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法语国家的全国会议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的政治传统。来自不同集团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唇枪舌剑，寻求通过宪法，决定未来的国家形式;会议发表主权宣言，使自己成为国家最高权威，给自己的决定增添了法律效力;对现有制度的严厉批评不受限制，增强抵抗运动的信心，旧政权也因此衰落。

刚果(布)的发展同贝宁的成功改革最为相似。冷战期间，以德尼·萨苏-恩格索(Denis　Sassou-Nguesso)将军为首的军人政权，把刚果改造成了一个人民共和国，拥有集权政府和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破产而终止。1990年拉波勒峰会召开时，刚果总统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诺推行政治改革。1991年2月，总统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召开了全国会议，有来自各个政党和团体多达1 200人的代表参加，一直持续到6月。政府在此期间一次次地遭到挫败：先是奥旺多(Owando)主教得到了会议主席职位，然后是会议宣布自己拥有最高权力并任命了一个过渡政府来起草新宪法、组织多党选举。新的自由宪法于1992年3月生效，数月后，帕斯卡尔·利苏巴(Pascal　Lissouba)于1992年7月当选为总统。

全国会议在马里和尼日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3月，马里发生了抗议活动，反对已统治国家长达22年之久的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独裁政权，在首都巴马科酿成了流血骚乱。在阿马杜·图马尼·杜尔(Amadou　Toumani　Touré，简称ATT)上校领导下，军队发动了政变，和民主运动迎面走到了一起。政变组织者很快就决定同民众抗议力量合作，双方任命了一个联合过渡政府来召集全国会议。大会持续了两周时间，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一个选举法案和一个关于政党的宪章。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4月举行的大选，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当选总统。科纳雷两任期满之后，阿马杜·图马尼·杜尔赢得了2002年选举，继任总统，2007年获得连任。2012年大选之前，他因政变被迫下台。

邻国尼日尔在尼亚美召开了持续三个多月的全国会议(1991年7月29日—11月3日)，1 000多名与会代表通过任命一个过渡政府组织选举，取代了原来的政府。会议通过决议：废除《国家宪章》，终止宪法，解散国民议会和执政17年之久的以军人为主体的政府，组成为期15个月的以谢富·阿马杜(Cheiffou　Amadou)为首的文官过渡政府。1993年2—3月，先后举行了独立以来首次多党议会和总统选举。然而，由于该国北方的图阿雷格人起义和军队的反对，新的民主政府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加蓬的奥马尔·邦戈(Omar　Bongo，1935—2009)总统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经历了全国会议之后还能继续掌权。他出身于该国内地的一个小部族，在加蓬独立之际，作为中立者得到了法国人的器重。1967年上台后，邦戈禁止了所有政党，然后建立了唯一的政党来领导国家。他通过向不同民族背景的精英成员提供不断扩大的国家机构中的职位，来确保潜在反对者的忠诚。与此同时，法国向邦戈政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有助于保持加蓬政治领域内的稳定。不过，他还是觉察到了变革的迹象，早就决定要组织召开全国会议。会议开始之后，反对派基本上没有意识到会议提供的机会。因此，政府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局面。尽管大会的召开制定了新宪法、引进了多党制和相对的出版自由，但全国会议满足于顾问角色，因而没有提出关于统治权的声明，也没有直接限制总统的权力。在加蓬自由的政治环境中，邦戈赢得了1993年和1998年两次大选。

尽管全国会议是通向更大程度民主的第一步，但是，在几乎每个国家(加蓬除外)的反对派成功地用民主治理体制代替威权体制的过程中，军队的作用证明是决定性的。在贝宁和刚果(金)，政府军对这些变革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在马里，军队先是自己夺取了权力，但愿意把它移交给民主政府。在尼日尔，军队明显不愿合作，给文人政府制造了麻烦。与贝宁接壤的小国多哥，军队坚定地支持1967年就上台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　Eyadéma)将军，使其在1991年7—8月召开的多哥全国会议之后继续掌握政权。当局命令会议辩论暂时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军队以强硬态度同分裂的国内反对派以及大会任命组织选举的过渡政府进行交涉，使埃亚德马政权一直延续到2005年。布隆迪在1993年6月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总统和立法选举，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政党(布隆迪民族阵线)终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从而结束了图西人少数派垄断政府的局面。

一些法语国家通过召开全国会议、立宪和选举来进行政府的交替，公民自由和社会团体不断增加，如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团体及其他社团等。现在，这些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团体作为压力团体，在表达民众的诉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以贝宁为法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滥觞，背后支持者是法国，而且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即不这样做就得不到援助。这种非民主化的依赖性本身就暴露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明显的事例是2010年底至2011年初科特迪瓦出现的“一国两主”局面，最终由法国出兵协助将西方所支持的瓦拉塔(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同时将巴博(Laurent　Koudou　Gbagbo)送至荷兰国际刑事法院受审。

几乎所有曾属于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的政府取得独立后，都大量地依赖法国和比利时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很多非洲总统在国内的权力都建立在其与法国政府的关系上，因此，正确地解读巴黎发出的信号，成为一个政治上生死存亡的问题。刚果(金)稍有不同，是因为除了比利时，美国也介入了。该国独立后的几次分裂危机都让刚果人民认识到要推翻西方所支持的政权极其困难。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主权国家并没有终结，人权意识越来越高涨。民主化运动是推动非洲法语国家人权意识高涨的催化剂。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发达国家其实远比发展中国家表现更加突出，但非洲国家的主权却在西方人权旗帜的招摇下遭到践踏。众所周知，驻扎在加蓬、吉布提、科特迪瓦和马里等国的法国军队，保护的不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美国也同样如此。与此相对的是基地组织和反政府武装，是造成整个地区动荡的隐患。因此，非洲国家今天面临的挑战不比独立初期遇到的更少。这就再次促使非洲一体化的加快建构与发展，非盟应致力于挖掘植根于非洲大陆的民主传统并代表全体非洲国家的利益。当然，这是另外章节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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