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法语非洲文化和伊斯兰非洲文化的觉醒之后,非洲法语国家开始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在非洲法语国家中,或许没有比塞内加尔更法国化的,但只有5%—10%的人靠法语为生,85%的人是用沃洛夫语(Wolof),其中65%的人母语是沃洛夫语,20%用沃洛夫语来交流。由此有人惊呼:“非洲人民不再是讲法语的。”[1]但非洲法语国家的精英显然是讲法语的。
目前,流行音乐、电台和电视以及越来越多的电影用非洲语言来表达,反映了非洲文化的生命力。一些非洲本土语言成长壮大,不仅开始进入课堂,而且从口语发展为书面语,如邦巴拉语(Bambara),同法语一样不仅可以用于教育,而且可以用于新闻媒体。在不少国家,多份日报并存,而且本土语的比重在加大,如马达加斯加最近将法语版的日报改成双语版的日报,即法语和马拉加什语版(Malgache)。[2]可见,非洲本土文化的兴起并不排斥已有的西方文化,而是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非洲有宣传自己的杂志,1960年首发于突尼斯的《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已经遍及世界各国及各个大学和相关研究院。1972年创刊于达喀尔的《阿迷娜》(Amina),每月发行10万份,吸引着100万女性读者,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其对“非同寻常的”女性人物的报道及有关时尚与美容的精美版面,完全出自非洲人自己的审美观且符合他们自己的消费心理。
广播是非洲最主要的传媒方式: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只要1 000非洲法郎(相当于1.5欧元);许多成人不认字,交通不便使报纸的邮递困难重重,而九成的家庭没有电视。地方新闻、农业指导、辩论、通告等等,在这个文化口授的非洲,广播电台起着文字媒体的作用。法国与加蓬合办的非洲第一广播电台(Africa No.1,1981)以其音乐节目及年轻的风格博得了相当高的收听率。巴尼瓜拉广播电台(Banikoara,1994)仅仅是1990年以来在贝宁百花争艳的140家广播电台之一,而在15年前,这里还只能收听到用法语播送的国家广播电台。在马里可以收到多达150个广播电台,多哥60个,塞内加尔50个。由于它们仍在上升中,所以,这些数字并不确切。总之,经过民主化进程和技术的飞跃,加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非政府组织和发展署等机构的资金支持,非洲法语国家的媒体发展迅速。
电视频道也迅猛增长。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30个频道,贝宁有6个。以马里为发射基地的、非洲自主运营的“阿非利加有线”(Africable,2004)卫星频道于2001年问世。它向10个非洲法语国家免费放送,力图跨越国界,向人们提供一个全方位了解非洲的途径。[3]
非洲法语国家独立后,本土文化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在首都,各国都建立了国家文化中心和剧院等,如达喀尔的丹尼尔·索拉诺(Daniel Sorano),阿比让的国家艺术中心的城市剧院,在其他地区有“青年之家”。后者不仅构成一个文化交流的社会网络,而且用非洲当地语言表演(口述文学、史料、唱歌、跳舞),成功地捍卫了本土文化。一些精英,如已故的塞内加尔剧作家兼导演乌斯曼·桑贝纳,在其执导的影片中多用沃洛夫语,不仅没有减少其观众,而且使非洲本土文化昭示于天下。非洲法语文学虽然比非洲英语国家的英语文学少,而且知名度小,但也已进入亚洲和欧美国家的大学。非洲法语国家的电影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并不逊色,布基纳法索的《梯莱》(Tiliai)荣膺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另外,瓦加杜古两年一次的泛非电影节(FESPACO)为所有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的电影人提供了相互交流、提高水平、展现非洲多元化文化的舞台。
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弘扬非洲文化的途径之一。埃达拉女士强调“马里旅游的基石是文化,是那些建筑和历史遗址”。人类是历史的建筑师,未来是由今天构筑的。我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作图,从无到有,也可以对现有的建筑物进行维护或改造。譬如,杰内大清真寺举行的每年一度刷墙的活动,不仅为城市增添新辉,而且增加了市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杰内城市人民的骄傲感由此而生。另外,古城遗址的修复工程也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非洲人的文化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文化传统到今天的本土文化兴起,均有一种力求摆脱法国文化(包括法语)控制的倾向(不是排斥这种文化本身,而是反对其霸权)。我们可以塞内加尔为例说明非洲法语国家文化上的融合与多样化发展的现代性。
法国殖民主义的逻辑是通过向非洲人介绍基督教、民主和自由贸易,可以把“黑色大陆”带入现代世界,由此推进其独特的文明使命。作为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著名诗人和哲学家,桑戈尔继承了一个由殖民主义遗产和属于不同民族、宗教和语言的人组成的国家。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稳定新生国家政权,而且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将其人民团结起来。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保持真正的黑非洲文化和情感,同时借用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为此,自1960年独立后,塞内加尔一方面保留了法国殖民主义时期的行政机构、教育机制与法律框架,通过了共和国宪法,实施了基于法国模式的民法,扩大了殖民统治时期数量有限的法语学校。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具有“黑人文化传统”的新社会,桑戈尔推动了黑人艺术运动的发展。他呼吁画家、剧作家、舞蹈家和音乐家用西方认可的现代方式及非洲固有的感性来进行创作,鼓励学者重新审视殖民前的历史以及塞内加尔的民俗和文化习俗,以便向世人展示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桑戈尔没有使伊斯兰教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而是发展了使穆斯林领导人及其选民更靠近政府和政策的机制。他与苏菲派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联系密切,在他的政府中任命了穆斯林多数和天主教少数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来自少数派的天主教徒,桑戈尔依靠与穆斯林合作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天主教徒、“传统人士”和穆斯林宽容的悠久历史使宗教团体比较容易共处,让他们看到自己是这个新国家整体的一个部分。
伊斯兰文化在塞内加尔人如何定义自己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有关苏菲派兄弟会创始人的壁画在城市街道上可以见到,正如来自中东的宗教典籍和物资属于非常抢手的进口货。在塞内加尔的法国政府官员向伊斯兰文化机构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但没有干扰穆斯林的法律、教育和宗教习俗。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的影响在社会各个领域更加明显,塞内加尔逐渐成为一种合成的非洲社会。尽管法语是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沃洛夫语却是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流的主导语言。虽然牛仔裤和T恤衫司空见惯,但绝大多数塞内加尔人还是穿不同样式的传统服装,愿意吃他们喜欢的塞内加尔饭菜。桑戈尔认识到,塞内加尔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和科学,但他懂得坚持非洲认同的重要性,即“黑色性”或“塞内加尔性”的新意识不得不从若干语言、宗教和民族的重塑中获得。[4]这正是塞内加尔实行文化兼容并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非洲的文化发展道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有自己的学术团体,1973年成立的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CODESRIA,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in Africa,总部设在达喀尔),经过300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评选,在182个国家的6545个智库的参选中,名列撒哈拉以南非洲第4、世界发展研究第29最好的智库。[5]2011年当选为该理事会主席的法蒂玛·哈拉克(Fatima Harrak)教授,是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她的语言能力和学术造诣堪称世界一流,相信该学术团体将在她的领导下更上一层楼。
学术的振兴是非洲文化复兴的重要层面,鉴于国际社会对非洲文本、特别是阿拉伯语的曲解,现存的法译本和英译本存在很多错误,法蒂玛教授说他们决定自己重新翻译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本。这又将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欢欣鼓舞和期待的“文化现代化”工程。
[1] Fernando Lambert,“L'Afrique Noire et la langue française”, Anthropologie et Sociétés, vol. 6, no.2, 1982, p.37-46. http://id.erudit.org/iderudit/006080ar
[2] 马达加斯加目前有三份日报,即Madagascar Tribune(法语,《马达加斯加论坛》),Basy Vava(马拉加什语,《杂谈》)和Takoritsika(马拉加什语,《辩论会》)。第一份是双语报纸(始于2012年1月19日,之前是法语报纸),后两份都是马拉加什语。
[3] 法国文化中心网:http://www.ambafrance-cn.org/非洲已动,媒体先行,2006年1月16日。
[4] Hilary Jones, “From East to West: Looking at Responses to Modernization in Senegal and Turke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acalester International, vol.15, 2005, pp.201-209.
[5] CODESRIA网站的报道与原报告不同,本文采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原始报告: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an23,2012), p.43 & p.49. http://www.gotothinktank.com/wp-content/uploads/2012/01/2011-Global-Go-To-Think-Tanks-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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