凯塔的“现实社会主义”，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本·贝拉的“自管社会主义”，所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1]

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非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为“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或“民族性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与非洲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现实相同步的。这种政治现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长期以来，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主要目标;(2) 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上述目标结成长期同盟;(3) 非洲工人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强大到足以成为人民大众的领导力量;(4) 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一般掌握在一批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民族知识分子手中。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非洲人民向往平等生活、追求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希望有一种反映非洲社会特点、表达自身价值观点的思想意识。非洲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强调本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强调自己独特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理论”，强调对外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忽略内部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2]

从198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性的‘私有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走向低潮的情况下，非洲社会主义普遍遇到挫折和失利，尤其是一些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全面陷入了危机。”^[3]然而，作为独立后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意识形态，非洲社会主义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它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说同时满足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精神需要。新兴的非洲国家不是一个虚体，它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构成的。随着民族独立这一目标的实现，民族主义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非洲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它既反映了政治领袖力图用一种具有非洲特点的意识形态来加速民族建构，整合民族精神的愿望，也迎合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因为民族认同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每一个公民所面临的问题。由其领袖创立的思想(如尼雷尔主义、恩克鲁玛主义等)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

其次，非洲社会主义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的思想理论基础。独立后的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着实际问题，既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又无民主政治的经历与经验。民族主义的理论的感召力不复存在。新领导人可以利用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这方面，强调一党制、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佳选择。无怪乎有24个非洲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4]对于新领导人而言，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对全体国民的一种新的感召力，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有化经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可以说，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一体化的一面旗帜。

再次，非洲社会主义为新兴国家的中央政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进行干预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在殖民统治时期，行政管理从来就是自上而下，这种体制与传统的非洲政治和典型的西方政治均毫无共同之处。独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抵触情绪，而非洲社会主义的实用价值在于它“可以充任官方的政治学说而成为各国追求统一国民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它又便于各国领导人以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便于各国领导人运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5]。

最后，几乎所有选择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外国资本控制的工厂矿山和其他重要的经济部门均实行所有权的国有化和管理人员的本土化。^[6]这对民族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这些国家绝大部分确立了比较激进的经济政策，如经济的非殖民化;政府全面控制国家经济并对经济发展进行各种干预;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平等化;对私有经济的作用进行适当限制。尽管这些经济政策有的未能全面实施，有的结果并不理想，但这些政策对整合全体公民的国家意识，促进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和推进民族建构的过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关于国内研究非洲社会主义的著作,参见唐大盾、张士智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
[2] 李安山:《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点》,《科学社会主义》,1986年第3期。
[3] 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412页。
[4] 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7页。
[5] 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4页。
[6] 在这方面,津巴布韦是一个特例。津巴布韦独立后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种渐进的政策,未实行国有化,只实行国家干预。关于津巴布韦的社会主义,参见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379—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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