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非洲内陆探险的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创造了前提条件。1860年代的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技术成果对后来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具有很大影响，即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奎宁的发明。

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了。虽然欧洲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兴建铁路，但横贯大陆的铁路却还是世界上第一条。这条铁路给人们以启示，非洲内陆的开发可以通过铁路来进行。70年代，这样的建议先后提出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业已使它尝到了甜头，有人提出要开辟一条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铁路，连接阿尔及利亚和西非内陆，以控制非洲的内陆贸易。这一计划得到了查里斯·费雷西内(后于1879年出任总理)的支持。1878年，当保罗·索内耶特为寻找合适的南方终点站到达塞内加尔时，布里埃尔总督又说服他将塞内加尔-尼日尔线纳入他的铁路计划。^[1]1879年，毛里斯·卢维尔成为专门报告这两条铁路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报告人。^[2]虽然这些线路的计划后来被搁置，但非洲铁路的前景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和掠夺的野心。据统计，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投资修建的铁路在1855年只有140公里，1865年才有760公里，到1885年已达7030公里。^[3]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为世界经济的沟通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欧洲到亚洲和澳洲的贸易航程大大缩短。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7300公里，汉堡到孟买缩短了7400公里，马赛到孟买缩短了8600公里，这就相应缩短了航运时间，节省了运费。对于运河的开凿，英国人坚决反对，所以雷赛普先生筹集的资本中，英国人未出一便士。但运河修成后，英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1870年英国人就预言，它的成功“恐怕远远超过它最热心赞助人最乐观的希望”，这一预言很快得到证实。难怪1875年英国首相狄斯累利在没有经过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毅然决定通过罗德希尔德公司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买下了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握有的全部股票。^[4]

英国人关心这条运河的控制权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这条运河位于通往印度的主要航线之上;二是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刺激而兴起的埃及植棉业大部分是英国资本掌握的。为此，英国不遗余力地控制埃及，首先从财政入手，最后实行了武装占领。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和货运量的增加，运河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更大了。以1879年为例，通过运河的船只已达2263300吨，其中1752400吨是英国船只，占总吨位的77.4%。这些船只来往于英国与远东(特别是印度)之间，而在1880年代，1/5的英国海外投资在印度，近1/5的英国出口商品在印度销售，这条运河对英国资本的利益关系太大了。而海底电缆把非洲与欧洲连到一起，钢铁暗轮的出现也使运输更为便利了。^[5]

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技术也不断提高，而对于在非洲活动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来说，最大的福音还是奎宁治疗热带病的效用。在此以前，热带病对欧洲人威胁之大可从以下一些数字看出来：在黄金海岸，1719—1760年欧洲人的死亡率是20%，其中最高的1720年为40.8%。柯廷对西非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欧洲人作了较详细的统计，其中包括传教士、探险家、官员和士兵，得出的数字是：1787—1850年到西非访问或定居的欧洲人死亡率为43.3%，其中，1804—1825年到塞拉利昂的传教士的死亡率高达60.5%;1830—1832年、1835年、1841—1842年到尼日尔河的三支探险队的死亡率平均为44.7%;1822—1825年，黄金海岸的政府官员的死亡率达45%。塔罗奇通过对英军医部门的记录和陆军部记录的整理，曾提出了一个报告，塞拉利昂(包括冈比亚)驻军1817—1836年的死亡率为48.3%;开普殖民地驻军1823—1826年死亡率高达66.8%。^[6]1854年英国政府和商人莱尔德共同赞助的一支勘察队在拜基医生的率领下在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上航行了4个月。由于适当地服用奎宁，整个探险队无一人死亡。由于奎宁的普遍使用，放弃了用放血和水银治疗热带病的旧方法，欧洲人的死亡率下降了50%—100%。^[7]

这些科技成果大大加快了瓜分的步伐。这样，在非洲内陆的探险陡然增加了。19世纪上半叶共进行了21次考察，1851—1860年进行了27次，1861年—1890年则进行了160次之多。^[8]

综上所述，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1873年深刻的经济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到来，对欧洲在非洲的商业资本瓜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技的进步和勘察非洲的完成则为瓜分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的内在原因。

[1] J.D.　Hargreave,West　Africa　Partitioned,Vol.1,London,1974,p.31.
[2] J.D.　Hargreave,“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　History,Vol.1:1(1960),p.105.
[3] 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斯竹等译),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76年,第631页。
[4] 约·阿·兰·马里欧特:《现代英国》(姚曾廙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43—145页;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中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78页。
[5]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中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78—282页。
[6] H.M.Feinburg,“New　data　on　European　mortality　in　West　Africa:　The　Dutch　on　the　Gold　Coast,1719-1760”,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5:3(1974),pp.357-371.
[7] P.　Curtin,et　al.,African　History,From　Earliest　Times　to　Independence,London,1978,p.445.
[8] 苏斯曼诺维奇:《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文志玲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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