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旺达历史上，从未有过持续一贯的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定义。这种定义随着卢旺达主权的变更以及权力的转移而变化。独立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被新政权继承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互换及政治地位的变化引起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民族身份被当权者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大屠杀是这种政治运作的极端表现。作为大湖地区的一个地缘政治特点，民族问题也影响到周边国家，而国际政治诸因素的参与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局势的负面干预与正面解决直接影响到大屠杀的产生、演变及其结果。

民族与政治关系密切，民族问题可以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帝国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族际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移民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20世纪的人类历史目睹了各种类型的大屠杀，如对原住民的绞杀、对犹太人的灭绝、南京大屠杀、柬埔寨的惨案、波黑战争中的种族清洗。不管行凶者冠之以何种借口，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罪，受害者总是处于弱势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旺达大屠杀不是一个国家的惨剧，也非大湖地区或非洲的悲哀，它是人类的耻辱。

可以说，卢旺达大屠杀不仅中断了卢旺达的发展进程，而且使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出现倒退现象。虽然大屠杀发生后，卢旺达人民以惊人的勇气面对自己国家的困境，国际社会在事后也对卢旺达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发展的道路还需要卢旺达人民自己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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