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与西方媒体用“部落战争”形容卢旺达大屠杀一样，中国报刊也多以“部族大仇杀”、“种族仇杀”、“部族大灾难”为标题。^[1]对“部族”一词的误用且不论，^[2]用“部族”或“种族”来形容大屠杀是否反映惨案的实质?看看卢旺达的历史与现实。

在定义“民族”时，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特征均为重要标志。卢旺达主要由两个民族构成，胡图族(占人口85%)和图西族(占人口的14%)。^[3]这两个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们属于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抑或政治共同体?卢旺达王国建立于16世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两个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创造了单一的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即卢旺达语，Kinyarwanda)，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乌布维鲁，Ubwiru)。两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通婚，不断交流。概言之，他们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表明，胡图人早于图西人定居卢旺达，图西人何时到达此地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图西人的上层在卢旺达国家建立过程中曾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有人认为这是种族差别所致。早期殖民官员建构了一种印象：卢旺达存在两个主要共同体：从东北部迁来的图西人与属班图人的胡图人。^[4]作为种族主义解释非洲文明现象的通则，此观点的理论根据是“含米特理论”。^[5]为使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他们将两者外表差别夸大，用褐色/黑色皮肤，高大/中等身材，优美/粗笨体态来强调图西人与胡图人的体质特征。然而，两个民族的差别并不明显。有的胡图人因具有所谓图西人特征(高个头、高额头、直鼻子)受到迫害，尽管持有胡图人的身份证。^[6]一位参加国际会议的尼日利亚学者曾表示，他可以闭上眼睛通过聆听对方对图西人与胡图人是否存在差别的表述来判断其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认为两者无差别的是图西人;声称两者有差别的是胡图人。这种表述虽有些极端，但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两者体质特征差别并不明显。这与双方普遍通婚也有关系。^[7]

有的则认为图西人确立其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是游牧者，拥有牲畜，胡图人是农耕者;图西人富有，胡图人贫穷。然而，以游牧者与农耕者来划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胡图人早在图西人出现前已拥有牲畜;胡图人与图西人同时占有牲畜和土地的现象确实存在。^[8]在殖民统治初期，两个民族的劳动分工并非一种永恒的、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职业，而是在卢旺达国家形成过程中由政治权力强加的分工。^[9]就经济地位而言，有的胡图人富裕程度并不比图西人差，而图西人中也有穷人。一旦富裕或有权势的胡图人威胁到图西人酋长的权力，其家族便被吸收到统治集团，其胡图族身份则被“遗忘”，他们就成了图西人。^[10]此过程称为“奎胡图拉”(kwihutura，即抛弃“胡图族性”)，指那些胡图人通过积敛财富(主要是牛群)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最后取得图西人的政治身份。相反的社会演变也存在于图西人中间，失去财产也会失去图西人地位而成为胡图人，这一反向社会过程称为“古普皮拉”(gupupira)。在卢旺达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图西人上层占有了统治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占有财富资源的统治集团成为了图西人，而非因为是图西人才成为统治者。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且享有主权”^[11]。国家政权的集权化与社会演进过程相同步，图西人和胡图人成为一种政治身份，“想象的共同体”逐步形成。图西人占有统治权;胡图人是被统治者。殖民主义的到来不仅认可了这种权力分配，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使这种政治身份制度化。当德国人建立殖民统治时，他们利用已形成的卢旺达国家体制和官僚结构，借助图西人酋长进行统治，而白人殖民者的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固了图西人原有的政治身份。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后，于1933年进行人口统计，决定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以确定卢旺达人的“部落”身份。由于缺乏任何标准，殖民当局以占有牛群数量来决定身份，该方法被称为“10头牛标准”，即占有10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其余的人再根据其职业分为胡图人和特瓦人。^[12]“10头牛标准”虽十分牵强，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体质特征上难以区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然而，正是这种划分强化了因传统政治身份带来的经济差别：相对富有的图西人和相对贫困的胡图人。为了培养忠于比利时政府的统治地精英，殖民当局将酋长几乎全部换成图西人。这样，民族身份(按殖民政府的说法是“部落身份”或“种族身份”)的凝固使“奎胡图拉”和“古普皮拉”的现象不可能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身份的政治化。

当时酋长职位绝大多数由图西人担任。根据1959年的统计，图西人在45个酋长管辖区中占有43个，其余两个空缺。在559个小酋长辖区里，图西人占有549个，胡图人仅占10个。大部分殖民政府辅助人员也由图西人担任。^[13]图西人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一直维持到1959年的“社会革命”。^[14]在殖民统治后期，比利时殖民政策有所改变。殖民政府开始倾向于支持胡图人及其反对图西人统治的斗争。有学者将这一政策变化归于比利时殖民官员地区身份的改变。^[15]我们认为，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是胡图人独立运动势不可当，比利时力图通过制造民族矛盾为以后的调解角色留下余地，从而保留自己的影响力。

将殖民地人民分为“受重用民族”和“受歧视民族”分而治之是惯用的殖民统治方式，这在非洲表现得特别明显。^[16]殖民政府通过殖民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使“种族集团”(这一用词在官方文件中正式采用)的界线进一步明确：它包括“种族”身份的法律化、政治地位的制度化和经济地位的标准化。民族身份的转变再也不可能出现，占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划分成为殖民制度的有机部分，两者在经济上的区别日益明显。自我“想象的共同体”在这里变成了他人“制造的共同体”。

[1] 齐林:《卢旺达:种族仇杀何时休》,《新世纪》,1994年第9期,第27—29页;才林:《卢旺达部族大灾难》,《民族》,1994年第11期,第11—14页;李敬臣:《卢旺达:罕见的部族大屠杀》,《半月谈》,1994年第12期,第62—64页;郭铭:《种族仇杀无休时》,《瞭望》,1996年第43期,第43—44页。
[2] 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84—219页。
[3] Virginia　Morris　and　Michael　P.　Scharf,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98,Vol.1,p.48.　另外还有一个特瓦族(Twa),仅占全国人口的约1%。
[4] Helen　M.　Hintjens,“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p.252.
[5] 关于含米特理论的经典论述,参见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9—114页。对这一理论批判最有力的是塞内加尔学者安塔·迪奥普。关于中国学者的观点,参见宁骚《西非古代文明与“含米特假设”》,载《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7—154页;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载《亚非研究》,第4辑,1994年,第66—86页。　
[6] Villia　Jefremovas,“Acts　of　Human　Kindness:　Tutsi,Hutu　and　the　Genocide”,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Vol.23,No.2,1995,p.28.
[7] 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p.41;　David　Newbury,“Understanding　Genocide”,　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41,No.1,1998,pp.83-88.　两个明显的例证是,独立后很多图西人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重新登记为胡图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难以确定,因为图西人与胡图人的尸体难以从体质特征上区分。
[8] David　Lee　Schoenbrun,“Cattle　Herds　and　Banana　Gardens: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Western　Great　Lakes　Region”,　African　Archaeology　Review,　Vol.11,1993,pp.39-72.
[9] 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p.51.
[10] 勒内·勒马尔尚:《卢旺达和布隆迪》(钟槐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0页。
[11]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　New　York:　Verso,1983,p.15.　此书对民族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已有中译本。
[12] 殖民政府确定身份的根据有三:教堂提供的口头情报、体质特征和拥有牛群的数量。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pp.98-99.　有的卢旺达人认为这种标准是一种历史的虚构。
[13] 勒马尔尚著:《卢旺达与布隆迪》(钟槐译),第223页。
[14] 指1959年11月爆发的反对殖民统治和图西人的胡图人农民暴动。具体情况可参见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pp.103-131;勒马尔尚著《卢旺达与布隆迪》(钟槐译),第164—209页。
[15] 韩特琼斯(其父为比利时驻卢旺达外交官)认为二战后派驻卢旺达的殖民官员多为比利时的少数民族弗莱明人,他们对胡图人的处境有同感,因而支持“社会革命”。Helen　M.　Hintjens,“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p.254.
[16] 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226—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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