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由于权力和利益具有直接的关系，政治权力的分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掌握实权意味着占有资源和机会，占有利益和好处，占有获取财富或社会荣誉的手段。占据政治职位不仅可以为个人带来权力和利益，而且为其家庭、地区和民族也带来了荣誉和好处。这种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两者的关系是成正比的，即权力愈大，利益愈多;权力愈小，利益愈少。第二，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互相促进的。权力愈大，利益愈大，所能掌握的再分配的资源愈多，以此换取的权力也就愈大。反之亦然。第三，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政治领袖的权力为本民族获得更多利益，本民族可以支持他获得更多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对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是不利的。当然，在多民族存在的国家，这种互动也可能使政治家失去其他民族的支持和选票。

为何非洲的政治家会如此熟练地运用“部落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这块王牌呢?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统治者都会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权力;而达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将自己的对手在政治上置于死地。同时，只要存在别的途径，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公开镇压自己的政治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必须找到某种政治借口。“部落主义”成为了他们俯首可得的武器。我们注意到，所有对“部落主义”大加鞭挞的政权或地方民族主义十分盛行的国家几乎都是腐败透顶怨声载道的政权。在有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对政治局势的控制，有意激化甚至制造民族矛盾。以卢旺达为例。

经过20多年的统治，胡图人贵族政权日益腐败，并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1990年的卢旺达政局不稳。由于国内经济情况恶化，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哈比亚利马纳政府面临危险的境地。当时，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RPF，Rwanda　Patriotic　Front)正在准备打回国内以夺取他们失去的权力。卢旺达负责东北边境的军事负责人曾在爱国阵线进攻发生两个星期前向中央政府提出过警告：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部队马上会从东北边境入侵。然而，他却没有从政府方面得到要求的增援部队。哈比亚利马纳似乎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重组自己的权力基础。可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不惜用民族冲突的代价来达到目的。

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对国内反对他的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进行了清洗，他们全成了暗地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帮凶”。在爱国阵线发起进攻后的48小时内，卢旺达政府拘捕了约1万人，罪名是“帮凶”和“同谋”，并在没有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将他们囚禁数月。^[1]美国非洲史学家艾莉森·德斯·福吉斯曾在卢旺达收集口头史料，后来卷入人权组织的活动。她在与卢旺达难民谈话时发现，一些谴责杀人行为的人自己也参与了这种犯罪行为——因为那是政府分配的任务。实际上，卢旺达政府在这次入侵后的两个星期内发动了对图西族人的清洗。这种屠杀是由地方政府负责，镇长(burgomaster)告诉自己社区的人：他们在1990年10月份的杂役(corvee)就是杀图西人。换言之，一个组织有效的政府组织了一场有效地杀害自己公民的行动。这一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挑起民族仇恨以转移公民对政府的视线。

由于国家是人为的国家，力图维护本族体或本地区的利益成为国家政权内部各个政治领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在那些国家民族的内聚力尚未达到足以整合地方民族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地争得中央级和地区级的各种政治权力。每个地方民族都力图控制各级行政管理或国营企业中的各种职务。在某个主体民族占优势的地区(以尼日利亚为例，如北部的豪萨族-富拉尼族、西部的约鲁巴族和东部的伊格博族)，本族人往往控制着绝大部分官僚职位。

[1] Alison　L.　Des　Forges,“Genocide　in　Rwanda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in　Harry　G.　West,ed.,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7,pp.125-6.　作者艾莉森·德斯·福吉斯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历史系。她曾分别担任过布隆迪侵犯人权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和卢旺达侵犯人权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联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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