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独立后即面临着权力的分配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中，最重要的的是平衡原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算术原则。在各个非洲国家的权力分配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基本原则：“平衡原则”与“分权原则”。前者是指处理各个地方民族相互关系的原则，后者是指处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关系的原则。这两个原则一方面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同时也通过政府的具体政策来体现。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能力和信誉表现在既不强调各地方民族的利益，又不忽略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民族间的不平等状况。喀麦隆曾受过德、英、法三个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又有复杂的民族矛盾(共有236个地方民族)，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东-西”与“南-北”的矛盾。所谓“东-西”矛盾是指东喀麦隆是原来的法属托管地，西部为英属托管地。两地分别用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所谓“南-北”矛盾是指法国殖民当局曾利用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富拉尼人来维持其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歧视较为发达的南部的杜阿拉族和芳族，从而形成了南北各族间的历史宿怨。值得注意的是，喀麦隆在独立后避免了大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动乱，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采取了平衡发展的政策。喀麦隆首任总统阿希乔的政策包括四个原则：有计划的自由主义、自主发展、社会正义和地区平衡。发展经济过程中更注意地区平衡，即让社会的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阶层均衡协调地发展。尽管从80年代后期以来多党民主化对喀麦隆造成了冲击，但独立后相对稳定的发展是不容否认的。

一些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权力的分配上注意各民族和地区的平衡。坦桑尼亚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总统和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一个地区，必须各出一人。在科特迪瓦，政局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领导集团中的民族成分平衡：乌弗埃-博瓦尼总统是包勒人，执政党总书记是塞努福人，总理则是马宁克人。在喀麦隆，南部的杜阿拉人和芳人等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相对发展，北部的富拉尼人信仰伊斯兰教，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受到重视，而西部的巴米累克人在独立初期曾举行过反政府的起义，后来一直是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为了平衡各地方民族的利益，权力各方在分配总统、总理和议长等国家最高领导职位时均从均衡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南部、北部和西部这三个主要地区的地方民族的利益，特别注意不使总统与总理或议长出自同一族体。与此同时，在任免政府部长和各种高级管理人员时也注意从权力平衡的原则出发。甚至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也注意到平衡讲法、英两种语言的各个民族的利益。例如，喀麦隆政府在80年代末宣布正式参加法非首脑会议，不久又向英联邦提出加入的申请，并于1994年正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这种平衡政策无疑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1]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这种权力分配时注意民族平衡的政策。

津巴布韦的两大主体民族分别为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绍纳人占人口的75%，恩得别列人占19%。^[2]恩德贝莱人是从祖鲁王国中分离出来后移民而来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对两个民族又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两个主要的民族解放组织“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又分别以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为主。因此，两个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3]“民盟”主席穆加贝于1980年出任总理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注意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在改组内阁时，注意保留一定的名额给代表恩德贝莱族的“人盟”;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民盟”和“人盟”的残废游击队员均可享受抚恤金;新政府甚至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努力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坚决打击少数极端的民族分裂者。^[4]由于积怨甚深，两党的矛盾不断加剧。在1985年的选举中，在马塔贝莱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1987年12月，两党达成“合并协议”(Unity　Accord)，组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其政治局的12名成员中，有4名为前“人盟”党员，其中3名为恩得贝莱人。^[5]两党合并后，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加快。

[1] 关于中国学者对喀麦隆地区平衡政策的考察和研究,可参见杨荣甲《在神秘的酋长王国里》,时事出版社,1989年,第86—94页;庄慧君《喀麦隆的部族、地区发展矛盾与统一、平衡发展战略》,《西亚非洲》,1996年第5期;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8—228页。关于外国学者的近期研究,可参见M.　Azevedo,“Ethnicity　and　Democratization:　Cameroon　and　Gabon”,　in　H.　Glickman,ed.,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pp.255-88;　Henry　A.　Elonge,“Visions　of　Change　in　Cameroon　within　the　Contest　of　a　New　World　Order”,　George　Akeya　Agbango,ed.,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Stability,Development,and　Democratization,New　York:　Peter　Lang,1997,pp.173-89.
[2] Christine　Sylvester,Zimbabwe:　The　Terrain　of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Boulder:　Westview,1991,p.138.
[3] 关于两个组织的情况,参见Masipula　Sithole,“Ethnic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Zimbabwe:　From　Confrontation　to　Accommodation,”　in　Harvey　Glickman,ed.,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pp.132-45.
[4] 何丽儿:《津巴布韦的部族矛盾和穆加贝的部族政策》,《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第9—13页。　
[5] Masipula　Sithole,“Ethnic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Zimbabwe:　From　Confrontation　to　Accommodation”,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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