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224 评论：0

工业化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成为独立后的首要目标。几乎所有的非洲政府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化进程之中，有的继承了殖民主义统治后期的一些工业化设施，有的则由于发现了新的出口资源产品而卷入了新兴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开发、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和博茨瓦纳的铜矿等，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工业化的新机会。然而，这些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出现了一些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种情况是因强调工业化而忽略农业。由于缺乏农业的相应支持，这种工业化有很大的缺陷。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有的是将重点投资方向放在资源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赞比亚的铜矿等，从而形成了产业的单一化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铜曾在赞比亚占到出口产品的90%。1977年，世界市场上铜的价格大幅下跌，实际价格下跌到20年的最低点。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下跌给赞比亚政府带来了极大困境。1975年以前，赞比亚政府的岁入一半来自铜，到1978年1月，铜所提供的收入等于零。^[1]有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兼顾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如肯尼亚和博茨瓦纳。独立前的肯尼亚需要从外国进口多种城市用的生活必需品。独立后，肯尼亚政府利用本国原料和从外国进口的原料与中间产品来生产这些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如纺织品、化学产品、纸张、油漆、肥皂、糖、塑料、汽车配件等。制造业发展迅速，1964—1970年间年增长率为7.7%，1970—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9%。加工工业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2]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无疑对独立后非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其消极作用也非常明显。第一，工业化发展战略片面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根本改善。第二，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忽视农业，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促使一种恶性循环的产生。农业落后不仅使粮食短缺，也大大降低了农村的购买力，影响了国内工业产品的销路，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发展的后劲。第三，与重视工业相联系的城市化使城乡差距迅速扩大，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也促使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一种畸形的城市化。第四，一些国家选择的工业项目，规模和技术水平与本国现有的经济水平相差太大。由于缺乏资金，政府过度依靠借债和外来投资，从而加强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3]第五，在以资源工业为重点的国家，过于依赖石油或矿产使国民经济围绕资源产业发展。用托因·法洛拉的话来说，在尼日利亚，“来自石油的收入形成了国家发展的‘单一经济’模式。石油成为经济的中心，来自石油的收入确保了国家对进口的依赖”，这种形成中的资源依赖的格局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4]
从独立以来，非洲人口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为粮食供应带来很大压力。虽然农业生产增长率有所增加，但非洲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却是全球各地区最低的。从1970年到1977年，非洲农业年增长率为1.3%。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将发展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以尼日利亚为例。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至关重要。然而，农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1960年为63%，到1976年，下降到23%。^[5]由于忽视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逐年下降，农产品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60年占80%，1970年占30%，到80年代初，出口值仅占5%左右，主要是可可出口。独立后人口不断增长(增长率2.5%)，而粮食增长率却只有1.8%。由于粮食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率，其结果只能是通过进口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进口费用快速增长。1962年为1698万奈拉，1971年为8791万奈拉，1975年达到2.78亿奈拉，1981年已超过20亿奈拉。食品进口费用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大，1971年占10%，1979年占20%，1982年进口粮食300万吨，其中谷物进口量比1974年增加了近6倍。虽然尼日利亚政府意识到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并先后于1972年实行过“促进全国粮食生产计划”，1976年开展过“养活国家运动”，但因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收效不大。^[6]这种过份依赖石油工业的发展战略既给尼日利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也使其经济陷入了危机(参见第十一章)。

表3-1　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单位：%

续　表

^a1980
^b1959—1961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John　Sender　and　Sheila　Sm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1986)，p.96.
在工业化过程中，一些非洲政府采取的政策实际上鼓励了跨国资本的渗透，而对本国的民族资本并未提供多少机会。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喀麦隆和塞内加尔为例。从1959年到1970年，埃塞俄比亚工业实收资本中，外国资本占43%，由外国控制的股份还不断增长。肯尼亚工业产品中外国公司的也占多数。据统计，1971年肯尼亚的工业产品中，外国分公司生产的至少占43%。喀麦隆的情况更为严重。从1974年到1975年，喀麦隆的工业公司中有71%属于外国所有。在1970年代初期，塞内加尔85%的现代工业属于外国所有。^[7]《非洲秘闻》在1979年8月1日的报道中引用的一项资料认为，法国资本控制了科特迪瓦现代经济中企业资金的45%，法国资本攫取了科特迪瓦全部工业利润的81%。^[8]

表3-2　1969年和1984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公路长度

单位：千公里

资料来源：John　Sender　and　Sheila　Sm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1986)，p.92.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试图规范或降低外国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尼日利亚在1973—1977年曾多次发布旨在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的修正案。特别是1977年的补充法案将尼日利亚的工业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种包括技术含量比较低、要求资本也不多的门类，这一类共有40种行业，全部留给尼日利亚人。第二种57种行业，外国人可以作为经营伙伴，但尼日利亚人至少要占到股份的60%。第三种属于高技术类型，共有39种，如造船业和机动车制造，这些行业容许外国人经营，但40%的股份需由尼日利亚人掌握。在一些关键的行业如石油开采和银行业，尼日利亚股份必须占到60%以上。^[9]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寻求经济独立的努力并不十分奏效，主要因为外国人掌握着技术，这种对技术的垄断使得尼日利亚的经济独立政策难以贯彻落实。

表3-3　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公共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及1960—1970年和1970—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年均增长率

单位：%

^a公共消费包括所有各级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用于国防安全的投入。
^b　1970—1981
资料来源：World　Bank　1978　and　1984.　John　Sender　and　Sheila　Sm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1986)，p.83.
上述表格说明各非洲国家政府在公共开支方面的扩大。根据实际情况，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在独立后掌握了各个方面的权力，它们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支持相关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与国家有关的机构，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本国企业的投资，如补助、保护或是某种刺激手段。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公共开支在1982年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这从某个角度说明了政府对垄断权力的运用程度。
独立给非洲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化的迅速发展。^[10]据联合国的统计，1950年非洲的人口为2.19亿，198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6亿，非洲人口在30年内增长了一倍多。人口增长导致了城市化的膨胀。这种情况在独立后的非洲尤其突出。在同一时期，非洲城市人口从3200万增加到1980年的1.33亿，相当于1950年的5倍。

表3-4　1950—1980年城市人口在非洲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Pattern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growth”，Population　Studies，1981：68，p.159.
从上表可以看出，非洲城市人口呈膨胀趋势。南部非洲的城市化最为突出，但这一情况早在1950年代即已存在。虽然后来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比较平缓，其主要原因是从19世纪末发现了钻石和黄金以来，矿业的开发将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廉价矿工。白人农场主对土地的占有和流动劳工的形成是城市化的另外两个原因。北非的城市化有历史的原因并受生态的影响，因为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绿洲地区。中非的城市化主要也是因为铜矿及其他矿业开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西非的城市化集中在拉各斯、达喀尔和阿克拉等几个重要城市。东非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因此它的城市化人口比率相对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的首都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例如，从1960年到1970年，金沙萨的人口每年递增12%，阿比让每年递增11%，蒙罗维亚每年递增10%，达累斯萨拉姆每年递增9%，内罗毕、拉各斯和洛美每年递增8%。^[11]整个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到1980年大约增加了一倍。

[1] 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　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88页。
[2] 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7—71页。
[3]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1970年的债务为60亿美元,1980年达到843亿美元,1993年为2004亿美元,1994年达到2107亿美元。参见World Bank, Africa's Adjustment and Growth in the 1980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9, p.20; World Bank, World Debt Tables, 1994-199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4, p.216.有关中国学者关于非洲债务的研究,参见安春英和杨宝荣的著作,但两位学者关于非洲外债的数目说法不尽相同。一种说法是1970年为60亿美元,1980年达到500亿美元。参见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另一种说法是1970年非洲外债为110亿美元,1980年初达到1200亿美元。参见杨宝荣《债务与发展:国际关系中的非洲债务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4] 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沐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34页。关于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可参见陈宗德、吴兆契主编:同上书,14—19页;安春英:同上书,第85—89页。
[5] 吴慎娴、吴兆契:《非洲的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西亚非洲》,1981年第1期,第44—49页;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6] 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2—186页。
[7] 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非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第13页。
[8] 转引自杨劲:《在象牙海岸经济“奇迹”的背后》,《西亚非洲》,1982年,第28页。
[9] Claude　Ake,A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Essex:　Longman,1981,p.115.
[10] 关于非洲人口史的研究,参见Dennis　D.　Cordell　and　Joel　W.　Gregory,ed.,African　Population　and　Capitalism-Historical　Perspectives,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　关于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舒运国《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章专门论及高速增长的当代非洲人口,第20—56页。
[11] 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　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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