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事件在三个方面具有典型性。其一，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现代民族的形成，民族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的建立，这是与西方过程的最大不同点。^[1]其二，近30年来，不少非洲国家经历了民族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与宗教矛盾纠合在一起)，卢旺达政府利用民族矛盾来维持自身统治的做法颇有代表性。其三，由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是大湖地区的特点，这一从民族矛盾演化成民族屠杀的事件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相影响，至今仍对地缘政治留下后遗症。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都卷入冲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冲突的直接影响;^[2]难民问题;^[3]非洲国家的调解。民族问题与政治关系密切。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殖民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民族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民族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这一事件也从多方面影响到国际政治。非洲国家的反思更为具体：民族国家应如何应对因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自身矛盾。

当《民族主义与族体政治》创刊时，威廉·萨福兰提出有关民族、族体和族体政治的56个论点，或是关于政治独立与民族建构的关系，或是民族与族体的异同，或是国家建构对民族存在的影响，或是关于族体意识的产生等，并提出了28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从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本章拟通过个案来解释民族问题、国家权力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看作是对萨福兰先生的一个回应。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回国途中在基加利上空被击落。当晚，总统卫队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开始。在三个月内，约100万卢旺达人惨遭杀害。^[5]民族冲突已过去十多年，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会消失。学者对卢旺达事件的反应从愤怒、谴责到冷静后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类的悲剧?民族问题何以转化为互相屠杀?民族与国家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又如何?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导致这一惨案发生的历史、思想、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力图找出其主要原因。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外因论”与“内因论”。“外因论”认为殖民时期的相关政策是根源，198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西方强加的“民主化”进程、军火的蔓延和对屠杀计划无动于衷是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6]“内因论”则主要从卢旺达国内的各种因素入手，如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两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卢旺达人民的屈从心理、国家权力的强化等。^[7]我认为，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问题，它与国家权力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之间将产生重要的互动关系。

[1] Mostafa　Rejai　and　Cynthia　H.Enloe,“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1969,pp.140-158.
[2] 布隆迪曾多次出现民族冲突,其中两次对卢旺达影响至深。1972年,10—20万胡图人被杀害,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胡图人逃离布隆迪。1993年,胡图人恩达达耶在当选为布隆迪总统4个月后被图西人掌握的军队杀害,40万胡图人逃到卢旺达。Réne　Lemarchand,“Genocide　in　the　Great　Lakes:　Which　Genocide?　Whose　Genocide?”,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41,No.1,1998,pp.3-16;Léonce　Ndikumana,“Institutinal　Failure　and　Ethnic　Conflicts　in　Burundi”, 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41,No.1,1998,pp.29-47.
[3] 大部分图西人难民于1959—1964年间逃至邻国。1983年卢旺达与乌干达签订协议,双方同意为安置难民采取措施。1993年,乌干达居民有100万为卢旺达人,多为图西人难民及后裔。Catharine　Newbury,“Background　to　Genocide:　Rwand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Vol.23:2,1995,p.13;　Charles　David　Smith,　“The　Geopolitics　of　Rwandan　Resettlement:　Uganda　and　Tanzani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Vol.23:2,1995,p.54.
[4] William Safran,“Nations, Ethnic Groups, States and Politics: A Preface and an Agenda”,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1, No.1. 1995, pp.1-10.
[5] 卢旺达政府的报告提出,共有1074017人在1994年大屠杀中丧生。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2002.
[6] M.Chossudovsky,“Economic　shock　therapy　in　Rwanda”,African　Agenda,Vol.1,No.2,1994,pp.24-26;　G.　Prunier,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1959-1994,London:　Hurst,1995,p.157;　Robert　I.　Rotberg　and　Thomas　G.　Weiss,ed.,Massacres　to　Genocide,The　Media,Public　Policy,and　Humanitarian　Crises,Massachusetts:　The　World　Peace　Foundation,1996,p.98.　有的记者也认为西方对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参见Linda　Melvern,A　People　Betrayed:　The　Role　of　the　West　in　Rwanda's　Genocide,New　York:　Palgrave,2000;　Wayne　Madsen,Genocide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Africa,1993-1999,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9.
[7] Peter　Uvin,“Prejudice,Crisis,and　Genocide　in　Rwanda”,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40,No.2,1997,pp.91-115;　Helen　M.　Hintjens,“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37,No.2,1999,pp.241-86;　Mahmood　Mamdani,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Colonialism,Nativism,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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