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援助体系逐步成型的冷战时期，一些西方领导人就明确表达了发展援助的用意。

肯尼迪在1961年宣布：“现有的外国援助远不能让人满意，我们要在下一个发展的十年中，改变世界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命运，使有朝一日，人类不再需要所谓的外国援助。”^[1]这种宣示冠冕堂皇。然而，在同一年，他也没有掩饰美国援助的真实意图：“对外援助是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影响和控制、并且支持许多本来肯定要垮台或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的一种方法。”^[2]尼克松总统在1968年竞选时也明确表示：“让我们记住，美国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科芬(Coffin)说得很明白：“我们基本的、广泛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上的目标，决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为受援国的私人企业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从而确保在国外的私人投资，特别是确保美国的投资受到欢迎和优待。……问题在于要估量用哪种方式可以使发展项目给美国的总体利益带来更大的贡献。”^[3]

今天的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掠夺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援助的目的也主要是政治、外交、经济和人道方面。这种充满着自身利益的目的往往在“援助”的光环下去争取达到。^[4]现今的西方领导人似乎更具有“道德”感。2005年7月在英格兰举行的八国峰会上，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将消除非洲贫困的议题列在议事日程的首位。戈登·布朗在向非洲人解释他的大推进援助计划时说：“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将帮助你们获得开展贸易的能力，这不仅是打开一扇门，更是让你们获得跨进大门的能力。’”^[5]这种表态很有意思。首先，他对非洲经济史一无所知。非洲人的贸易经验早于英国的诞生，穿越撒哈拉的商道早已存在。其次，他对早期英国与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史一无所知。早在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前，尼日尔河河口的贾贾国王不仅控制了当地棕榈油贸易，而且要求英国商人要缴纳税款，并自行将大量棕榈油直接运到英国销售。当英国代理领事约翰斯顿命令贾贾停止向英国商人征税时，贾贾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英国外交部提出抗议。约翰斯顿在得到英国外交部关于放逐贾贾的批示后，决定用欺骗的方式和超经济手段将这位颇有头脑和能力的本土商业竞争者制服。1887年9月18日，这位代理领事致函贾贾，邀请他到哈里森兄弟公司的商站开会：

我以友好的精神请你参加会议。因此我向你保证，无论你明天接受或拒绝我的建议，都不会对你施行监禁，你一听完英国政府的指示，就可以自由离开。如果你不来参加，那就要对你毫不客气，把你当作英国的敌人看待。我将宣布把你废黜，并把你的市场转交给博尼人。如果你明天参加会议，我立誓担保你能来去自由，决不食言，但如果你不来参加，我就要按照你被控的罪状给你判罪，并立即执行惩罚。^[6]

贾贾就这样上当受骗了。为了消灭这位强大的竞争者，英国人用阴谋将他骗到船上后送到黄金海岸的阿克拉进行审判后，被送往西印度群岛。^[7]再次，布朗有意忽略了援助给非洲人带来的各种弊端。用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首席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知道援助的胡话，但他们仍然如此兜售。”^[8]

对外国援助的害处，一些理智的非洲人心知肚明。一位肯尼亚的议会议员曾尖锐地指出：

外国援助给非洲带来的坏处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非洲无法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制定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今天，非洲的发展计划已经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回廊里划了数千英里。令人悲哀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制定这些发展计划的‘专家们’是那些与当地非洲现实毫无接触的人。^[9]

他的话一语中的。对援助理论进行过激烈批评的威廉·伊斯特利对制定发展援助或改革计划的人最精典的一句批评是：“计划者们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态度(通常是无意识的)。”这两位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

威廉·伊斯特利既是一位实践者，也是一位学者。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在世界银行工作了16年。作为熟谙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运作方式的学者，他近年来多次对国际援助体系提出批评。他发表的一部专著《白人的负担》的副标题是“为何西方援助他国的努力为害甚多而增益甚少”(中译本将副标题翻译为“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伊特利斯在这本书中对援助的计划者提出了各种批评，如援助者指手画脚的行为，援助供养着糟糕的政府，援助官员不能及时为穷人送去他们急需的东西，盛气凌人的态度和自以为是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问责制等，但他的批评读起来有点隔靴搔痒之感。他在探讨最有效的援助方式时提出了以下五点具体措施。

(1) 让每一个援助者对单独的个人负责，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帮助贫困者发展。

(2) 让援助机构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探索什么样的援助有效。

(3) 根据探索的结果进行试验。

(4) 根据从目标受益人群得来的反馈和科学的检测进行评估。

(5) 奖惩分明。为有效的干预取得更多的资金，对无效的干预拨回资金。每一个援助者都要在所做的好的方向上进行不断的拓展和专业化。^[10]

能够对以往的经验进行反省当然很好，但为什么除了“从目标受益人群得来的反馈”这一条提到了受援助人的作用外(这还是一种被动的作用)，其余都与受援者无关呢?为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受援者的主观能动性呢?这不还是援助者在自我设计吗?一个与援助者无关的计划是否会成功，我持怀疑态度。很显然，伊斯特里自己在同一本书中犯了西方国家存在的习惯性的“自以为是”的错误。

[1]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2]③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1页。
[3]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
[4] Roger　C.　Riddell,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　Oxford　University,2007,pp.94-106.
[5]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6] 艾伦·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上海师范大学《尼日利亚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8页,注释1。
[7] Micheal Crowder, ed., West Afric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8, pp.119-123; Micheal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71, p.216. 还可参见艾伦·伯恩斯《尼日利亚史》,第222—229页。
[8] 转引自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9] New　Africa,June　1992,p.20.　George　B.N.Ayittey,Africa　in　Chaos,Macmillan,1999,p.275.　
[10]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2、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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