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生产的强化过程中，非洲形成了三个经济区域：沿海地区、单一经济产品区和粮食作物生产区。这种划分不仅是一种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的划分，而且促成了同一个殖民地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并形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

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由于以下三个因素很快成为殖民宗主国经济的附属体。第一，它具有早期商业的经历，如几内亚沿岸的一些城镇很早就有丰富的贸易经历。同时，持续400年的奴隶贸易也加深了这一地区的商业习惯，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一批对西方经济利益和运作规律相对较为熟悉的非洲人群体，这些人成为了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第二，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公司或商号在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各种商站和据点。这些商站有自己的仓储和运作方式，有的甚至形成了欧洲人的社区及其服务设施，欧洲人对沿海地区较为熟悉。第三，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地的政治中心都设在沿海城市，如法国西非殖民地的首府达喀尔、英属西非的主要据点拉各斯和阿克拉、葡属殖民地的首府卢安达和洛伦索-马贵斯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将非洲殖民地与世界经济中心联系起来的关键枢纽。

单一经济产品生产区　这包括经济作物生产区和矿物生产区。在一些内陆地区，经济作物的生产成为殖民地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些经济作物大部分是经过种植的，亦有天然作物。举其要者，埃及的棉花、加纳的可可、尼日利亚的棕榈产品、塞内加尔的花生、比属刚果的橡胶、坦桑尼亚的咖啡和棉花等。这些经济作物的唯一用途就是用于出口。^[1]概括而言，五种因素促成了这些经济作物的集中生产：税收、自然环境、交通贸易网、产品价格和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第一，如前所述，殖民政府根据自身的需要，以各种手段(包括强迫)迫使当地的大量居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最为常用的手段是通过税收。第二，当地较为适宜的自然环境为这些经济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可可是1878年引进的，到本世纪初，黄金海岸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可可生产地区。这与其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第三，殖民地的各种基础设施为经济作物的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交通与贸易网络的形成。第四，经济作物直接与世界市场相连，市场价格刺激了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第五，这些殖民地早在欧洲入侵前就以农业生产为主，对农作物的生产可谓是驾轻就熟。

矿产品的生产区一方面吸收了更多的投资，同时各种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也相对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在殖民统治时期并未为从事矿产品生产的非洲人带来什么好处，但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却为这些地区的民族带来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粮食作物生产区　更多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出口经济作物生产对非洲传统生产方式的摧毁力是巨大的，一些非洲人纷纷从传统的农业耕作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然而，用于出口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越多，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就越少。这样，粮食作物的生产在有的地区被遗忘，有的地区在1930年代即出现了粮食短缺。从整个殖民经济体系而言，这一地区是投资最少的，基础建设最差的。可以说，欧洲人通过出口经济作物或矿产品摧毁了非洲人自然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漠视广大人民的生存。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的民族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

从现代经济结构的角度看，这种劳动力分工并非坏事。遗憾的是，由于对不同地区采取的厚此薄彼的差异经济政策，因此带来了以民族集团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如肯尼亚的基库尤族(虽然他们在殖民军队中不如坎巴人那样受到殖民当局的信任)和乌干达的巴干达族在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均优于当地其他非洲民族，这种优势也反映在殖民地公务员的职位方面。由于这种优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在独立后的国家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分配上，这两个民族都占有优势。^[2]这种以民族集团为基础的不平等使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难题，亦为地方民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条件。^[3]

城市化的因素　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非洲殖民地的城市化。殖民主义统治的基本目的是榨取殖民地的资源，社会后果之一是促进了城市化。殖民税收制度将从事农业或牧业的非洲人驱赶到城市。土地对非洲人的生存十分重要。来到城市后，他们的生存方式起了根本的变化。一般来说，他们希望找到与自己的故土有关系的人，这是一种共同的愿望。在都市环境没有根基的非洲人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成立了一些地区或族体组织，以联络故土的乡亲。这些组织最初成立时是一种福利组织，为自己的成员提供生活保障或就业机会，提供殖民地当局不能提供的福利条件和心理依靠。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有些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压力集团。有的在独立后成为地方民族主义的阵营，如约鲁巴的行动派。殖民统治下的一些措施也加强了各族体的自身意识。这些措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传统统治方式引进城市，使部落制度得以强化。1950年代，数万劳工来到卢安夏亚(Luanshaya)从事矿山工作。这些人作为契约劳工从事井下作业，分别来自英属、比属和葡属殖民地。如果他们签订几年的合同，矿山主提供食宿，并发给相应的工钱。为了对工人进行管理，矿山主决定建立一种与传统社会服务系统相适应的体系。他们在各个招工地区以优越条件雇用了一批当地的贵族或长老，由公司提供特别的住房和服装。这些人来自各个地区的皇室家族，是传统政权的代表者。公司要求他们代表矿山劳工，并通过他们来管理劳工。这些人在矿山仍保持着在农村地区的那种尊严和权威。这实际上是将“部落”制度移植到工业环境中来的一种尝试。^[4]

[1] 以尼日利亚的棕榈产品为例。从1900年到1960年,棕榈油的出口增长了四倍;棕榈核从1900年的85000吨增至1960年的400000吨。棕榈产品的出口金额从1900年的1500000英镑到1960年的4000000英镑。
[2] Nelson　Kasfir,“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Uganda”　and　Donald　Rothchild,“Ethnic　Inequalities　in　Kenya”　in　Victor　A.　Olorunsola,ed.,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Africa,pp.51-148,289-321.
[3] 关于非洲地方民族主义,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220—284页。
[4] 这种尝试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运作。然而,当矿工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时,他们的管理毫无作用。工人向他们扔石头,并指责他们与欧洲人站在一边。参见A.L.Epstein,Politics　in　an　Urban　African　Communit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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