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一个国家各民族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这些地方民族的分歧应该比较容易消除。只有在那些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同时财富的再分配又极不平等的国家，民族问题才会变得格外突出，并转而成为用来增强本民族经济利益的保护主义。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之间可以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领袖的权力可以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直接的影响。这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计划(发展的重点和主要目标)、国家的投资方向及对国外投资的利用、国家的基本建设(国有企业的项目及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国家经济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等。以国外投资(包括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为例，包括资金如何利用，由哪个部门在哪个地区利用，投资比例如何安排，在哪个民族地区安排多少，劳动力如何解决等。

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有两种情况。在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权力持有者总是竭尽全力争取本民族的利益。除了在国家计划上尽可能满足本民族的需要外，他们还力图将本族的亲信安置在各个重要的公共企业的董事会，将贷款或契约给予本族人，并尽可能地掌握如铁路、航空和港口等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在尼日利亚，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曾经在1964—1965年间就尼日利亚铁路公司等问题出现争执。各个民族对政府有限的发展项目和年金分配也经常展开争夺，如在1962—1968年的尼日利亚国家发展计划中，各地方民族在尼日利亚钢铁联合企业厂址的选择问题上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还有一种情况。从中央政府来看，它力图综合全国计划的需要和地方民族的特点，加上纯技术性因素，对一些大的项目进行整体规划。然而，地方民族主义者不满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力图争取本民族的自身利益。1964年，苏联决定对乌干达进行援助，同意借款为其建造一个纺织厂。在选取厂址的可行性调查过程中，阿乔利和兰戈两个地区均在考虑之列。后来，兰戈的首府利拉被最后选定。政府的选择主要是从技术方面考虑。第一，利拉有充足的水利资源和其他可供使用的设施。第二，兰戈生产的棉花大约是阿乔利的两倍，这样，可以减少运输费用。

阿乔利人对政府的这一决定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本来属于阿乔利的东西被兰吉人(兰戈地区的人)占去，这主要是因为奥博特总统来自兰戈。为争取这一项目，阿乔利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据理力争。代表团成员包括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成员和一名民主党成员。政府对阿乔利人的请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方面在考虑阿乔利人的利益时已经超过了对其他地方民族的平均标准。^[1]政府方面同时认为，地区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绝不能形成自己的政策。阿乔利代表团的团员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职责，他们成了一个“部落”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成员。结果，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的成员(总书记)和他的助手被革职，由人民大会党的其他阿乔利人领袖取代。^[2]

一般而言，对权力的控制可以影响到各种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利益，这包括本族人对行政和企业职位的占有、制定对本族有利的法律以及各种社会职务和社会荣誉的获得。而这一切往往最后都要从经济利益上体现出来。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民族间的不平等也在独立后的经济方面体现出来。以肯尼亚为例。吉库尤人男性占全国男性的20%，但在肯尼亚工商发展公司(ICDC)对各种贷款的发放中却占有远远超过此数的比例。到1966年为止，吉库尤男性得到的工业贷款为64%，商业贷款为44%。这种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自然也在收入上反映出来。在其他非洲国家里，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

[1] 当时准备在此地区修建一个新的机场、一所中学和一个农业学院。
[2] Nelson　Kasfir,“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Uganda”,　in　Victor　A.　Olorunsola,ed.,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pp.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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