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充满了不平等，从个人到国家，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人为的，没有什么政治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就偏爱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就偏爱专制王权。法国学者艾曼纽尔·托德以家庭结构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把世界上的家庭分成四类：即自由与平等，自由与不平等，权威与平等，权威与不平等。平等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而权威和自由是指家长和子女之间的关系。^[1]如果按照他的分析模式，法国的家庭是自由和平等的，但其非洲殖民地的家庭却是权威和平等的。由此推理，非洲国家的基层并不缺乏民主，但独立后非洲法语国家的政府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专制或独裁现象。

非洲人有自己的民主传统，如根植于马里的邦库马纳村(Bancoumana)的“通替规”(tontiguis，简称ton)和“通博罗姆瓦”(tombolomois)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通替规”是一种地方自治组织，相当于村理事会，由村里的理事、有声望者和不同职业的代表参加，如“格里奥”^[3](Griot)等。“通替规”负责维护村里的公共秩序，譬如调解纠纷、调查事故，等等。组织村民讨论村务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这是一种直接的民主。“通博罗姆瓦”是村里的法官，由“通替规”指定两名负责人审理村里的诉讼案件，但谋杀和重伤不在其审理的范围内。他们作出的判决代表村集体的意志，因而得到全体村民的拥护。最后的判决出来后，还可以由“格里奥”来说情，以减轻对有罪者的判罚，这时的“格里奥”相当于现代的辩护律师。这些制度沿用至今，而西方的多党选举到20世纪末才开始植入，很多非洲人还很不习惯。这充分说明：民主不是外来的，选举不等于民主。

非洲法语国家挣脱殖民主义统治、赢得独立之后，国家领导人开始致力于本国及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没有质的变化。国家通过制定发展政策过多地干预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譬如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非洲农村广大地区本来就是集体化的，虽有浓厚的家族(clan)、部族(tribe)甚至王族(如贝宁)色彩，但其集体性是显而易见的，其纽带就是一系列的宗教和庆典仪式。

到2010年，除了吉布提(1977)、布隆迪(1962)、科摩罗(1975)和塞舌尔(1976)，其他非洲法语国家独立已有50年，但一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依然十分脆弱。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非洲国家领导人无能造成的，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除了气候和价格因素之外，多数非洲的粮食问题其实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粮食剩余的国家，如果联合国粮农组织是真正为解决世界上贫困人口饥饿问题而设立的，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譬如，2011年世界谷物总产量估计是23.27亿吨^[4]，同年世界总人口刚超过70亿，人均有330多公斤的粮食，已差不多够吃了。如果再加上非谷物类的粮食，如木薯、山药和大豆等根茎与豆类作物，粮食危机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世界上仍有约9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其中有2亿多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援助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计划的同时，更多时候是在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找实验场，或为那些发达国家的剩余农产品寻找出口市场。

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与美国一起高举“民主”与“人权”的旗帜，对非洲国家的政府施加变革的压力，使非洲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今天，法国也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的经济评估，后者按市场的准则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财务状况评价后给予降级，欧洲国家不得不屈从于美国、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准则，又何谓国家主权和民主?从这一趋势看，美国的霸权将颠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主和主权。

[1] Emmanuel　Todd,　La　diversite　du　monde:Famille　et　modernité,　Paris:Edition　du　Seuil,1999.
[2] Paolo　QUAREGNA,DVD　Le　bon　élève,　2006.
[3] 非洲大陆的历史大都从歌曲中流传下来。“格利奥”是一种世袭的职业,通常是本民族历史的传诵者。他通常身兼巫师、乐师及诗人。
[4] Record　high　cereal　production　in　2011　boosts　world　reserves,FAO　Cereal　Supply　and　Demand　Brief,09/02/2012,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wfs-home/csd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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