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非和津巴布韦两国的民族问题的产生以及新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实施情况和实际效果看，两者有以下相同点和不同点。首先，让我们来看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相同点。

历史经历相似　南非和津巴布韦都经历了种族歧视时期，白人政权实施的各种歧视或隔离政策造成了深刻的民族隔阂和尖锐的民族矛盾，这种隔阂和矛盾遗留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新政府建立后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阻碍着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两国都通过长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或武装斗争取得胜利，最后迫使白人种族政权不得不同意通过民主选举来决定新政权。南非的非国大和津巴布韦的非洲民族联盟都是在第一次民族选举中赢得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黑人为主体的民族团结政府。

机构的设置和对与民族问题有关事件的处理上态度相同　两国政府都未在政府机构设置上过分强调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南非是由文化艺术部主管，在津巴布韦则由教育体育文化部处理(当然还有其他部门协助)。官方一般避免使用“多民族”这一提法，而是用“多元文化”或“多种语言”来解释这种现象。津巴布韦在独立后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努力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这种政策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上，两国都尽量采取低调方式。^[1]

对黑人种族主义进行抵制　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是一面旗帜，在独立后往往成为一项选举原则。新南非诞生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选举，废除了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制;津巴布韦首次选举是对白人种族统治的一次全民公决。在独立初期，主导民族试图扮演单一(政治)实体的倾向十分强烈。^[2]然而，曼德拉和穆加贝极力避免这种情况，且非常成功。当时，白人对日益临近的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南非黑人的胜利忧心忡忡。^[3]曼德拉明确表示：“我们新的民族将包括黑人和白人，祖鲁人和阿非里卡人，以及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达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和地方主义。”^[4]穆加贝从开始即实行和解政策。白人被允许保留公民身份;那些参与零星暴力行动的反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得到赦免，并且可以重新参与公民生活;前总理史密斯甚至赢得了议会席位并担任了一届任期。虽然成千上万的白人带着恐惧离开了这个国家，但他们后来又回到津巴布韦。^[5]

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经过10—20多年的国家民族建构过程，民族问题在两国都逐渐失去了独立时的重要性，开始被政治问题取代。换言之，随着对国家民族认同感的加深，民族问题——即因为种族、地方民族或部落等不同属性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人们开始对政治问题或政策层面的内容更感兴趣。通过一个政党来代表某个民族的要求已经不可能。

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外部势力干预的程度——政策制定过程不同　津巴布韦的大部分白人都持有英国护照，津巴布韦又曾是英国殖民地(后来是英联邦国家)，因此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各方的谈判也在英国进行。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也是在英国政府的主导和积极参与下完成。^[6]《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对土地问题有照顾白人农场主利益的特殊规定，津巴布韦政府制定政策时往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目前，西方国家对穆加贝必欲除之而后快，给津巴布韦摆脱困境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南非，有关民族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在执政党非国大的主导下进行。由于曼德拉的崇高威望，加之新政府保证土地政策将遵循1993年的各政党会谈通过的基本原则和市场规则，非国大在国内外的反对者较少，政策制定过程较少外国势力的干预。

内部势力的分化与整合——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不同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的以绍纳人为主的非洲民族联盟与恩科莫领导的以恩德贝莱人为主的非洲人民联盟曾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各自为政;在选举中又以所代表的民族为主要力量。白人农场主由于有英国作后盾，对穆加贝政府并非采取配合的态度。大部分白人对自己通过种族歧视制度所取得的财产毫无愧疚之心，反而在《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的支持下有恃无恐，有的静观其变或伺机反扑(如沃斯特策划政变)，有的直接加入到反对派行列(如史密斯的保守派联盟)。不同民族对权力的不同诉求，加之英国的干预，民盟-爱国阵线制定政策的政治基础不稳。从1990年代以来制定的有利于黑人农民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过激倾向引起白人农场主的反抗。民革阵的崛起对民盟-爱国阵线的执政地位形成有力挑战。而在南非，曼德拉可谓众望所归，他领导的非国大在选举中赢得巨大胜利。除绝大多数黑人外，一些白人积极参与到反对种族隔离制的斗争之中，他们对曼德拉表示支持，或成为非国大党员。虽然布特莱齐曾在独立前期表示过祖鲁族独立的倾向，但这只是权力谈判过程中的一种姿态。^[7]这种坚实的政治基础使执政党得以独立制定各种政策，并通过姆贝基的权力继承使政策保持了一种连贯性。

清算种族主义——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遗产的处理方式不同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的民盟曾在1978年宣布史密斯为战犯，并要在独立后对他宣判定罪。新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对白人政权的首要人物不但没有进行惩处，反而将他们作为合法的反对党领导人对待。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在政策上处理从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种族主义也未彻底清算。南非则不同。1995年11月29日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1960　年至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期间发生的粗暴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与认定，提出处理意见。从1996　年到2003　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共审理212万多个案例。^[8]8年的工作可以说是南非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对种族隔离制的罪恶和造成的灾难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图图主教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后感慨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功，“确保我们避免了众多生命遭受涂炭的种族冲突的灾难”。^[9]这一独特的清算方式可谓重证据、重教育、轻处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也为南非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奠定了价值基础。

族际分野与政治分化的敏感性——两国面临的政局不同　在新政府成立之初，非国大代表的主要是南非黑人的利益，民盟的支持者主要是绍纳人。然而，这种民族属性逐渐被政治代表性所取代。从投票看，政党已经不能直接反映某一民族的要求。从选举结果看，人们对政党的选择是根据其政策取向，而非其民族属性。南非非国大成员中已经包括了大量的白人，非国大在三次大选时的得票率稳步上升，2004　年大选则超过修改宪法所需的多数，达到近70%。^[10]津巴布韦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族际分野的重要性在减退，另一方面，这种分化在政治利益的感召下重新组合。从2000年的土地修正案公决和后来的议会选举看，选民开始根据自己的政治意愿投票，各民族的选票大大分化。首先，津政府在2000年的全民公决中失败，投票结果表明：大多数城市居民投票反对政府，而农村地区的民众则支持政府。在2001年的议会选举和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恩德贝莱人的选票开始分化。马塔贝莱兰地区的城市支持民革阵，但穆加贝在该地区农村选区取得重大突破。津巴布韦媒体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些趋势表明，族际分野在津巴布韦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现在主要的政治分界线是城市和农村，两大主要政党反映的正是这种分野。”^[11]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

反对派力量的消长——政策导致的政治后果不同　大凡多民族国家发生族群纠纷和对抗，根本上是对生存资源占有权的争夺，其他诉求都是派生的。土地以及附着于土地的资源是争夺的基本内容。津巴布韦和南非都经历了白人种族主义的长期统治，这一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对黑人财产的剥夺之上的。这样一种制度被推翻后，土地的占有者白人与土地的需要者黑人之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南非政府较平稳地逐渐解决了这一问题。截至2001年，政府为贫困黑人新建120万套住房，向失地和无地民众重新分配100万公顷土地。^[12]这样，非国大获得了广大南非人民的认可，原来代表白人利益的国民党分化后成立的新国民党，2004年大选后竟然提出与非国大合并。^[13]津巴布韦的情况则迥然相异。政府在处理白人土地等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土地问题逐渐演变为政治问题。政府的快速土改计划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黑人农民的问题，但作为后果之一，大量白人的出走或撤资却导致了相当一部分黑人农业工人的失业。修改宪法、出兵刚果(金)、土改的快车道政策，加上对反对派的过激措施等引起了国内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的制裁。政策的直接政治后果之一是反对派力量的聚集。

1999年9月，莫根·茨万吉拉伊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宣告成立，成员主要来自津巴布韦最大的工会组织津巴布韦工会大会(Zimbabwe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莫根·茨万吉拉伊则是原该工会的领袖。^[14]2000年，穆加贝的土改公决未获通过，城市居民以及民革运等反对力量的整合是一个重要因素。在2001年的议会选举中，民革运作为反对党赢得57个席位，而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只赢得62个席位。目前民革运约有120万党员，成员除工会会员和城镇居民外，还得到一些白人的支持。在2002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其候选人获得42%的选票。^[15]目前，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也有所恶化，2007年1月，津通货膨胀率已达1593.6%。^[16]最后，穆加贝政府与民革阵通过谈判，组成联合政府，通过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来解决津巴布韦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17]

南非和津巴布韦在历史经历和民族问题上有所相似，两国的民族政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点。通过对两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

第一，民族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对一国的政治稳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民族问题上的失策可以引起经济上的损失甚至倒退;民族政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和互动作用。

第二，在两国的政治舞台上，民族主义的鼓动性在下降。这既体现在国家民族的诉求上，也体现在次民族的诉求上。由于国家民族的建构已经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作用：一方面，人民要求实实在在的好处即与他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好处;另一方面，两国人民都愿意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中解决问题。换言之，是政策而不是族际分野或民族情感在驱动南非或津巴布韦的政党竞争，民族问题仅仅是影响政治行为的诸因素之一。

第三，学者在解释非洲发展问题时往往过于强调多民族的消极作用。在学术界和政策圈子内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病态现象看待。发展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罗斯·列文(Ross　Levine)甚至将民族分裂作为“非洲发展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并非千篇一律，各国民族分化和离散的情况并不相同，对多民族社会政治的这种传统解读未必有效。我们可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一些个案分析来看，如果一国之内最大的民族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该国的小民族容易离散，即社会容许来自较小民族的成员在主体民族建立的政党中发挥积极作用，尼雷尔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与那些人口由两个或三个民族构成的国家相比，这种社会的民族问题成为消极因素的可能性较少。代表南非多数的非国大以其符合南非发展的政治和解与经济稳定政策，必然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政治选择，并吸引一部分白人选民的支持。南非将多民族的现实变成一种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它也获得了“彩虹之邦”的称呼。同样具有多民族的津巴布韦虽然在独立后十多年获得了“非洲奇迹”的赞誉，但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其民族问题正在转变为政治问题。这种差异为探讨多民族共生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课题。

[1] 曼德拉对“大猩猩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里的一间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类似大猩猩的曼德拉头像。当曼德拉得知此事后并不“过分在意”,因为他认为他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他认为,此事反映的是应该整顿警察总署的纪律问题。参见李新锋《非凡洲游:我在非洲当记者》,晨光出版社,2006年,第502—503页。
[2] Yusuf　Bangura,“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should　be　rejected”,The　Herald-Zimbabwe　News　Online.　
[3] 当时面临着失去统治优势的白人国民党政府上层十分担忧白人在南非的前途。以总统德克勒克和立宪部长维尔容为代表的开明派认为:“白人占人口比例不断缩小,在陷于绝境之前,如果进行谈判,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结果。”阿非里卡人的“生存决定于有秩序的变革”。分享权力对阿非里卡人来说是一个比多数人统治更好的选择。参见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第42页。
[4] Greg　McCartan,Nelson　Mandela:　Speeches　1990,New　York,1990,p.34.
[5] 穆加贝在1980年5月20日的一次针对白人农场主的讲话中表示:如果白人接受改革并准备为共同的利益作出贡献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一位白人农场主在听完他的讲话以后说:“我原想离开这个国家,但听了穆加贝的讲话后,我和许多像我这样的人都准备留下来了,看看事情的究竟。穆加贝先生对我们的问题很通情达理,也很敏感,他的保证也非常真诚。”　The　Times　(London),May　21,1980.
[6] 《兰开斯特大厦宪法》通过后的25年中进行了17次修改,这说明津巴布韦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在诸多方面很不完善。
[7]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264—265页;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8] 该委员会下设大赦和赦免委员会、侵犯人权委员会、受害者补偿与恢复名誉委员会。
[9] 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第44页。
[10] 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第47页。
[11] Yusuf　Bangura,“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should　be　rejected”,The　Herald-Zimbabwe　News　Online.
[12] 陆苖耕:《结束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一代伟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曼德拉》,载陆庭恩、黄舍骄、陆苖耕主编:《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陆苖耕先生曾任中国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
[13] Sunday　Times　(Johannesburg),June　6,2004.
[14] 关于莫根·茨万吉拉伊成立民革运的背景资料,参见Andrew　Meldrum,Where　We　Have　Hope　A　Memoir　of　Zimbabwe,New　York,2004,pp.127-152.该书作者是《卫报》驻津巴布韦记者安德鲁·梅尔德罗姆,他于2003年5月被驱逐出境。本书有的内容明显带有偏见。
[15] 2005年下半年,民革运在是否参加参议院选举问题上陷入内部纷争,并于2006年初分裂为“参选派”和“抵制派”。两派均自称民革运正统,分别选举各自的组织机构。目前,“抵制派”总裁为莫根·茨万吉拉伊,“参选派”总裁为亚瑟·穆坦巴拉(Arthur　Mutambara)。
[16] Country　Report　Zimbabw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Kent,March　2007,p.3.
[17] afro　News,“Zimbabwe　rivals　open　talks”,June　19,2007,http://www.afrol.com/articles/2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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