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以非洲的“独立年”而载入史册。

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除了加纳(1957年)和几内亚(1958年)较早独立外，共有17个国家在1960年独立，它们是喀麦隆、多哥、刚果(金)、马达加斯加、索马里、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正因为如此，1960年被称为“非洲年”，以纪念众多的非洲国家赢得独立。

非洲独立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最好由非洲人自己来回答。

1974年几内亚比绍推翻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几内亚比绍的36岁的卡洛斯·米兰达是一位普通人，参加过反抗葡萄牙人的独立战争，并被葡萄牙人俘虏过。他在回答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戴维·拉姆时谈了自己的感受：

你问我殖民主义和独立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好，我告诉你吧，差别大得很!现在夜里我可以放心地上床睡觉了，睡得很香。我不用害怕秘密警察。我也不用向葡萄牙人致敬了。现在，我可以毫无畏惧地同白人谈话。　以前，白人与黑人从不交谈。但是，此刻我很愉快地同你这位白人坐在一起，以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同你谈话。这就是我们为之斗争的目的——受人尊敬的权利。我们并不恨葡萄牙人民，只恨葡萄牙政府。即使你是葡萄牙人，我也仍然乐于同你坐在一起，因为现在我们平等了。^[1]

戴维·拉姆的评论是“独立给了他一件无价之宝——自尊”。

就非洲大陆而言，从隶属于他国的殖民地转变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大事，也标志着从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演变为独立国家的政治体制。殖民主义被推翻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政治前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殖民主义的终结并不会导致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非洲国家才能真正发展。

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对非洲的关键影响之一是非洲大陆依附特征形成。

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2]

这一后果构成了我称之为“现代化虚拟起步”的重要特征。

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这种依附性严重影响了非洲大陆独立后的发展。1960—1980年，尽管非洲的发展一直在持续，并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就(后面将提及)，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经济结构的完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非洲发展进程缓慢而曲折。萨米尔·阿明曾经在分析从1960—1980年这20年里非洲发展中的问题时特别指出了这种“依附性”，并认为这种依附性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边缘化。这种依附性表现在区域之间日趋不平等，非洲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在扩大;非洲社会内部的收益不增的情况更加恶化，占人口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占有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公共财政日益困难;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增长;在经济管理中“非洲化”程度极有限;农业生产的相对停滞。^[3]

这种依附性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未完全克服，反之，非洲的贫困似乎在加深。如果我们取1981年到2004年这一段时间看，非洲生活在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非洲人口在1981年为1.6753亿，1984年为1.9978亿，1987年为2.228亿，到2004年，贫困人数已达2.983亿。^[4]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民并没有享受正当的政治权利，政治利益寡头集团往往与外国势力相勾结，使国内政治演变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从而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局面，甚至造成动乱或战乱。非洲人民的经济利益也受到跨国公司的掠夺和本国财团的盘剥。尽管传统社会在努力地调适自己的社会功能，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颇显无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带来各种消极后果。

独立后的非洲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处理民族和国家的基本挑战，这实际上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现代化”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如何管理现代国家的挑战、经济资源公平合理分配的挑战和国家-民族建构的挑战。

现代国家的建构和管理对任何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如何通过加强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将一个毫无约束力的殖民地领土和体制接收过来并进行有效管理?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使国家能集合在一起并发挥最大的效率?这是政治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人民团结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和泛非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黏合剂。然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面临着新的任务：如何对国家疆域内的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参与到新的国家建设中来?非洲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局面。既有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各种遗产，也有前殖民宗主国为保持自身优势设置的各种障碍。本书第二章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

经济发展是目前国际社会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重要指标。本书第三章将探讨非洲经济发展历程。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是一个必须体现在各个公民身上的实在不过的问题。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实际问题。不言而喻，非洲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公平正义成为加纳等国家取得进步的动员口号，也成为广大人民从改革中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国家个案中有关罗林斯统治时期的加纳复兴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罗林斯政权的肯定。尼日利亚作为石油大国，虽然经历了发现蕴藏着巨大自然资源的欢愉，却也因为这一巨大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而饱受指责。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安哥拉。有关资源国家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研究给予人们一张清晰的图画，说明了资源分配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民族(下文简称为民族)建构的完成。民族建构的挑战对非洲国家而言更为严峻，因为相当多的国家是在以前没有联系的殖民地的框架中产生的，各种地方民族、部落、村社以及社会集团以前都聚集在殖民地政府之下。然而，推翻殖民主义统治以后，这些不同的民族、社会集团需要新的吸引力。如何整合这些人以形成现代民族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本书将在第四、五章中对有关现代民族建构的问题进行理论和个案的探讨。通过对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对国家民族的整合作用、新南非和津巴布韦民族政策的比较以及卢旺达民族政策的负面影响等方面的分析，力图分析非洲国家面临的现代民族建构的挑战。

非洲的一体化进程具有与其他大陆不同的特点。主要特点之一是非洲的大陆性与种族性，另一个特点是其历史进程的相似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合理性。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的非洲一体化进程既是对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泛非主义运动的具体落实，也大大激发了非洲人民的解放和发展意识，加强了他们对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虽然其发展曲折，但这一组织为非洲大陆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1] 戴维·拉姆:《非洲人》(张理初、沈志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2]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3] 萨米尔·阿明:《非洲二十年来的经济变化》,《西亚非洲》,1980年第2期,第24页。
[4] World　Bank　Report,2007.　转引自李小云主编:《中国与非洲:发展、贫困和减贫》,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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