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非洲社会自20个世纪80年代后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因国际市场价格的不合理，即廉价的初级产品与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贸易不利于非洲经济的发展，债台高筑，加上席卷非洲大陆的旱灾，工业化发展陷入困境，既缺乏内部农业的支撑力又失去了外部市场的竞争力。但非洲的城市化不仅没有放慢脚步，而且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大陆。如努瓦克肖特人数从1960年独立时的5 000，增至70年代的12.5万，再至2003年的66万。由此可见，非洲的城市化速度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与其他国家和大陆的不同之处。

非洲近现代的城市化并没有惠及农村，以阿比让周围的农村为例，埃博里埃人村社(Ebrié　villages)以割让或出售社区土地的方式参与了阿比让的城市化及其扩大化进程，但那里的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待遇。所以，“二元社会”，即工业的相对富裕的城市和农业的贫困的乡村在非洲一些国家同样存在，只是多数非洲国家的城市包容了更多的乡村。

非洲法语国家的许多城市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是殖民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城市的延续，许多国家只是由原来的白人区和黑人区变成了富人区与穷人区。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城市有的是与殖民统治机构相联系，有的与工矿业相联系，还有的是从奴隶贸易时的港口发展而来的。巴黎的建筑学教授法萨希在所著的《黑非洲建筑》一书中，对1787—1960年期间的城市一概不提“非洲城市”，因为“那是殖民地建立的城市，是为宗主国服务的，是后者的延伸”^[1]。这些城市文化上的特点是与基督教相联系，与此前形成的西苏丹城市和斯瓦希里城市的文化不同，一方面中断了非洲城市化的自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成为社会文化重组的地理空间，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农村向城市的延伸。

当粮食、就业、住房、教育等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需求，城市化就会面临困境，诸如分配不公、犯罪率高、交通拥挤、贫民窟多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非洲法语国家大多数城市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再加上生产受控于国际市场，导致对外界的依赖胜于对本国的依赖(劳动力除外)，难以维系可持续的自给自足、自我发展的模式，最终因为无法承受这一切问题而爆发“城市革命”。马里学者认为非洲城市化困境与欧洲城市化困境不同，后者是工业化社会特有的，而前者是殖民和掠夺造成的发展困境。^[2]

城市最初的意义在于市民的自治。作为社会空间，城市应具有更新改造的功能，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同样需要进行规划与重塑，这就不得不考虑到规划意图、经济基础、文化意识和资源环境等各种因素，应重新考虑并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总之，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化不是一条从黑暗迈向光明的直线。城市化是一种不间断的社会重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受到历史时间(时代)、地理空间和生态资源的限制。城市的主人公需要知道自己来自何处、现在哪里、将来走向何方，需要加强认同感，需要实现自治;同时应当摒弃西方的理念，要认识到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也不等于现代化。只有当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和她所拥有的资源环境和空间相符时，才能走出困境。

[1] Masudi　Alabi　Fassassi,　L'achitecture　en　Afrique　noire,　Paris:　L'Harmattan,　1997,p.122.
[2] Sékou　Traoré,Questions　Africaines,Paris:　L'Harmatta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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