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它们的民族形成过程，民族的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主权的建立，这是与西方国家很大的不同点。^[1]然而，民族问题仍是一个棘手的世界性问题，大致分为三类。在比利时、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塞浦路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黎巴嫩、尼日利亚等国，因文化、宗教、资源或民主化引发的民族问题困扰着国家的团结统一，民族冲突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东欧、中欧国家也属此类;^[3]有的国家虽以民族凝聚和政治稳定引为自豪，但移民的大量涌入产生了民族认同的困惑，亨廷顿在新著中质疑美国的民族认同并对此提出严厉警告;^[4]在一些热点地区，由于外国军队的占领引发了新问题，旧的民族矛盾激化，支持或反对外来势力成为冲突的新聚焦点，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从某种意义上看，民族问题成为国际政治问题。这些民族问题都从某个角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有的本身即国际问题，有的从国内影响到国际，有的是某民族本身就遍布世界。^[5]当然，并非所有的民族问题都演变为暴力冲突，亦非所有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都需要国际干预。然而，全球化的趋势使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日显突出。

卢旺达大屠杀如何牵涉到国际政治呢?需要从三个层次理解这一问题。

地区政治的角度　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胡图族/图西族问题是大湖地区的突出问题。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等国都卷入冲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族冲突的直接影响。布隆迪曾多次出现民族冲突，其中两次对卢旺达影响至深。1972年，10—20万胡图人被杀害，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胡图人逃离布隆迪。1993年，胡图人恩达达耶在当选为布隆迪总统4个月后被图西人掌握的军队杀害，40万胡图人逃到卢旺达。^[6]布隆迪政府对胡图人的迫害成为卢旺达政权进行反图西人宣传的最好范例。

第二，难民问题。从卢旺达“社会革命”开始，图西族难民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周边国家，大致有三次高潮(1959—1961年，1963—1964年，1973年)。大部分图西人难民在1959—1964年间逃离卢旺达。1961—1966年间，难民游击队不断从邻国发动袭击，1972—1973年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另一次难民潮。1983年，卢旺达与乌干达签定协议，前者同意安置3万难民，后者同意再建一个难民营。1990年代初，卢旺达难民已达50万。^[7]在乌干达，图西人成为穆塞维尼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1993年，乌干达居民有100万为卢旺达人，多为1960年代的难民及后裔。^[8]1960年代和1990年对卢旺达的入侵都是由图西族难民发动的。由于卢旺达政府不容许难民回国以造成资源紧张，它与邻国的关系比较紧张。

第三，非洲国家的互动。在胡图人/图西人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介入。伊迪·阿明于1972年通过政变上台，他将卢旺达已废黜的国王带到乌干达，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刚果(金))总统蒙博托也卷入了两者的冲突。穆塞维尼于1986年通过武装斗争成为乌干达总统，图西人难民大受鼓舞，将原来的难民组织“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改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以扩大社会基础。1990年，爱国阵线向卢旺达发动进攻后，乌干达、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出于对大湖地区安全的考虑，均对卢旺达政府表示支持。在调解矛盾的过程中，布隆迪、扎伊尔、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积极参与，坦桑尼亚大使姆蓬格维在阿鲁沙谈判中贡献良多，尼日利亚驻联合国大使甘巴里在惨案发生后竭力制止大屠杀。1994年5月底，7个非洲国家出兵1200人听从联合国援卢使团的派遣，由于资金缺乏，未能及时行动。

大国因素的介入　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国的介入。法国对非政策的重要特征有两点：保护亲法政权和追求大国地位。^[9]它一直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府。1993年，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逼近基加利时，它立即派遣伞兵部队以保护卢旺达政权，并力劝哈比亚利马纳与爱国阵线谈判。然而，法国在大屠杀发生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只到6月底才开始“绿松石行动”，2500名执行任务的法国干预部队开进卢旺达西部，将吉孔戈罗周围占卢旺达约1/5面积的地区划为“人道主义和平区”，禁止任何武装力量进入。^[10]

最令人深思的是美国的行动。美国应是得到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情报最早的国家，却也是一直不愿意干预并极力阻止联合国进行干预的国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舆论的漠视、定调与控制显而易见。大屠杀发生后，美国难民委员会主任罗杰·温特的一篇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专稿被美国各大媒体拒绝，最后在1994年4月14日的《多伦多全球邮报》上登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决定不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来形容卢旺达大屠杀，理由很简单：如果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美国和国际社会即有责任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和处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采取援救行动，而美国并不准备这样做。1994年5月3日，克林顿签发了第25号总统令，对维和行动的范围、人数、期限、资金及危险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参议员西蒙和杰福兹于5月13日与联合国负责卢旺达事务的官员通话讨论卢旺达局势，随后要求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派兵阻止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克林顿总统竟然在27天后才正式回函，此时大屠杀已近尾声。联合国曾要求美国提供装甲运兵车帮助援卢使团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国可用400万美元租用美国存放在德国的48部运兵车，但须先签约再运输;美国将运兵车送到乌干达机场，再向联合国追加600万美元运费。^[11]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不出兵干预是害怕索马里事件重演。^[12]我们并不想排除这种因素，但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需要始终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行动，特别在维和事务上。该国的紧急情况是否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有重大影响?它是否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是否控制着美国海上运输线的通道?它是否在一个欠稳定地区是美国的重要伙伴?这些都是美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卢旺达缺乏可利用之处的战略考虑对解释美国的行动似乎更有说服力，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何美国在同年9月19日出兵海地。

[1] Mostafa　Rejai　and　Cynthia　H.Enloe,“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1969,pp.140-158.
[2] Rita　Jalali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7,No.4,1992-93,pp.585-606.　
[3] Ray　Taras,ed.,National　Ident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London:　Macmillan　Press,1998.
[4] 他认为美国公民的他国身份、亚民族身份和跨国身份正在威胁着美国特性和民族身份。塞缪尔·亨廷顿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民族认同问题同样存在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发达国家。
[5] 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只有犹太人的16%,44%的犹太人住在美国。同样,阿拉伯人至少分布于37个国家,马来人分布于7个以上、库尔德人分布于6个以上的国家。Rita　Jalali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586.　
[6] Réne　Lemarchand,“Genocide　in　the　Great　Lakes:　Which　Genocide?　Whose　Genocide?”,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41,No.1,1998,pp.3-16;Léonce　Ndikumana,“Institutinal　Failure　and　Ethnic　Conflicts　in　Burundi”, 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41,No.1,1998,pp.29-47.　
[7] Catharine　Newbury,“Background　to　Genocide:　Rwand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Vol.23:2,1995,p.13.
[8] Charles　David　Smith,　“The　Geopolitics　of　Rwandan　Resettlement:　Uganda　and　Tanzani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Vol.23:2,1995,p.54.
[9] Deniel　Bourmaud,“France　in　Africa:　African　Politics　and　French　Foreign　Policy”,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Vol.23:2,1995,pp.58-62.
[10] Alison　Des　Forges,“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Genocide　in　Rwanda,pp.17-24,116-122.
[11] Guy　Martin,“Readings　of　the　Rwanda　Genocide”, p.22.　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重型武器和电台,加上没有卡车运送,直到1994年8月,这些运兵车仍停在乌干达的恩特贝。
[12] Alison　Des　Forges,“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Genocide　in　Rwanda,p.623.　也有中国学者持这种看法。参见刘海方《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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