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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现代民族建构-个案分析[1]·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163 评论:0

独立后的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与其政治发展紧密相连。津巴布韦独立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80—1990年),津巴布韦新政府面临着各种困难:种族歧视制度带来的种族不和,长期战乱留下的废墟,面临崩溃的经济等。《兰开斯特大厦协定》对穆加贝政府有各种限制。[1]根据协定,英国同意在“愿买愿卖”原则的基础上为土地改革提供资金支持,那些不愿意留在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其土地将通过津巴布韦政府由英国出资购买。同时,津巴布韦政府承诺在独立后10年内不进行大规模土改,因而土地问题为后来的各种矛盾留下隐患。[2]民族分歧主要表现为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分歧和非洲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歧。在1980年选举中,穆加贝领导的民盟获得多数票。白人对新政府十分担心,认为穆加贝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实践中通过剥夺白人财产表现出来。恩德贝莱人的政治领袖恩科莫及其领导的人盟则担心被边缘化。然而,穆加贝领导的新政府奉行民族团结与种族和解政策,注意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1987年,民盟与人盟合并为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民盟-爱国阵线”)。独立后十年,政治相对稳定,据非洲发展银行的发展报告,津巴布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980—1990年间为3.5%。

在第二个时期(1990—2000年),民盟-爱国阵线在1990年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获得120个议席中的116个席位,穆加贝赢得78%的选票。1990年,政府不再受《兰开斯特大厦协定》的约束,进行了修宪,规定土地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分配。同时,津巴布韦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以偿还1980年代的借债和进一步引进外资。[3]由于放宽政府的控制,失业人数增加,物价急剧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放开,反对党应运而生,对民盟-爱国阵线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1992年,南部非洲发生大旱,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的津巴布韦不得不进口粮食。1998年,民盟-爱国阵线坚持还地于民政策,召开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国际捐助会议,启动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计划,赢得农民的支持,但引起反对党、工会和右翼势力及西方大国的不满。1999年9月,以工会为依托的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简称“民革运”)成立。该党利用选民求变心理和土改等问题,逐渐扩大影响,成为第一支对民盟-爱国阵线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共同体的支持下出兵刚果(金),这在国内引起反对,在国外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不满。这十年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据非洲发展银行的1999年发展报告,1991—1998年的经济发展为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2.6%。

第三个时期(2000—2007年),1998年,对津土改进行过金融支持的国际捐助国召开了一个有关津巴布韦政府征用土地的会议。这些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原则以指导津巴布韦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这些原则包括尊重法律、透明、减贫、连贯性以及确保能征到土地并分配补偿金。然而,津巴布韦政府与国际捐助国的关系并不稳定,津巴布韦指责后者试图维持殖民时期的财富分配状态。2000年,政府就无偿征用白人农场土地的修宪条款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未过半数。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以高出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险胜民革运。政府开始实行“快速土改计划”(Fast Track Land Reform,FTLRP),强行征收白人土地,引发冲突。大批白人出走或撤资,使作为津巴布韦经济支柱和主要外汇来源的烟草业以及玉米生产遭到重创。经济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在2002年的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再次推举穆加贝为候选人,遭到国内反对派和西方的指责。穆加贝获胜后,西方国家纷纷指责大选不公。2005年,穆加贝从治安和卫生角度对哈拉雷的棚户区进行整顿(一些人认为是为了清除反对派)。由于措施不到位,一些贫困户无处居住,在国际上再次引起批评。[4]由于土改、出兵刚果(金)和对国内政治反对派采取压制手段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大国对穆加贝极为不满。它们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措施,国际组织又停止经援,津巴布韦陷入政治、经济和外交的严重危机。

第一次选举胜利后,穆加贝曾发表电视讲话,声明将在新的津巴布韦实现平静、团结与和解,呼吁津巴布韦的白人与黑人一起重建国家,并让原来领导过镇压游击队的种族战争的白人将军沃尔斯中将继续留任。他明确表示:“我们不想把任何人赶出这个国家去。”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概括起来,独立后,特别是在第一个阶段,津巴布韦采取了以下政策来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津巴布韦国家民族的凝聚力。

保障各民族的基本权利,尊重各族传统领袖和保护各民族语言 1979年宪法用《权利宣言》的形式规定,不分种族、部落和性别,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代表了在白人统治下所有弱势群体的共同期望。尽管存在资金问题,它还是向农村地区的选民提出土地改革的前景。穆加贝在独立后不久即召集主要民族的酋长开会,呼吁他们当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起建设津巴布韦。他还分别从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中各任命5名酋长担任政府参议员。宪法规定,按《酋长与首领法》,部落酋长和首领保留一定的行政权力,在省级酋长议会以咨询者资格行事。[5]酋长制度是非洲的传统政治制度。这种保留酋长制是在尊重历史传统以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国家统一。

近年来,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实行一些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津巴布韦教育体育文化部和津巴布韦土著语言促进会正致力于制定少数民族土著语言课程大纲,以便将这些语言纳入学校的考试计划。津巴布韦土著语言促进会成立于2000年,一直致力于游说政府将6种地方少数民族语言纳入本国的教育体系中。土著语言促进会秘书长伊弗里姆·马可瓦提表示,此课程纲要涵盖6种土著语言,即文达语、卡兰加语、通加语、索托语、纳姆比亚语和尚加尼语。通过不同地区的酋长、地方社区、议员以及教育体育文化部官员的合作,政府已通过决议,同意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地方小学里教授这些语言。这无疑是一种建设性政策,既可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也可维护多元文化。[6]2009年,政府通过《本土语言法案》(Indigenous Language Bill),以保障土著语言的存在和津巴布韦的文化多元性。

对恩德贝莱族采取合作态度 穆加贝自己出生于一个绍纳族家庭,并一直担任曾以绍纳人为主体的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在组建内阁时,他安排了5名人盟成员担任部长职务。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民盟和人盟的残废游击队员均可享受抚恤金;新政府甚至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坚决打击少数极端的民族分裂者。[7]在1985年的选举中,民盟在绍纳人占统治地位的5个省的得票率都在90%以上,而在恩德贝莱族居住的南北马塔贝莱兰,民盟只获得12.9%和14%的选票。[8]同时,在马塔贝莱兰地区还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冲突之后,津巴布韦决定成立民族联合政府。这一明智之举将恩德贝莱人纳入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社会契约中。实际上,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在有关民族发展等核心问题上的政策与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是一致的。1987年12月,两党达成“合并协议”(Unity Accord),组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其政治局的12名成员中,有4名为前“人盟”党员,其中3名为恩德贝莱人。[9]人盟的原领导人恩科莫曾表示:“我们以两党合并作为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基础。”[10]两党合并后,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加快。

对白人实行了“宽恕和不咎既往”的政策 新政府对白人实族的“宽恕和不咎既往”和“赎买”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宪法在保障白人的权利上有特殊规定(这些规定在兰开斯特开会协商期间确定)。议会分众议院和参议院,众院共100个议席,其中80%经普选产生,20%由白人单独选举。参院共40个席位,其中10个由白人选举产生。其次,吸收原罗得西亚政府总理史密斯参加议会工作,穆加贝与史密斯保持工作联系。此外,政府还保留原白人政府军队司令沃斯特的职务。[11]再次,白人农场主一直享受着大笔低息贷款的优待,这种补助多达6905万罗得西亚元,“而且还允许他们当中的钱以后拖欠不还”。根据农业资金公司1979年的报告,倒账和令人怀疑的债务达到其收入的24.6%。如果按照正常的经营规则,相当多的白人农场主会因为经营不善而陷入破产的境地。最后,穆加贝的新政府还包括两名白人领袖:作为工商部长的罗得西亚阵线党的戴维·史密斯和农业部长的丹尼斯·诺曼(经济作物农场主联合会主席)。内阁的这种人员安排保证了白人的利益,使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白人集团松了一口气。[12]1987年9月,津巴布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白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享有保留席位的规定。政府在1988年又增补了白人部长,致使政府内共有3名白人正副部长。这种制度安排的意图十分明显:津巴布韦既需要白人的管理技能、科学技术和私人资本,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还需要以此来吸引西方政府的援助。

在土地问题上对白人采取权宜之计 土地问题是独立时的津巴布韦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1920年代初,平均每个白人占有的土地是黑人的30倍,1940年代是37倍,1970年代是19倍。根据统计,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时,黑人与白人的比例是20∶1,到1980年,两者的比例是25∶1。在人口比例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将总数为9640万英亩的土地划给白人和黑人各4500万英亩。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并非出于经济考量,但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安排。当时的白人农场主约6000名,他们占有的土地则是黑人的数十倍。更有甚者,这些农场主有的根本不在津巴布韦,只是挂名的土地所有者。这些土地包括大批外国拥有的庄园,属于英美公司、伦敦-罗得西亚公司和利比格斯公司之类的英国和南非的公司。兰开斯特谈判历时3个月,在土地问题上几乎失败了。英国最后同意在“愿买愿卖”原则的基础上为土地改革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政策安排为后来的矛盾与动乱埋下了种子。

尽管白人控制了经济命脉,种族矛盾尖锐,由于新政府采取相对宽容的民族协调政策,不仅避免了国家经济的崩溃,也未出现莫桑比克独立时大量白人外逃的局面。然而,正确的分配土地对新政府来说是重要的。这一工作只能留待以后来做。由于“愿买愿卖”这一条规定的约束,政府无力面对白人农场主的抵抗。在1980—1990年间,只有71000户家庭分到了土地,而计划目标是162000户。

不容置疑,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民族政策带来种族和谐、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教皇也对津巴布韦的政策大加赞赏。他指出,津巴布韦制订种族协调政策,既让白人参与政治,制止了种族冲突的发生,又给予白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些都堪称非洲楷模。[13]

土地问题:从民族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进入1990年代后,政治开放带来不稳定状态,经济进入困难时期,民盟-爱国阵线执政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土地问题。1990年代初,大批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黑人老战士已届退休年龄,纷纷向政府提出“分地”要求,解决大部分黑人的土地问题成为政府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1992年,津巴布韦议会通过《土地征购法》,废除了“愿买愿卖”这一条款,以加速土改进程。该法授权政府可以强制征购土地,以用于再分配;同时对被征购的土地给予公平的补偿。土地所有者如果不同意征购当局提出的价格,他们有权向法院提出上诉。政府计划通过“自愿”的原则赎买白人的土地,安置16.2万户黑人家庭。然而,白人农场主援引法律条文拒绝出让土地,在1992—1997年间,土地所有者的反抗加强。英国政府也不兑现提供资助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出面干预,土改进程远未达到既定目标,黑人群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中的不满逐渐滋长。1980—1995年间,津巴布韦政府仅购得白人农场土地330万公顷,安置了7.3万户黑人农民。

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开始对民盟-爱国阵线的长期统治产生厌倦情绪。1996年选举投票率只有31.7%,这说明了民众对穆加贝政府的支持已趋冷淡。国外的批评也在增多。针对国外的不满,穆加贝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我发现我的人民将我看作是压迫者或暴君,我会恨死我自己。我们的制度尽可能地允许个人享受自由。我们不仅仅是容忍白人,我们接受他们。”[14]1997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断然否认保守党以前在《兰开斯特大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15]穆加贝对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气愤,他表示:“我们将拿走这些土地,同时我们不会为此付款。我们的这些土地从未出卖过,我们何以能将它们买回来?如果英国政府想要赔偿的话,请她给我们钱,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些钱转给她的孩子。”[16]

1998年,民盟-爱国阵线坚持还地于民政策,召开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国际捐助会议,启动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计划,赢得农村黑人的支持,但引起反对党、工会和右翼势力及西方大国的不满。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于1999年成立后,很快就开始挑战民盟-爱国阵线的统治地位,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仅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险胜民革运。“一个动员起来了的农民阶级和一个拥有解放斗争历史的民族主义政党将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局面:4500名白人农场主控制了42%的农业用地,而120万户黑人家庭靠41%的土地维生。”[17]这是津巴布韦进入21世纪时面临的现实。

2000年,津巴布韦政府就无偿征用白人农场土地的修宪条款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未过半数。民盟-爱国阵线在随后的议会选举险胜后,穆加贝将土地修宪案交给议会表决并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上万名老战士强行占领了1200个白人农场,因此发生多起冲突事件,相当多的白人离开了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国内事务部长要求老战士从占领的农场撤走,最高法院也通过裁决:命令占地者在一天时间内离开所占农场,并指示警察帮助将占地者撤离。穆加贝却对黑人老兵的做法表示支持:“我们要让白人知道,土地属于津巴布韦人。”[18]这种态度引起英国政府极大的不满。英国政府甚至准备了飞机,以在必要情况下将白人农场主撤离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政府在所谓“快速土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征用了约980多万公顷土地,安置了26万农户,因而对安抚无地黑人农民、稳定局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

然而,这种强行征收白人土地而不付赔偿的方式以及过激求快的手段使白人农场主受到伤害,大批白人离开了津巴布韦。这些白人的撤资或出走不仅损害了津巴布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同时使作为津巴布韦经济支柱和主要外汇来源的烟草业和玉米生产受到严重损失。与此同时,由于白人的农场分到农民手上,这种化整为零的转变使农业生产力受到很大影响。更为复杂的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农业生产的下降引起了大量农业工人的失业,西方国家大肆抨击津巴布韦的土改政策,一些国际组织也对津巴布韦停止了经济援助。

2002年津巴布韦大选前,欧盟派观察员监督津巴布韦大选的建议遭到穆加贝总统的拒绝。2002年2月,欧盟和美国宣布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对穆加贝总统及他的19位亲信实行制裁,一年内不许他们到欧洲旅行;冻结了他们的财产;停止出售或供应武器及相关商品给津巴布韦。2002年9月,被制裁的津巴布韦官员增加到79名。2003年和2004年,美国政府分别对违犯制裁规定的美国公司实施处罚,并列出实施制裁的津巴布韦公司名单。[20]

2005年9月12日,由民盟-爱国阵线控制的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国有化并剥夺土地所有者的上诉权利。这一行动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并损害了一部分津巴布韦人的生活条件。穆加贝表示,这一重大决定是为了履行执政党民盟-爱国阵线上台时的诺言,这是一项关键性的改革,目的是为了矫正前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种族主义结构;不能允许白人农场主在津占据所有肥沃土地。2006年11月,政府给予黑人农民99年的土地租赁期,并指出白人农场主不要指望得到政府的补偿。尽管有500名白人农场主仍然决定留在津巴布韦,数千名白人移往邻国甚至尼日利亚。2006年11月,津政府宣布了一项针对被剥夺土地的白人农场主的赔偿方案。白人农场主的商业组织号召其成员不要理睬这一方案。[21]

土地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问题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津巴布韦的稳定和发展。土改对津巴布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抗不能解决问题,强制或能暂时解决问题,却后患无穷;合理、合法、有效和有序的土改才能真正促进津巴布韦全民的利益。津巴布韦政府已经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22]民联-爱国阵线与民革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获得了对政权分享的一致看法,最后以组建联合政府渡过危机。

[1] 《兰开斯特大厦协定》是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谈的结果,于1979年12月21日签署。会谈(1979年9月10日至12月15日)由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主持,津巴布韦各派政治力量代表参加了会谈。会谈就三个问题达成协议:独立宪法大纲、独立前期的安排以及各方停火协议。 具体参见“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caster_House_Agreement。
[2] Blood and Soil: Land,Politics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in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ICG Africa Report No.85,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04,pp.26-29,44-45. 1981年,英国在召开津巴布韦重建与发展会议时曾承诺提供6.3亿英镑的资助。然而,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拒绝向津巴布韦政府提供资助。
[3] 这两家机构提出的贷款条件是放宽国家干预,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福利补贴,裁减冗员。根据农业改革非洲研究院主任萨姆·莫约的研究,许多津巴布韦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是导致粮食价格增高和失业的原因。随着不满增加,这种情绪被民盟-爱国阵线中更激进的派别所利用。Sam Moyo,“The Land Occupation Movement and Democratisation in Zimbabwe: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0:2(2001).
[4] 关于这一行动,参见Zimbabwe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Zimbabwe & Zimbabwe Council of Churches,The Zimbabwe We Want: “Towards a National Vision for Zimbabwe”, September 18,2006,p.50。
[5] 维克托·纳普主编:《各国法律制度概况》,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708页。
[6] “Zimbabwe: Promote Minority Languages”, The Herald (Harare),OPINION,March 7,2007,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703070130.html; “Ministry works on indigenous languages syllabus”,http://www.chronicle.co.zw/inside.aspx?sectid=1368&cat=1
[7] 何丽儿:《津巴布韦的部族矛盾和穆加贝的部族政策》,《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第9—13页。
[8] 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第121页。
[9] Masipula Sithole,“Ethnic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Zimbabwe: From Confrontation to Accommodation”, p.146.
[10] Elsie B. Washington & Valerie Vaz,“Zimbabwe Building a Nation”, Essence,October,1989.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264/is_n6_v20/ai_7943681
[11] 津巴布韦政府后来发现沃尔特将军策划政变,将他驱逐出境。
[12] The Times (London),March 13,1980.
[13] 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第119页。
[14] Financial Times (London),24 October,1996.
[15] 1997年10月,穆加贝在会见布莱尔时满怀希望能得到英国政府曾答应的用来买地的2.5亿英镑。然而,布莱尔以津巴布韦的买地计划不能使穷人受惠为由拒绝提供这批钱。关于双方的分歧,参见Blood and Soil: Land,Politics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in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p.57.伦敦声称已经提供了4400万英镑的资助,而津巴布韦的卫生部长提姆希·斯坦普斯称英国提供的资助仅为1700万英镑。
[16] The Guardian (London),October 15,1997.
[17] Yusuf Bangura,“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should be rejected”,The Herald-Zimbabwe News Online,http://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newsview.nsf/0/455776F48F8CD19EC1256C1C003F2BBE? OpenDocument 
[18]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30,2000.
[19] Blood and Soil: Land,Politics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in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pp.75-94. 
[20] Blood and Soil: Land,Politics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in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 pp.96-100. 
[21] afro News,“White farmers snub Zimbabwe compensation”,November 16,2006. http://www.afrol.com/articles/2269.
[22] afro News,“Zimbabwe rivals open talks”,June 19,2007,http://www.afrol.com/articles/2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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