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伊格博人感到自己在政治权力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要求分离。1966年7月底，伊龙西政权被推翻后，先后发生了两次屠杀伊格博人的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伊格博人被赶回东区。1967年3—4月，为了打击地方民族主义，戈翁将军的新政府制定了新的行政区划草案。这一计划将东区内盛产石油的地区划给以贾瓦族为主的东南州，伊格博人只分到一块资源贫乏的内陆地区——中东州。伊格博人除失去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石油资源和对石油的控制权外，还失去了出海口——哈科特港。5月30日东区军事长官伊格博人奥杜梅格伍·奥朱古宣布脱离尼日利亚联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国”。同年7月，政府军向比夫拉进攻，内战爆发。在内战持续的两年半里，“比夫拉共和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驻外代表，有代表国家的各种现代标识。最后，比夫拉战败，国家重新统一。

尼日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在内战爆发后一个月发表的题为《让我们想想这次战争的后果》的文章中一方面谴责奥朱古的分离行动是一种失算，同时也要求联邦政府拿出一种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目前的冲突中无人可以获胜，只有人力物力的不断浪费和一种表面的控制权，这种控制迟早必将在我们面前爆炸，将国家炸得粉碎。”^[1]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虽然这是一次由军队首脑领导的分离事件，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东区伊格博人认同感的两次转变：从认同于尼日利亚人转变为认同于伊格博人;又从认同于伊格博人转变到认同于尼日利亚人。换言之，当伊格博人认为作为尼日利亚人所得到的利益小于作为伊格博人的利益时，或伊格博人从整体上感到在尼日利亚联邦中所受不公正待遇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们可能愿意作为伊格博人而放弃作为尼日利亚人。如果从思想上分析这种认同，这是从民族主义向地方民族主义的转变。比夫拉事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伊格博人重新接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重新对尼日利亚作为自己所属国家的合法性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同对某些人带有强制性的成分。

概而言之，国家民族与地方民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适当。国家的宪法往往规定人民的福利是政府的首要目的。例如，尼日利亚1976年宪法草案的第8条明确规定：“人民的福利应为政府的首要目的;政府必须对人民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2]如果国家政权弱小，它就不能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和福利条件;有时公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能寻找其他的保护者，从而为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反之，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为各个民族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环境和资源，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创造条件，这将有助于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

[1] Wole　Soyinka,“Let　us　think　of　the　aftermath　of　this　war”,　Daily　Sketch,August　1967.　引自Ruth　First,The　Barrel　of　a　Gun,London, 1970, p.351.
[2] Colin　Legum,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Annual　Survey　and　Documents,1976-77,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1977,C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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