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与会的126个成员国对文化作出以下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的有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1]
不同国家的人民都十分重视对自身文化进行保护,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即便是在今天许多物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譬如,在马里的很多城市和乡村,很多人都有记录伊斯兰教发展历史的古手抄本。廷巴克图、加奥、杰内、尼奥罗(Nioro)、加拉罗( Garalo)和曼法拉(Manfara)等地都有。还有手抄本图书馆,如:廷巴克图的阿赫迈德·巴巴中心(CEDAB)、马马·海德拉图书馆(Mamma Haidara)、丰多·卡提图书馆(Fondo Kati)和加奥的凯比尔图书馆(El Kébir)。此外,马里还有很多岩画景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基达尔地区的阿德哈尔(l'Adrar des Iforas,Kidal)、卡耶地区的巴乌雷(Baoulé National Park,Kayes)和多贡地区的邦贾加拉悬崖(Bandiagara Cliffs, Dogon),阿德哈尔是马里撒哈拉地区岩画艺术的中心。[2]
非洲文化的第一次觉醒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性(Negritude)”文化运动,是属于法语非洲的文化。第二次是马里的阿赫迈德·巴巴图书馆的阿拉伯文手稿项目。前者表明了对法国殖民主义文化的抗争,后者又反映了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伊斯兰文化的复兴。除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自己的本土文化,这些本土文化不仅延续至今,而且随着媒体和旅游业的发展,也呈复兴的兆头。正是这些不同文化的冲突、交织和融合,决定了非洲文化事业发展的多元性。
《马里宪法》在序言中就写道:“……马里人民坚定地维护民族文化及语言多样性,努力致力于生活质量的改善、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3]马里还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UNESCO,2001),是最早批准该公约的18个国家之一。但把文化多样性和拒绝全球化等同起来,或者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对旧文化形式的留恋,这些是错误的做法。”[4]“黑人性”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承认自己是黑人并为此感到骄傲。它是一种文化,不仅是非洲黑人,而且也是美洲黑人,甚至是亚洲和大洋洲黑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精神和道德的、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总和。[5]黑人性文化运动是一场由讲法语的黑人知识分子、作家和政治家领导的文学和意识形态运动,倡导者是来自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的艾美·塞泽尔(Aimé Césaire,1913—2008)、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桑戈尔及圭亚那的莱昂·达马(Léon Gontian Damas,1912—1978)。
为了使黑人学生拥有更多的机会就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桑戈尔、塞泽尔和达马在1934年9月1日创办了《黑人大学生》(L'étudiant noir)刊物。他们利用这个论坛,在理论上进一步强化了《正当防卫》(Legitimate Défense,1932年创刊,只出了一期)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拒绝同化和维护黑人个性这两个强有力思想观点,开始描绘出黑人精神的轮廓。[6]“非洲个性”是非洲文化传统的精髓。作为新一代黑人青年,他们宣告不愿再像其长辈那样顺从地接受殖民制度的奴役和同化,他们认为那种消极、被动的态度只会助长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感和泯灭黑人固有的个性。他们所希望的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从殖民制度的精神枷锁中彻底挣脱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生活,才能证明并实现黑人的存在价值及其对人类有所贡献。
《黑人大学生》杂志一直坚持到1940年法国沦陷时才停刊。在1934年至1940年的6年间,他们写下了许多富有黑人传统精神内涵和风格的诗文,其中不乏传世的经典之作。譬如,达马在1937年出版的诗集《色素》(Pigments)被誉为是第—部带有黑人特征的法语诗集;塞泽尔在1935年第三期《黑人大学生》中创造了Negritude一词并赋予它积极的含义,该词后来出现在他的主要诗集《回乡札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1939)中,因此,“Negritude”这个词普遍被认为出现在1939年。桑戈尔的第—部诗集《阴影之歌》(Chant d'ombre)中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在30年代中后期写下的。
《黑人大学生》杂志的倡导者与《正当防卫》杂志的倡导者所从事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其特征之一是对殖民地化的回应,即对欧洲缺少人道的控诉并拒绝西方的统治及其思想。二是针对认同的危机,提出了“接受并骄傲地成为黑人”,有提升非洲历史、传统和信仰的价值的作用,并对恢复非洲人的尊严和自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用非常现实的文学风格表达非洲的传统文化。因此,Negritude又被称为“黑人文化传统”。
这一运动虽然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仍可被视为一种争取非洲人权的斗争,具有普世的意义。法语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更是用来作为称颂非洲、描绘非洲、创造非洲的工具。在非洲国家独立后,法语不仅继续创造了非洲文学的繁荣,而且造就了一批讲法语的非洲精英。非洲精英又创造性地运用了法语,不仅用它来为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大陆讴歌与呐喊,而且用它来塑造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桑戈尔就是用“黑人性”这个概念作为共和国的框架,选择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以此证明塞内加尔在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非洲个性”。
“黑人性”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塞内加尔的穆斯林阿里乌内·迪奥普(Alioune Diop,1910—1980)于1947年创办了杂志《非洲的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后来发展为出版社(Editions Présence africaine,1949),出版了非洲法语国家知名作家的作品,如喀麦隆作家蒙哥·贝蒂(Mongo Beti)、几内亚作家威廉姆斯·萨希纳(Williams Sassine)、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 1906—1989)、黑非洲电影之父乌斯曼·桑贝纳(Ousmane Sembène,1923—2007)、桑戈尔和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等,它还是第一家用法语翻译出版非洲英语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出版了如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等人的作品。《非洲的存在》在发表非洲人的著作、宣传非洲文化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7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法语国家文化技术合作署(AGECOP,1969年成立)在贝宁的科托努(Cotonou)举办的文化部长会议上强调两点:一是有必要将法语定位为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的方法和工具;二是法语国家之间的交流可以了解对方文化、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富有成果的对话。[7]
[1] 引自阿米娜塔·埃达拉(Aminata Haidara,马里文化部部长技术顾问):《马里文化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吴曦译),2011-09-27, http://www.culturalink.gov.cn/portal/pubinfo/001/20110928/351561e23aec42b08c85ff4da3ee93c8.html。
[2] 这种艺术在19世纪为世人所了解,随即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可以参考克里斯蒂·杜比(Christian Dupuy)编写的基达尔地区的岩画目录,参见L'art rupestre de l'Adrar des Iforas (Mali): chronologie et filiations culturelles. Annales de la Fondation Fyssen, n°4, 1989, pp.25-38.
[3] 1992年国会通过的La Constitution du Mali:Preambule,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 /public/ documents/cafrad/unpan002746.pdf#search=′Constitution du Mali′
[4] 阿米娜塔·埃达拉:《马里文化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5] 张宏明:《黑人传统精神产生的历史氛围——论美洲黑人运动、思潮对黑人传统精神运动的影响》,《西亚非洲》1994年第3期,第50—57页。
[6] 《正当防卫》杂志是以埃蒂安·莱罗(Etienne Léro,1910—1939)、泰鲁斯·莱罗(Thélus Léro,1909—1996)、朱利斯-马尔塞勒·门内罗特(Jules-Marcel Monnerot)和勒内·梅尼勒(Réné Ménil,1907—2004)为首的马提尼克大学生在巴黎创办的。他们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宣言”第一次从政治、种族和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黑人问题。《正当防卫》杂志的作者们以超现实主义理论为武器抗拒白人的种族歧视、文化同化和捍卫黑人固有的个性及其尊严。他们在“宣言”中写道:“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超现实主义。”事实上,他们所创办的刊物的名称——《正当防卫》,也是袭用了超现实主义创始人、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924年发表的著作名。布勒东本人也指出,安的列斯大学生所从事的事业是与他的运动相平行的。《正当防卫》杂志的作者所信奉的超现实主义理论对日后黑人传统精神运动的倡导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黑人性运动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理论依托之一。桑戈尔指出《正当防卫》不仅是一份杂志、一个文化组织,而且是一种文化运动。《正当防卫》杂志在法语黑人知识分子中正式揭开了“新黑人运动”的帷幕。
[7] Fernando Lambert,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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