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指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的发展有以下重要影响。第一，乌贾马运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本国经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强、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信念。第二，乌贾马运动消灭了传统的部落制度，使广大的农民摆脱了部落酋长的统治;使广大农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私有观念受到冲击，程度不同地受到集体化思想的影响。第三，乌贾马缓和了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第四，它建立了一批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民族工业企业。第五，它在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这些结论固然不错。然而，乌贾马运动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首先，促进民族经济和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作为乌贾马运动政策纲领的《阿鲁沙宣言》可以说是一个坦桑尼亚民族国家的全面发展计划，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2]宣言对坦桑尼亚的经济作了全面规划：对土地、自然资源、工矿、外贸、金融、交通、运输等实行国有化，建立由国家掌握的经济体系;对城镇的小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合作化;逐渐消灭外国资本的势力;限制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一个由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对于在一个以家庭和村社为经济单位的社会消灭传统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农村有公田和私田两种，而且私田在农民生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乌贾马村的建立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行为(在1984年的统计有9230个村庄)。各级政府对乌贾马村的建立和发展(从低级村向高级村发展)的关注，以村庄为单位从国家贷款以购买农具，村民根据计划指标种植农作物，这一切表明：乌贾马运动对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3]

其次，在政治上有助于消除地方民族意识。“乌贾马”(ujamaa，斯瓦西里语)的原意是指非洲社会中集体劳动、共同生活的家族关系。尼雷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关心人，“首先，也是所有事物中最为中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目的。为人服务，对人性的促进事实上是社会本身的目的。”^[4]“家族主义是我们非洲人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实行乌贾马的社会将照顾到每一个人，“只要他乐意工作，就不必为明天发愁，也不必去积累钱财……这是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也是今天的社会主义。”^[5]从其本质而言，乌贾马运动的目的是在非洲传统的村社制度中加上新的内容，来实行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从而大大促进坦桑尼亚的社会发展。虽然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单位是村社，但它已大大超越了村社的范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尼雷尔反复强调，他所谓的“家庭(或家族)”，是扩大了的“家庭(或家族)”，它可以超越“部落”、“共同体”、“民族”，甚至非洲大陆。第二，运动的规模、范围、动员和组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通过在广泛的宣传和讨论以及在各级领导中层层传达和落实，乌贾马成为一个尽人皆知和广泛投入的运动。一个乡政府主席说：“我们乡有9个乌贾马村，查尼卡是搞得最好的一个，现在它是省里挂号的模范村。”^[6]当这位乡主席考虑如何增加乌贾马村时，他并不是以自己所属的氏族、部落或地方民族为参照系，而是在以坦桑尼亚全国范围内其他的省作为自己的参照系。

再次，从文化层面上激发了坦桑尼亚人民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奴隶贸易使非洲人的心理受到严重摧残，殖民主义几乎将非洲文化贬低到一无是处的地步。非洲的重新崛起必须首先对自己的传统重新认识。乌贾马运动力图将非洲传统的平等和民主的成分利用起来，在坦桑尼亚实行非洲人理解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非洲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肯定。尼雷尔多次在《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中表示：“我们非洲人既不再需要被说服去‘皈依’社会主义，也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民主。这两者都起源于我们的过去，起源于我们的传统社会。”他还一再指出，坦桑尼亚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启发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并强调建设非洲社会主义可以也完全应该从传统的遗产中吸取营养。^[7]这种重新认识非洲文化价值观的思想对加强坦桑尼亚民族自豪感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作为一场涉及整个国家的社会运动，乌贾马进一步加强了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剥削现象;基本的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有;人人必须参加劳动，按劳分配;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成员之间发扬民主互助的精神。乌贾马村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村民自治的方式，“村管理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但主席和书记由坦盟任命。国家对乌贾马村的资助包括兴建学校、医疗站、俱乐部和商店等社会福利设施。^[8]一位在乌贾马村教书的青年教师说：“我们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学生不缴任何学杂费，教师从国家领取工资，校舍也是政府资助建的，……”一位从省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谈到自己在乌贾马村的工作时说：“我是唯一的医生，已来这时八年，另有四名助产士、两名护士和一名看护，负责全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近几年来药物缺乏，现在已大为缓解，因为从7月起我们成为卫生部实行‘常用药物计划’的试验点，县里从优分配常用药物。”^[9]通过乌贾马运动，坦桑尼亚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有了切身感受，对国家和政府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清楚。这一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民族文化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

乌贾马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自力更生”并非以个体或以村社为单位的自力更生，而是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下由国家政权统一组织全国公民立足于本国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基础上的自力更生。即使在最超脱的文化教育界，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十分明确的。尼雷尔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对它所在的国家最为迫切的科目上。它必须致力于那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人道主义目标上。……发展中国家大学的作用作出以下贡献：为促进人类的平等、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发展提供思想、人力和服务。”^[10]当时，坦桑尼亚缺乏国家建设的思想和规划，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与现实社会和劳动界脱节的现象，同时也缺少有知识的技术人才，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各种思想和服务，还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民族建构的推动者，在自力更生精神指导下的大学教育也培养了全体公民的民族意识。^[1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以乌贾马运动来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尝试并不十分成功，但对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一运动从非洲本土的文化传统出发，自上而下调动了坦桑尼亚的民族热情，将全民族各个层次的积极性引导到一场试图创立一个符合坦桑尼亚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之中。乌贾马运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对坦桑尼亚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国家范围内调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管理资源，对全国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福利进行统一管理，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进程。正如长期从事坦桑尼亚研究的学者马丁指出的：通过强调打破族体界线的各种非洲人的象征，坦桑尼亚在进行民族一体化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12]

[1] 参见南文渊:前引文;张士智、蔡临祥:前引文。
[2] “The　Arusha　Declaration”,　in　Julius　K.　Nyerere,Ujamaa—Essays　on　Soci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3-37.　此宣言于1967年2月5日用斯瓦西里语正式发表。
[3] 李长兴:《坦桑尼亚乌贾马村纪实》,《西亚非洲》,1987年第3期。
[4] Julius　K.　Nyerere,Nyerere　on　Soci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30.
[5] Nyerere,“Ujamaa—The　Basis　of　African　Socialism”,　in　Nyerere,Ujamaa—Essays　on　Socialism,pp.3-4.
[6] 转引自李长兴:前引文,第62页。
[7] Nyerere,“Ujamaa—The　Basis　of　African　Socialism”,　in　Nyerere,Ujamaa—Essays　on　Socialism,p.12.
[8] 关于坦桑尼亚农村发展的基本政策,可参见1967年9月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政策文件。参见Nyerere,“Socialism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Nyerere,Ujamaa—Essays　on　Socialism,pp.106-144.　
[9] 转引自李长兴:前引文,第63页。
[10] Nyerere,“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Julius　K.　Nyerere,Freedom　and　Socialism,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83,186.
[11] Leslie　S.Block,“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Outcomes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African　Studies　Review,27:1,pp.97-115.
[12] 转引自Joel　D.Barkan,ed.,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Boulder:　Lynne　Rienner,1994,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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