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成为独立后的首要目标。几乎所有的非洲政府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化进程之中,有的继承了殖民主义统治后期的一些工业化设施,有的则由于发现了新的出口资源产品而卷入了新兴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开发、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和博茨瓦纳的铜矿等,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工业化的新机会。然而,这些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出现了一些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种情况是因强调工业化而忽略农业。由于缺乏农业的相应支持,这种工业化有很大的缺陷。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有的是将重点投资方向放在资源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赞比亚的铜矿等,从而形成了产业的单一化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铜曾在赞比亚占到出口产品的90%。1977年,世界市场上铜的价格大幅下跌,实际价格下跌到20年的最低点。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下跌给赞比亚政府带来了极大困境。1975年以前,赞比亚政府的岁入一半来自铜,到1978年1月,铜所提供的收入等于零。[1]有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兼顾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如肯尼亚和博茨瓦纳。独立前的肯尼亚需要从外国进口多种城市用的生活必需品。独立后,肯尼亚政府利用本国原料和从外国进口的原料与中间产品来生产这些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如纺织品、化学产品、纸张、油漆、肥皂、糖、塑料、汽车配件等。制造业发展迅速,1964—1970年间年增长率为7.7%,1970—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9%。加工工业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2]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无疑对独立后非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其消极作用也非常明显。第一,工业化发展战略片面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根本改善。第二,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忽视农业,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促使一种恶性循环的产生。农业落后不仅使粮食短缺,也大大降低了农村的购买力,影响了国内工业产品的销路,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发展的后劲。第三,与重视工业相联系的城市化使城乡差距迅速扩大,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也促使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一种畸形的城市化。第四,一些国家选择的工业项目,规模和技术水平与本国现有的经济水平相差太大。由于缺乏资金,政府过度依靠借债和外来投资,从而加强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3]第五,在以资源工业为重点的国家,过于依赖石油或矿产使国民经济围绕资源产业发展。用托因·法洛拉的话来说,在尼日利亚,“来自石油的收入形成了国家发展的‘单一经济’模式。石油成为经济的中心,来自石油的收入确保了国家对进口的依赖”,这种形成中的资源依赖的格局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4]
从独立以来,非洲人口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为粮食供应带来很大压力。虽然农业生产增长率有所增加,但非洲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却是全球各地区最低的。从1970年到1977年,非洲农业年增长率为1.3%。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将发展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以尼日利亚为例。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至关重要。然而,农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1960年为63%,到1976年,下降到23%。[5]由于忽视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逐年下降,农产品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60年占80%,1970年占30%,到80年代初,出口值仅占5%左右,主要是可可出口。独立后人口不断增长(增长率2.5%),而粮食增长率却只有1.8%。由于粮食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率,其结果只能是通过进口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进口费用快速增长。1962年为1698万奈拉,1971年为8791万奈拉,1975年达到2.78亿奈拉,1981年已超过20亿奈拉。食品进口费用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大,1971年占10%,1979年占20%,1982年进口粮食300万吨,其中谷物进口量比1974年增加了近6倍。虽然尼日利亚政府意识到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并先后于1972年实行过“促进全国粮食生产计划”,1976年开展过“养活国家运动”,但因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收效不大。[6]这种过份依赖石油工业的发展战略既给尼日利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也使其经济陷入了危机(参见第十一章)。
表3-1 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单位:%
续 表
表3-2 1969年和1984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公路长度
单位:千公里
表3-3 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公共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及1960—1970年和1970—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单位:%
表3-4 1950—1980年城市人口在非洲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1] 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 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88页。
[2] 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7—71页。
[3]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1970年的债务为60亿美元,1980年达到843亿美元,1993年为2004亿美元,1994年达到2107亿美元。参见World Bank, Africa's Adjustment and Growth in the 1980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9, p.20; World Bank, World Debt Tables, 1994-199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4, p.216.有关中国学者关于非洲债务的研究,参见安春英和杨宝荣的著作,但两位学者关于非洲外债的数目说法不尽相同。一种说法是1970年为60亿美元,1980年达到500亿美元。参见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另一种说法是1970年非洲外债为110亿美元,1980年初达到1200亿美元。参见杨宝荣《债务与发展:国际关系中的非洲债务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4] 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沐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34页。关于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可参见陈宗德、吴兆契主编:同上书,14—19页;安春英:同上书,第85—89页。
[5] 吴慎娴、吴兆契:《非洲的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西亚非洲》,1981年第1期,第44—49页;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6] 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2—186页。
[7] 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非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第13页。
[8] 转引自杨劲:《在象牙海岸经济“奇迹”的背后》,《西亚非洲》,1982年,第28页。
[9] Claude Ake,A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Essex: Longman,1981,p.115.
[10] 关于非洲人口史的研究,参见Dennis D. Cordell and Joel W. Gregory,ed.,African Population and Capitalism-Historical Perspectives,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 关于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舒运国《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章专门论及高速增长的当代非洲人口,第20—56页。
[11] 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 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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