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困难在整个非洲大陆随处可见。尼日利亚的遭遇更为悲惨。货币贬值，价格飞涨，内债与外债攀升，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教育水平下滑，腐败增加，从而导致了政局动荡。尼日利亚历史学家托因·法洛拉指出：“结构调整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与本国政府的计划结合了起来。这是自独立以来，经济改革中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尝试。它导致经济上出现无法想象的灾难、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抗议与暴力活动盛行。尼日利亚与债权国的关系虽因此得到了改善，但结构调整计划削弱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增加了外债，允许资本外流。”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当时不断吹捧结构调整计划所取得的收益，但“这些政策在医治国家严重的经济病症上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最终失败，尽管政府拒绝承认”。^[1]

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非洲发展中非常关键的减贫方面，它的影响也主要是负面的。结构调整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贫困人数的增加。以日均生活在1.08美元以下的国际贫困线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人口总数1981年为1.68亿，1987年达到2.17亿，1998年增加到2.98亿。第二，人民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由于结构调整取消了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救济、价格补贴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加剧。1980—199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学净入学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第三，就业机会减少，贫困民众生计更加艰难。在1975—1995年间，失业率大幅上升，从10%升至20%—22%。在1980—1986年间，非洲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3.6%。婴儿成活率(即每千例成活率)有所下降。^[2]坦桑尼亚中央银行行长恩杜鲁的研究发现，1980年代中期，非洲人的寿命增长过程有所减缓。^[3]

第四是债务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非洲国家的外债不断增加，特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实施的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洲的外债形势严重恶化。1980年代初，非洲的外债为1200亿美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3400亿美元。《非洲发展报告》的统计数字有所出入，但也反映出非洲外债的严峻形势。1980年非洲外债总额为1233.39亿美元，1990年达到2887.73亿美元，1996年上升到3385.10美元。1980年外债还本付息额为189.77亿美元，1990年为277.38亿美元，1997年上升至325.30亿美元。1980年代，非洲外债总额平均年度上升9.1个百分点，债务本息支付额平均年度上升14个百分点。^[4]虽然美国在1989年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后减去了1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0亿美元债务(占其撒哈拉以南非洲债务43亿美元的小部分)，法国也在会前宣布1990年代减免35个国家近24亿美元的债务，但1993年非洲外债仍然高达2004亿美元，1994年为2107亿美元，是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2.8%，相当于当年非洲出口总额的254.5%。根据1995年世行报告，1994年底，28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出口之比高于200∶1。^[5]

在进行结构调整的30多个非洲国家中，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状况不佳。从理论上说，经济自由化应该为那些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带来好的效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在那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如刚果(布)、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调整和改革的效果也不理想。^[6]结构调整要求深化经济自由化和加快私有化进程，加上中央政府简缩编制和下放权利，因而出现了政府职能萎缩、非政府组织涌现和民众参与政治等现象。经济自由化破坏了国家控制(垄断)资源的基础，也刺激了重新分配资源的要求;精简机构和放权可以减少公共开支，但却使政府工作效率降低，加之政府自主能力逐渐丧失，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和相应的公信度。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滑坡使得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贫困化，不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能者加入贫困化队伍。这些累积的社会不满既成为了非洲经济改革和寻求非洲自我解决办法的动力，也成为非洲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之一。

结构调整给非洲带来的诸多恶果可以通过1990年1月15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德德吉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大厦的讲话中看出。他指出公共开支的削减导致非洲的社会发展方面受到各种影响。教育与卫生费用在1980年占总开支的25.2%，到198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1.9%。1960年，非洲文盲人数约1.24亿，到1985年为1.62亿。独立以来，非洲曾在儿童入学和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成就“在80年代几乎丧失殆尽”。他也通过各种数据抨击了结构调整在经济方面造成的负面效应。1980年非洲经常项目赤字为39亿美元，8年结构调整之后，赤字已达成203亿美元。在1980年代，非洲出口额和出口单位价值每年平均下降1.6%和2.3%，进口额年均下降2%，后半期年平均下降3.5%，进口单位价值则年均上涨2%。贸易条件年均下降4.1%，相当于出口收入每年损失10%。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5.1%上升到1988年的21.9%。“‘正统’结构调整方案据称能够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是非洲经验证明恰恰相反。”^[7]

尽管世界银行不承认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并尽一切努力来补救，但这一计划的结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却是不言而喻的。^[8]结构调整计划为何会失败?首先，这是一个出自世界银行的报告，由熟悉西方改革并持有“西方中心论”的学者完成。由于没有考虑非洲的实际情况，加之存在各种偏见，这一计划的失败不可避免。第二，结构调整计划设想非洲的改革可在真空中完成，即它丝毫未考虑非洲的现实如持续内战、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缺失等内在条件的存在。第三，非洲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经济改革在没有政治改革(包括多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第四，这一计划将复杂的经济改革等同于一种典型的技术改革，似乎只要完成一些可计量的指标即可。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因此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阿伊特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医生”和“错误的护士”通过　“错误的方法”用“正确的”药品去治疗非洲的病症。^[9]不管他的分析是否完全正确，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非洲在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时，却经历着边缘化过程。这突出表现在投资减少和债务增加两个方面。在1980—1990年间，外资减少或投资撤出。以英国为例，139家公司中的43家开始从非洲撤资;日本对非洲经济也持悲观态度，1980年代驻肯尼亚的日本公司从15家降到2家。美国也减少了它在肯尼亚的投资。^[10]正如阿德德吉指出的：“1989年非洲所获资金注入继续减少，主要是商业银行借贷、私人直接投资和出口信贷逐年减少。虽然各种官方发展援助略有增加，但无论在实际价值和名义额上都不足以扭转资金流入净额下降之势力。”他在综合了国际金融组织的净流出、资本抽逃、实际还本付息额和贸易盈亏的总数并与官方援助净额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1989年非洲的资金损失总额为55亿美元。^[11]私人贷款和出口信贷严重下降。私人贷款占非洲资金流量的比例从1980年的24.6%下降到1989年的6.8%。^[12]

对结构调整计划的间接影响须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认识。虽然结构调整计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但它对后来出现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却有所推动。研究表明，尽管新自由主义学派曾预言结构调整将促进非洲的经济增长，实践证明这一预言并未落实。然而，它对非洲的政治发展有所促进，主要表现在那些欢迎结构调整计划的独裁国家或军人统治政权。这些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政治气氛的变化与结构调整直接有关。结构调整对非洲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由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势力要求放松国家控制的压力，非洲国家权力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大削弱。这种国家权力的削弱既表现在政府公共开支的减少，也有政府管理人员的削减，还有相应政府部门的删减。这种削弱不仅大大削弱了本来就不强的政府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减少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在多方面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或方式寻求帮助，从而造成了地方民族主义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扩展。结构调整计划对动员公民社会这一方面的影响也相当明显。^[13]

[1] 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沐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72—176页。
[2] 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3—96页;李小云主编:《中国和非洲的发展与缓贫:多元视角的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13—15页。
[3] Benno　J.　Ddulu,et　al.,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1960-2000,Volume　1,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p.34.
[4] UNCTAD,“Debt　sustainability:　Oasis　or　mirage?”,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2004,p.6;　AfDB,AfricaDevelopment　Report　2000,pp.225-226.　转引自杨宝荣:《债务与发展:国际关系中的非洲债务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35页。
[5] A.A.Gordon　&　D.　Gordon,ed.,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Africa,p.116.　非洲局势恶化使粮食危机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参见P.Lawrence,ed.,World　Recession　and　the　Food　Crisis　in　Africa,Westview　Press,1986.有关数据还可参见《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60页。
[6] Jo　Ann　Paulson,ed.,　Afric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Volume　2:　Reform　Experience,Macmillan,1999.关于坦桑尼亚的情况,还可参见本书第八章。
[7] 《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62页。关于结构调整计划在塞拉利昂、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效果,可参见Rukhsana　A.Siddiqui,ed.,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1990s-Challenges　to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Westport:　Praeger,1997,pp157-87,168-171.
[8] 例如,世界银行在1983年、1984年和1989年先后发表了三个有关结构调整的报告后,又于1994年发表了《非洲的调整:改革、结果和前进道路》,以挽回名誉。参见World　Bank,Adjustment　in　Africa-Reforms,Results,and　the　Road　Ahead,Oxford　Unviersity　Press,1994.
[9] George　B.N.Ayittey,Africa　in　Chaos,Macmillan,1999,pp.246-259.
[10] John W. Harbeson & Donald Rothchild, ed.,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95, pp.44-45.
[11] 《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61页。
[12] 唐宇华:《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第49页。
[13] Obioma　M.　Iheduru,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Democracy　in　Africa,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99,pp.10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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