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诩高深的政治家眼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联合似乎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所有的演讲，所有的书本，都在呼吁和解的地方戛然而止，似乎人们只把它当成一个约定俗成的结束语，似乎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读者们知道，这本书快要读完了。然而，我相信在这个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中，能发掘出新的内涵。它绝不会唤起我们在不幸的经历中深有体味的痛苦，当法国人重温所有的理念时，它们都或多或少被刻上不幸的印记，而当人们满怀激情重新言说这一不变的真理时，人们是如此欣喜地能够再一次憧憬它，言说它。

一篇来自英国的反驳《致皮特先生：关于和平的思考》的文章宣称，只要法国放弃它的征服，欧洲就能够和平。如果它确实能结束战争那令人恐怖的祸害，将是多么美妙的宣言啊！然而，是什么障碍使法国意见不同的党派彼此分裂？它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妥协才能彼此联合？自由不能够被牺牲，法国人甚至不能放弃对它的希望。胜利的军队将荣耀归功于这种情感，如果人们要在法国的分裂与动荡中找到一些伟大，想在暴风骤雨中找到持久的信念，想要找到支持法国人走出血腥与废墟的目标，这就是能够自由的希冀。毫无疑问，自由曾被可耻地扭曲，但哪怕最残忍的暴君也需要援引它。

什么！人们对我说，难道你不曾觉察，在最残忍的派别中那奴役的倾向？我知道有一种人，总是被冲动所支配，他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总是一味地向前冲。这种人夺取了明智之士所推广的理念，他们去驾驭那些他们本应追随的理念，并推选出一位领袖，他的力量源自他的粗鄙，这本应被慷慨的品质所战胜，被哪怕外在的优势所质疑。因此，由于不具备任何优于他人的素质，他只能利用粗鄙的平等体制，竭尽一切暴君的手段，但这一不合常理的现象，恰恰证明了一些词汇对民众的支配力量。

庸碌之徒只是向往自由，才智之士则知道怎么能够自由。

不同的感情出于不同的动机彼此汇合，都希望能在法国建立自由。对专制的仇恨，对共和的激情，对复仇的担忧，以及才智之士的抱负共同汇集成一个声音。因此，只有以自由的名义，才能汇集最多的法国人。一些人依旧反对自由，他们把大革命中所有的不幸归罪于它悖离传统，这种误入歧途的想法完全歪曲了大革命的价值。这一绝对王权的信条是如此荒谬，以至于以此为宗旨的人们在对它进行分析时，只能讨论事实上虚妄而无用的限制，他们看似坚持真理，却不过在诡辩而已。

支持绝对王权的派别不属于法兰西民族。事实上，他们都是外国人，聚集在英国，并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正是这些旺代叛乱者与法兰西的所有理念及其一切利益割裂开来。正因为他们是异邦人，他们才被打败，并遭受如此对待。

在另一个极端，是蛊惑人心的暴君、残暴的宗派分子、伪善的强盗的追随者们，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是绝大多数人的敌人。在他们构想的计划中，充斥着残暴的屠杀与人类的堕落。他们只承认人类的罪孽，以此为他们的屠杀谋一个说法。

需要什么样的联合，才能让我们脱离这无处不在的祸害；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体制、坚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才能不被这祸害所吞噬？

正是对自由的、圣洁的爱，正是这一只有具备高尚美德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情感，才能激起人们灵魂深处的回应，尽管在我们的语言中，已经无法找到一个未曾被玷污的词汇来表述它；但自由的理念依旧崇高，因为人们甚至未曾领会过它的真谛，而正是因着自由最本真的意义，人们应当彼此妥协、相互联合。

啊！但愿人们能重新审视在法国最得人心的两种制度，但愿才智之士们能在不同的仪式当中看到共同的信仰；但愿君主立宪制的追随者，与有产者共和国的支持者，能够在各方面就彼此合作达成共识，包括他们的利益、情感与原则。

第一部分 致向往自由的君宪派朋友

在本世纪，大多数令人尊重的才智之士都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最适合法国的政体。孟德斯鸠、米拉波和许多政治学作者都持这一观点，这种想法也得到广泛实践。因此，遵循这样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制度，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一个人的意见是什么，人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局势，只能想望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存在的体制，尤其是无须流血就能建立起来的体制。法国不可能在1789年时建立共和国，人们需要适应新的理念，新的理念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不管怎样，民众受到一种理念的支配往往是出于习惯，而非经过思考。在1789年建立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当王权被动摇时，山岳派在屠杀中加速了它的陷落，那些预见到9月2日的人，应该反对8月10日。因此，君主立宪制的建立符合理智的指引，也符合革命初年的人道精神。

我们现在来分析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是否能够采纳共和制，以及从法国当前的事态出发是否彼此实行共和制。我将颠倒讨论的顺序，人们也将明白我这么做的理由：我先从分析当前形势的需求开始入手。

第一章 论当前形势下如何看待君权

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探讨君权的本质，而非某位君主的个人利益与意见。在寻常的时代，不管名义上的首脑个人情况如何，政府都能独立地运作。例如英国，在一个颇富效能的内阁的领导下，人们并没有因为君主患病而感到国家处于王位空缺期。然而，当革命倾覆君权，当各种激烈的派别分裂国家时，君权在宪政框架中的运作情况则取决于掌权人的性格。

继承王位与复辟王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前者服从既定律法，后者则受激情支配。就维持在1688年革命中建立的宪法而言，威廉三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一样必不可少。

然而，在法国，自不幸的路易十六悲惨地死去之后，依据常理来看，人们还能指望哪位君主不会成为自由的敌人？

有人说，我们可以用宪法来约束他，但他有可能遵守它吗？尤其是人们相信他能遵守吗？人们也曾信任路易十六的誓约，而他的家族中还有谁比他更值得信任吗，尤其在人们对君权充满疑惧的情况下？这部宪法使君主丧失了固有的权力，难道他会对捍卫这样一部宪法感兴趣吗？即使他愿意捍卫，他的亲友们不会唤醒他尚未熄灭的怨恨吗？人们是否能够让他悖离自己的党派，流放那些曾经捍卫过他的人，让他为了迎接未来而背叛过去？即便他的亲友们追随他，难道他们会愿意改变既有的制度？极端的观点从不向美好的信仰妥协。这样一个派别，当它以派别的形式存在时，总是容易走极端。这些理智的背叛者本应接受理智的，但乌合之众往往顺应习惯的驱使，那些法国境外的流亡贵族，当他们为独立的个体时，都十分理智。但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作为一个派别聚在一起时，即成为一个拥有单一意志的整体时，就变得极度不宽容且毫不妥协。当他们终于变得温和一些时，他们所遭受的怀疑，也使他们完全不可能继续保持温和。在派别纷争的时代，人们所持有的观点越是遭受谴责，就越发固执己见，这是政治不信任最令人憎恶的恶果之一。正是民主派的疑惧致使民主人士远离法国，因为疑惧激起的迫害，又激怒了人们。当人们认为你与他们观点不同时，就不再与你交往；他只有认为与你同属一个派别时，才会把你视作朋友。而你的利益，往往与人们认为你所持有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出于利益的驱使，你最终也会捍卫这个观点。

在法国，甚至杰出人物也会招致人们的疑惧，疑惧导致傲慢，傲慢引起疑惧。最好的解决方案往往是顺应形势需要的，而在这个人们被情势所裹挟的时代，尤其应当审慎分析当下局势。

有人说，好吧，那就改朝换代，选任一个和流亡贵族毫无关系的新君，他所拥有的一切全赖革命所赐，而且唯有认可革命并捍卫其原则，他才能继续担任君主。

这样的考量在立宪议会时期是合理的，那时法国只有两个派别，且绝大多数属于君主立宪派，而如今重提这个方案，不过是思想枯竭的人们老调重弹这个早已不合时宜的理念罢了，要把这个方案付诸实施，需要解决两个难题，即复辟君主制和建立新王朝。在当下法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派别，才能完成这场变革，我们难道奢望王党可以战胜温和的共和派与雅各宾派么？更何况王党中的激进分子，也就是支持君权的山岳党人，只会认可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读一读伯克先生，读一读那些理直气壮地支持君主制的作品，无一不坚持王位继承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一个权力的合法性若不取决于人事，必然源自天赋。而一旦承认君主是可以选任的，各种争论必将随之而起，这样一来，曾被视为王权合法性基础的神圣信条，也将因此被完全颠覆了。

那些倡导建立新王朝的人们，不仅将遭到共和派的反对，还将遭到绝对王权的支持者们的诟病。而在这场争端中，绝对王权的支持者，要比倡导建立新王朝的君主立宪派更有优势。因为选任这个人或那个人作为君主这个议题，很难真正引起广泛的关注。毫无疑问，关于建立新王朝的理由，是值得真正的思想家们欣赏的，但不会触动大众。在我们这个派别纷争的不幸时代，没有一个人会由于赢得公众的信任而走上王位，反而那些因其出身就有权继承王位的人，却拥有更多的资本来号召民众。

温和的共和派既拒斥雅各宾派，也反对反革命分子，他们形成独立于二者的第三个派别，并在法国当前的政治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有权赢得公众的尊重。总的说来，在激情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分化为两个派别。冲击力，革命的冲击促使人们的观点分化为两个极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第三个派别难以获得成功，由君宪派构成的第四个派别也同样难以取胜。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要建立这样的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冲击力总是与它受到的阻碍成比例的。

在一个平静的时期（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需要动员民众，就不会是一个平静的时期了），人们可以精确地估算出，应当赋予一个君主多少权力，才能在不侵犯自由的前提下维持秩序。但若要君主具备足以推翻共和派的力量，那么必然导致绝对王权的复辟。

在当下法国，一个温和的政府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制服共和派反对王权的抵抗。在争斗中，惊恐的政府将动员一切人力，动用所有资源。立法议会为了挫败雅各宾派，也不得不采取专横措施。但结果呢，温和的共和派却刺激、强化了雅各宾派！在危急时刻，君权的捍卫者会吸纳一切支持君主制的主张，温和的共和派本以自由为宗旨，却被迫改易旗帜，借助别的理念来发动民众。当然了，斗争结束后，最失败的人却是那些缺乏远见的战胜者，他们将发现自己被自己的盟友所桎梏，并带上自己为自己锻造的铁铐。当吉伦特派致力于建立共和国时，雅各宾派却借机篡夺了革命的主导权，使之远远背离了吉伦特派的初衷，并让这些发起者们自食苦果。如果君主立宪派执意要发动革命以重建王权的话，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历史。君主立宪派发起革命，但流亡者们终将成为这场革命的主人，这是这个时代的特性所决定的。革命正如侵蚀人类躯体的痼疾一样，有着无可避免的阶段。法兰西能通过巩固共和国结束革命，但若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则必将借助军事征服，这就是革命爆发三年来所经历的变革。如今，宣告恢复1791年宪法体制将让各国君主欢欣鼓舞，但却让自由志士们痛心疾首！那些曾经敌视这部宪法的人，将暂时地汇聚在它的旗帜之下，但与此同时，也将那些曾经制定这部宪法的人远远排斥出去。这些专制主义的支持者们并没有为他们的直觉所欺骗，他们深知这部宪法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他们只是将它当作手段，尽管他们声称将它视为宗旨。这部宪法的创立，曾是迈向自由的、深远的甚或十分伟大的一步。一场不太剧烈的变革往往更为稳健，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公共意见随之进步，热情逐渐上涨，没有人为革命所造成的祸害而身心俱疲，也没有人为这场残酷的争斗中的杀戮战栗不安。倘若重新建立君主制，就目前的社会情绪而言，已很难对君权进行限制了，“共和国”这个字眼仍让人不安，让人不得不联想起某些理念。它让一些人对由自由派别组建的政府也心存不满，他们正是用自由的箴言，与所有他们憎恶的专横权力抗衡，正是温和的共和派不敢贸然放弃原则的谨慎，以及那些坚持以自由反对暴政的不满者们的愤慨，共同汇聚成捍卫自由的力量。

然而，一旦重建君主制，将无法为因此而起的争论设定一个界限，以维系这个体制。事实上，在当前动荡的局势下，需要十分强大的权力，才能避免比一切都令人可怖的革命。

王党很快就会采纳最为专断的措施，而许多性格温和的人，也会出于善良的意愿而顺从这一切。

如今，难道不是一切都有利于君主获取绝对权力么！尽管这样一个政府过去曾遭到许多人的抵制，如今却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许多作家、智者与哲人，都曾反对专制主义，如今却倾向于捍卫它，因为他们如今最为担忧的是雅各宾式的民主。过去，反对派还能因他们抵抗当局的勇气而荣耀，并赢得公众的尊重。但在当前形势下，人们的记忆是如此贴近，以至于罪恶与原则彼此混淆，初衷与后果难以分辨，重新成为君主的人，将拥有数世纪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力。它是公众意见支持与君主权威力量的结合，是名副其实的权威与自由意愿影响力的结合。这位君主既能赢得尊重与信任，也预示着灾难与耻辱的危险。最后，让我们重返革命开启的时代，我们会记起，那慷慨激越的情感曾激励我们与专制权力斗争。古人已为我们做出光辉榜样，在那些最富盛名的时代，个体的不幸往往不为人知，激情让人们振奋，越是在社会中身居高位，越是乐于做出牺牲，正是那些在革命带来的新秩序中获胜的人，能够以这一正义的理念为荣，这个理念是如此正义，以至于人们只能回归其最本质的真理。

然而如今，在我们当中，有谁在心底依然存留这些感情的时候，却不为他的表达方式感到担忧？人们想要自由，人们希望制定一部宪法，人们认为有义务捍卫它，但却被卑劣之徒掌握了话语权，这些字眼成为其罪孽的献祭品。自由最愚蠢的敌人，在痛陈其所遭遇的苦难时，也取缔了反驳他的力量。天良不能结束动乱，纯正难以战胜悔恨，这些或多或少蔓延开来的情绪，必然会削弱反对的力度。仅仅由于与罪恶的表面的联系，美德也丧失了它的力量，当正直之士们意图对绝对王权重新展开攻击时，也将由于各种各样的回忆和担忧陷于瘫痪，由于需要具备镇压派别纷争的力量，君主的权威也会日益壮大。而这句话：“你们难道还想再经历一场革命吗？”将成为人们不加讨论就拒斥各种观点的唯一理由。

就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而言，我们能够顺应事态的自然发展而走向自由。甚至民众对革命的厌倦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民众若不想要自由，反而需要发动叛乱了。但令人悲伤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让民众接受一部自由宪法的同时，却迫使他们承受最可怕的枷锁，也就是说，不能将颁布宪法与自由的实现混为一谈。

在法国，不论经由任何事件重建王权，将不再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去抵制它的扩张，反作用力总是与其遭遇的反向运动的强力成正比的。不幸的波旁家族曾流过多少鲜血，对他们来说，要弥补他们家族、弥补王权所遭遇的一切，必须经由极为强大的权力。所有一切为了重建君主权威而需要宣告的，为了维系君主制而需要进行的捍卫，为了安抚君主而需要的复仇，都苛求一种与自由毫不相容的狂热、警戒与权威。我们憎恶的罪恶在我们周围埋下灾难，我们无法侥幸绕过它，却不坠入奴役与束缚的深渊。

如今只有依靠民众的支持才能发动革命。例如英国在重建君主制之前，曾被专制的护国主统治了10年，并有清教徒军队作为其统治的支持，人们已习惯于服从一个人，动员民众正是一切阴谋的秘诀所在，也正是这一点，使中间派难以取得成功。

如何才能让人们真正懂得权力的平衡？如何才能在叛乱的旗帜上卸下孟德斯鸠的箴言？

人们会说，这是卓越之士的方案。

唉！人们难道忘了法国已没有卓越之士的位置，暴动所遵循的原则使他们饱受折磨，要发起暴动只能援引极端的理念，因为只有这些理念足以简单能够让民众理解，也足以鲜明夺目能够声名远播。身处革命年代，就不要奢望能发起与时代大潮背道而驰的运动；而是要投身于与我们目标最为接近的潮流当中。否则只会有利于我们共同的敌人，并让他们成功推行其制度，才智之士似乎能够创造潮流，但他们不过是具备引导潮流的艺术罢了。

人们会说，君主立宪派若皈依共和国，就背叛了他们的派别与理念。

不，这一选择不过是他们遵循其原则的结果。他们意识到一个民族始终有权选择宗教的政府。因此，一旦一个民族接受了共和国，它就要求所有的好公民认可它，如果唯有通过这一形式的政府才能获得自由，那么1791年宪法的创立者，将成为1795年宪法的捍卫者。

在历经血腥革命的废墟上，平地而起的共和大厦将回归自由之友们最初的思想，而非继续将这两个时代分割开来的那场令人憎恶的罪孽。

许多人以始终坚持一个理念为荣，这些人往往目光短浅、知识狭隘，他们就像赌博抽签似的偶然摸中一个理念。惯常熟悉的领域，也需要探索更多的路径，即便对于那些能够预见一切的人一样。也许百年之中会出现那么一个才智之士能够敏锐地预见未来，但大多数自诩能这么做的人，不过像古时的占卜那般臆测罢了，而非理性地分析与思考。

不容置疑，没有一个政府体制，是绝不允许根据时势境遇的需求作出调整的，还有什么比革命形势更具影响力？即便是民族的差异，疆土的辽阔，气候的多变，又怎能比这激情澎湃、暴风骤雨的时代造成更多的差异？在炽烈的躁动中，一个新世界诞生了，旦夕之间，昨天制定的方案可能已无法实施，正是那些始终以自由为目的的人，需要不断调整实现自由的途径。一位智者（庞热先生）曾说，有哪位水手会不管吹什么风，都死守规则进行同样的操作？那些固守僵化原则的人，将得到与其初衷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们最后将吃惊地发现，竟被自己坚定不移的步伐带到与其最初希冀的目的完全不同的地方！

第二章 在法国能够赋予共和政府的原则

如果仅仅证明在当前形势下唯有接受共和国才能捍卫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尝试阐明以下两点：首先，一个以美国共和政府的原则为基础，并经过调整的共和国是能够在法国建立的；其次，无论怎么看待这一点，只有真诚地皈依共和国，才能成功地建立它，或者证明这个方案不可行。

在法国建立共和国是一场全新的试验，它曾面临着许多阻碍其成功的元素，也经历了诸多磨难才终获成功。过去反对建立共和国与如今想望重建君主制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自负的想法，将使法国再次遭受曾经历过的杀戮，以回到人们认为唯一可行的政体。

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主张足够确信，以至于通过发动一场革命去实现它。在人们进行谋略的各种不确定性中，道德具备一种高于其他方式的优势，就是它所采纳的原则不是相对的，无需尝试第二种途径，以便不会妨碍推行第一种方式。如果中途失败了，人们也无需哀痛所做的一切只不过造成损害，而只是认为所期许的善仅仅实现了一半。

然而，即便不以上述观点为由，又能如何证明共和制的建立不可行呢？

若我们对古老的立法者说：“你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为一个民族立法，并允许援引辽阔的思想场域中的所有理念，但唯一禁止使用的是继承权，也就是说禁止凭借出身的偶然选任一个人，并将他置于万人之上，他们会将这种禁令视作一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吗？”

就欧洲君主制而言，君主一词往往让人联想到滥用权力，除非具备像在英国、瑞典等地那样的境遇，否则很难将君主与自由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君主制的特性就在于君主周围必须有一个和他一样遵循世袭原则的团体，以捍卫其不受因身居高位而面临的攻击。

在平等之上建立王权是一种虚幻的制度，要在一个不平等存在已久的国家中建立不平等，就需要同时恢复人们惯于组成不平等的所有古老元素，一位公爵和彼此平等的民众阶层同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不可行的理念，与世袭权力相伴而生的往往是某种贵族式的偏见。倘若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贵族院，这种偏见也会或多或少地与之相伴而生，即便它只是一个具体的职权机构，即便没有一名贵族在其中任职，在这样一种制度当中，必然会在古老的记忆与新型的权力机构之间引发关于世袭问题的永无休止的争论。

在法国，要么放弃建立君主制，要么在重建君主制的同时，恢复很大一部分贵族政治制度。此外，我们很难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政体。在法国，要在保持国内和平的同时抵抗外敌侵略，需要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无法将如此强大的力量赋予君主的困难使立宪议会误入歧途。人们一方面看似合理地引介英国政体，但另一方面，议会同样合理地意识到，在一个国家，君主无须掌控200万人的军队亦能建立权力的平衡，但在当局必须掌握200万人军队的国家，这种平衡是无法实现的。正是出于这一担忧，立宪议会极力削弱君主权力，以至于政府几乎没有实权。

在法兰西这一个国度，难道不是由于需要赋予行政机构如此大的权力，以至于人们只能将其赋予共和国政府？难道不担心当这样一种必须富有效能的合法权力与君主的威望和影响力结合在一起时，必须造成对自由的侵犯？

我再重申一次，我仍然疑惑通过一场革命在这样一个国度建立共和国是合理的，但人们能够也应当明白，在法国若要阻碍共和政府的建立，则必将经由一场可怕的革命。

在一个一切造成身份不平等的虚妄之见都被摧毁的国度，除非经得起理性分析的权威，才是唯一可以树立的权威，财产权与启蒙理念的结合难道不会形成一个合乎情理的贵族阶层，它有助于国家的繁荣及启蒙理念的增长？

在英国，君主从不使用否决权，因为居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贵族院为之免去了争端，如果两院之间能够进行很好的职能分工，如果其中一院有权延缓另一院行使其职权，如果年长者、有产者能够具备更强的影响力，那么这两个职权机构之间就能自然地建立起事物特性中固有的平衡，即富于创新精神的行动能力，与审慎保守的反思能力。最后，行政机构若能参与到立法过程当中，那么区别于权力混淆的权力融合也必然能够建立起来。

不能将绝对否决权赋予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君主的这一特权与其说是他确定能够行使的权力，不如说是王冠浮华的装饰罢了。在一部一切都名副其实的宪法中，一个人阻断其他所有人意愿的情况是难以置信的，也是绝不可能的。但我们应当区分清楚阻断意愿与阐明意愿之间的差别。行政机构在执法过程中所获取的经验对于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行政机构无权修正它认为有害的法律，如果它不具备授予美国总统的修正权，立法机构制定出的法律往往无法付诸实施。

这些关于共和宪政架构的思考，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想法，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即拥有修宪权的议院是否应当遵循世袭原则？通过选任产生该院议员是否能够替代凭借出身的偶然担任议员的方式？而内阁成员们（在英国，他们事实上是由众议院任命的，因为几乎不可能出现君主留用一个失去该院大多数信任的阁员的情况），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这些内阁成员们是否具备足够的权力来捍卫公共利益？

在英国，君主即便终其一生漫步云端般的无所作为，也不会影响政府的运转，而这云端的奥妙对于遏制私欲与野心有多么大的必要性，这正是我们需要弄明白的。

如果存在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王位，我确信每一次换届选举都将引发一场内战，然而，当人们进行分权并轮流掌权时，当不再存在一个权势极大的职位，并把原本可能赋予一个人的权力分配给政府中的各个成员。而每一个成员都尽忠职守时，我更担心才智之士们缺乏任职的热忱，而非人们争抢职位的狂热，也更担心人们缺乏参与选举的热情，而非因此引发使他们混乱不安的动荡。

无产者的统治意味着残暴的政府与恐怖的政府，罗伯斯庇尔的统治即是暴民专政的直接后果，死亡是蛊惑民心的唯一原动力。

然而，所有遵循社会现实的体制，都是某种贵族共和政体，意即少数人的统治，这些统治者或者凭借出身的偶然而任职，或者经由选举产生。

当人们把美国比作法国时，有人反对说美国是一个联邦共和国。

然而，由于被划分为85个省，法国至少在行政上也是联邦制的。陆军、海军、财政、外交则应当统归中央。至于立法，如果人们不再认为有必要每天颁布法令，而立法机构具备延期决议的可能性，那么在法国，为数不多但必要的法令能在各省统一推行将是一件幸事。在美国，就统治其的法律的多样性而言，人们更多地感到妨碍而非便利。

最后，人们还会说，美国只有有产者，而法国则充斥着大量的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因此贪婪地希望在动乱中谋求新的机会。

应当注意到，一个由有产者组成的共和制政府与任何一个君主制政府一样会为了维护其利益而扼制无产者。在一些国家，如那不勒斯、土耳其等地，无产者甚至支持君主专制，但他们从未支持过有产者精英。有产者精英支持那些拥有财产，并希望努力获得财产的人，他们培育年轻人的进取心，并安抚年长者，认可其劳作价值，因此，他们必然比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更为反对劳作和安宁的敌人。

我们三年以来所遭受的祸害，是人们最常用来反对共和制可行性的理由。

我们应当把属于雅各宾民主制的特性和能够归于共和制的特性区别开来；把源自所谓革命政府的不幸与对共和宪政的担忧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合法运转从未真正受到束缚，军队一直都听从国民公会的指挥，政府曾发动密谋，但人们从未共谋反对政府。如果雅各宾民主派没有拒斥对财产权的保护，没有人用其派别的成员把持政府中的一切职位，那么政治机器本身的架构并不会致使该政权倒台。因为人们令行禁止，社会也能够尽然有序的运转。

有人可能会反驳道，派别纷争就诞生于共和国，并将与其共存亡。然而，人们无法证明这个推论，因为无论人们通过革命建立何种政府，在这场激起所有希冀与所有疑虑的运动中，都会出现派别纷争的情况，在我们这被仇恨撕裂的不幸的祖国中，即便建立英国式的宪政，也将马上看到贵族院与众议院彼此争斗，而君主则在二者之间另立一党，人们无法让这三个权力机构协同运转。在这一情况下，唯有抽象的论证才是准确的。

关于这些依据事物的本质所推导出的论证，你们还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赶紧对我说！

毫无疑问，人们还有反对建立共和国的理由。然而，那些认为共和制不可行的人，与那些期盼共和制取得成功的人，都应当采纳同一种做法，就是真诚地皈依共和国。这意味着不能阴险地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设置各种障碍，以便说服那些真心向往共和的人这个体制有诸多缺陷，当共和国正是由于背信弃义，由于不公正，由于种种阴谋而被颠覆时，这不切实际的梦幻，如果有的话，将一直萦绕着他们。此外，自由之友们不适宜用与启蒙相悖的方法来推广启蒙，这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损害了它的力量。

民众只能被事物的本质所说服。所有汇聚于自由旗帜之下的人，都或多或少理性地思考过。因此，唯有通过培育公共意见，才能引导这些人，而公共意见的培育需要时间，也会受到那些在一天之内完成需要历经数世纪方可实现的事件的影响。倘若不经历18个月笼罩在断头台阴影下的生活，人们就不敢在法国宣称财产权这一字眼的合法性。

必须通过建立共和国这一积极的方式，才能促使人们作出决定支持抑或反对这一形式的宪政。唯有满怀热忱地为共和国服务，而非盲目地摒弃这一政体，人们才能确切地了解这一政体的本质。

一些人在容许颁布1791年宪法的同时，却设想不严格执行它，以使其遭致国民的厌弃。这部宪法失败了，但其失败所导致的后果，却颠覆了自由之敌们的预期。如今，若正直之士们执着于与共和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话，等待他们的不是君主制，而是又一次恐怖。

最后，温和的共和派与君主立宪派都是自由之友，无论他们如何看待未来，都应当选择同一条道路。

你们不是温和的共和派吗？那就加强行政权，以防君主趁乱复辟；你们不是君主立宪派吗？那就加强行政权，以使国民重新习惯接受政府的统治，暴乱情绪也因此得到抑制。你们不是温和的共和派吗？那就任用正直之士，因为他们能使新的体制深受爱戴；你们不是君主立宪派吗？那就不要放弃参与选举，致力于让有德行的人当选，因为权力一旦落入罪人手中，政权不但不会因此被颠覆，反而会通过暴政得到维持。

好吧，即使必须得有一名君主（这一观点远未被证明），此时此刻又如何能拥立君主？人们尚须时日，才能把君主这一设置视作与其他公职无异的行政官职，而非需要竭力赢取的特殊位置，人们决议采纳这一设置，而非被迫顺从这一制度。在允许使用与反革命相关的词汇之前，需要首先杜绝一切反革命的可能性，只是应当等到制约机制得以设置，权力的平衡已经建立，自由得到共和体制的保障，那么君主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趁着律法与风尚的混乱，即利用一切可乘之机，重建专制主义。所以，那些曾促使我们支持1791年宪法的意愿，如今将促使我们反对那些重建1791年体制的图谋，理性政治的声音总是被淹没，从未得到实现，但那些对此怀有信念的人，又如何愿意他的祖国惨遭不论何种形式暴乱的祸害？谁又愿意发起这样一场运动，其后果造成连发起者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当人们激情沸腾时，一如正经受高温冶炼的黄金，没有一名化学家能够掌控它。

最后还有一个在当前形势下不可辩驳的观点：一切妄图重建君主制的尝试，都只会招致一个后果，引发一种反动，即恐怖统治的重建。

不应当否认的是，国民公会及其支持者天生就是革命的，它诞生于革命的暴风骤雨当中，并且持续地受到这一源起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的暴政及几位代表的决绝，促使国民公会与其天然的联盟—— 一个狂热而躁动的阶层分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胜利。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样一个议会中，一个由最热衷于叛乱的人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十一人委员会竟陈述并促使通过有益于政府的理念，这些理念曾被制宪议会采纳。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赞同启蒙理念并捍卫财产权的议会。这样一个奇迹的出现，完全是形势使然，它完全取决于形势的需求。向君主制迈进一步，就会促使国民公会滑向雅各宾主义，正如立宪派一样，几乎没人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之间成为这个极端派别的牺牲品；而屈从于沦为牺牲品的命运，也决不符合立宪派的志气。

有人会急着反驳：公共意见是反对重建恐怖统治的。

我相信在当前形势下，公众意见足够有力保护我们免受恐怖之害。但如果内部确实出现一个王党派别，它又具备山岳派似的的极端倾向，那么政府自身就会采取恐怖统治。而在法兰西这样一个国家，政府具备极大的优越性，它是中心之所在，它能够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一切不是由政府发起的图谋，就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在法国，没有人因其荣耀而存在，只剩下一些顺从政府、循规蹈矩并因此获得权力的人。

还应当阐明的是，思想家、有产者与正直之士们，都不善于进行正直辩论，他们自身是具备理性精神的，但却不知如何使之获胜。因此，出于维护正义与秩序的考量，应当团结那些其境遇与信念能够促使他们反对君主制而战的活跃分子。他们若感觉到重建君主制的意图，就会攻击那些致力于实现此计划的人所坚持的那些合乎情理的信念。倘若你真诚地放弃重建君主制，以使他们安心，他必然会归顺这一富有效能的有产者政府。然而，只要君主制的威胁一直存在，他们就无法克制自己的疑惑，谬见与担忧，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在这样的危机之中，狂热之徒们仍有足够的手段去迫使整个民族屈从于历时一年的恐怖统治。毫无疑问，在此之后，这些始作俑者们也将成为自己所采取的手段的牺牲品。然而，法兰西还经得起这样的血腥杀戮么？好不容易才从罗伯斯庇尔的血腥暴政中幸免一难，又要经历新一轮的罪恶统治，在此之后，还能剩下什么样的人？难道应当让我们还能维系的最后的朋友遭受如此祸害吗？

当看到人们像过去那样沉溺于荒诞的琐事，耽于荒谬的见解，排斥异己、沉湎于狭隘的派别精神，仿佛醉心于灵魂中最崇高的激情时，我不禁为之战栗。这些受害者们竟是如此不假思索，向不久之前才指明的深渊走去。我常常思忖道，如果人们所遭遇的一切，不过加深了记忆中的怨恨，却从不曾促使他们深谋远虑地思考未来，那么过去对于人类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作为宣称热爱自由的人，你们必须学会思考。你们是通向自由之路的先驱者，倘若你们的努力不过招致毁灭与杀戮，你们竭力重建君主权威也是徒劳无益的，并将对自由的事业造成致命后果。而无辜的你们为此流下的鲜血，不过是为专制主义的复辟献祭罢了。很遗憾，我不得不提醒你们，这可怕的后果与你们的初衷是如此不同，而你们竟成为其第一批牺牲者；很遗憾，我不得不提醒你们，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就不会又爆发一场革命。自由必须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中幸存下来，尽管不幸的是，你们的生命中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但你们捍卫的原则自此之后将得到遵循，而作为其最初的人道而正义的捍卫者，你们也将因此赢得国民的敬重。

共和国不是你们的信念，但由于形势所迫，唯有这一理念才能捍卫自由，应当顺应形势需求，所有无损于道德的理念，你们都应当援用以实现自由。尽管这不是你们的意愿，却是你们的命运。

当看到美德再一次与希望相伴而生时，你们当中有谁不会再一次燃起革命初年那份激情？这一激情曾在我们心底耗尽，但又将从灰烬里重生。

你们为丧失亲朋而痛惜，但这不会阻止你们热爱祖国。那些懿行淑德、学识渊博、热爱祖国的人们，本当很好地为国效劳，但他们却过早地逝去了。请你们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像他们本应当做的那样。作为他们的朋友，具备这样的美德，就是对他们的亡灵最好的祭拜。

为了打动那些只有看到成功的希望才下定决心的人，我最后再陈述一个观点。在革命年代，往往需要借助狂热主义来取得成功。而一个接纳不同观点的混合派别，是绝不可能引发狂热主义的。旺代叛乱者与共和派有可能彼此争战，但战争的可能性仍不确定。而一切基于这两个派别之间的观点，都需要一种狂热个性无法具备的理性精神。

这些温和的观点把激情压制到如此狭小的空间，以至于一点点偏差就会背离目的。正是这一担忧排除了一切形式的狂热。狂热主义是一种具有极为特殊的效应激情，它结合了罪恶的力量与美德的激昂。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在狂热主义的驱使下犯下可怕的罪孽，而在平常时期，这些人绝非恶棍之流，狂热分子与那些本性邪恶之徒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光明磊落地行动，而非躲躲藏藏。他坚定地认为要作出自我牺牲，这一想法蒙蔽了牺牲他人的残暴。他深信不道德意味着为了个人私利牺牲一切，而在渴望投身于他所支持的事业时，他有可能在犯下十足的罪恶时，仍然心怀践行美德的情感。正是这一悖论，这一双重的效力，使狂热主义成为人类最可怕的摧毁力（在政治革命中，当狂热主义适用于建立一个政府时，也并非一个更幸运的时期。但倘若智者们对此表示赞同，人们就不再抵制它，也不会招致新的祸害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由于这一观点伤害了那些不幸的人，他的伤痛不容触碰，他们会为失去亲友痛哭并深受折磨。然而，当我扣问自己的心，一颗长久以来从未停止疼痛的心时，我认为仇恨（尽管它必然与无法挽回的悔恨相伴而生）不应当影响我们赞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也不能因此欲求政治动荡，因为它惩戒罪人的同时也会伤及无辜，而它所带来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在所谓的生命之河中，在不幸的生涯中，多添几个难友罢了。

第二部分 致崇尚秩序的共和派朋友

我是否有必要说，在建议人们皈依共和国的同时，却没有阐明这一词汇在法国被赋予怎样的内涵？

当然了，如果必须顺应热月9日之后的形势需求，如果必须完全取决于委员会成员的个人品德及换届的偶然，没有什么比这更适宜于如此动荡的形势了。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没有依据法国当下的形势来界定共和国这个词，而我打算讨论的，只是我们准备修改的宪法。

一个民族由其选举产生的代表治理，遵循正义法律的统治，以其为准则和宗旨。在一个有二千四百万人口的古老王国中，一个民族实现了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即所有的权力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其人员换届也通过选举进行，甚至维系权力也必须借由在选举中获得影响力，权力不再源自迷信与偏见的幻象。上述一切在理念上当然是值得荣耀的。

然而，对于那些真诚地渴盼这一希望的心灵而言，当看到近三年以来法国只是充斥着罪人与受迫害者，充斥着专制者与牺牲者时，该有多么地痛苦啊！还有什么比看到道德世界中差异最大的罪恶与美德彼此混淆时更令人难受？还有什么情形，比满怀正义之情宣告共和国这一字眼时，却在人们心中激起那足以令人性蒙羞的残暴记忆更令人深感痛苦？我深深地同情真诚的共和派，愿他们真诚地、满怀正义地推崇正义、人性与一切美德！他们所最为不屑的人，也曾盗用其派别的名义，但这些人却以此为名做出与他们的信念和宗旨最为相悖的事情。他们远离了自己的盟友，却和敌人走到一起。他们在追随者中迷失了方向，既恐惧其成功，又恐惧其挫败！

这些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从一开始就真诚地接纳共和体制，抑或出于对自由的纯粹的爱皈依它的人，难道不是多么需要把曾将共和国误入歧途的可鄙的追随者们排除出去吗？难道不是多么需要把依据残暴原则制定的法典清理出去吗？至于那些在1789年走上政治舞台，但在9月2日事件后便远离政治事务的人，那些从未参与这一事件的人，那些过去被称作君主立宪派的人，这个默默无闻的阶层，或者被放逐，或者隐藏起来。但他们最值得共和派与之结盟，因为这些往昔的君主立宪派所坚持的绝大多数信念，都有助于共和国的运转。因为使这些人三年以来置身事外的美德，能够最有效地服务于新宪法的维持。我们将深入阐述这两点。

第一章 崇尚秩序的共和派朋友与崇尚自由的君宪派朋友坚持共同的原则

在君主立宪派所宣称的理念当中，只有一点会遭到共和派摒弃，就是世袭君主制。

我曾在前文阐明，这一制度的设立需要得到一个遵循世袭原则团体的支持，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宪政体制是矛盾的。这样，当不得不在放弃君主制还是摒弃平等原则之间作出选择时，就很容易明白形势的需求与所坚持的理念将促使他们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然而除此之外，君主立宪派所设计的体制，是唯一能够促使共和国运转的方法。

世界上的一切宪法都涉及三个原则性的问题，幸运的是政治原理很少，而就政治学而言，空想是幼稚的，注重实践才是杰出的。

立法团体的分割，行政权独立，而最首要的是，保护财产权。这些理念构成了一切可行的宪政计划。

不论以何种方式改变三种权力的名称，它们总是存在于事物本质当中，总能找到最基本的元素。

坚持这些原则的君主立宪派要比其宪法本身更有价值，因为不遵循这些原则，共和国就无法存续下去。

他们认为有必要设立两院制，而十一人委员会也认可了这项原则。人们越赞同以各种方式延长元老院的任期，强化其权力及影响力，就赋予保存权越强的稳定性，而保存权是一切宪法为了维持其持久性所必须的，人们也因此更能成为维系1795年宪法的支持者。君主立宪派（以及赞同他们的3/4国民）认为行政权应当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敢于行使自己的权力，并且应当让行政机构参与法律的编撰，抑或拥有立法创议权，以使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协调一致。

有人对一切支持行政权的论据表示怀疑，但在我看来，这不过表明了他们通过赋予行政机构足够的权力来巩固共和国的真诚意愿。

当立宪议会中的贵族希望扼制1789年革命的进程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赞同一院制，以反对一切有助于巩固新政体的设置。没有什么比行政机构组织不当更有利于君主制的复辟了，惟有长期的混乱，才会让一名君主有机可乘。在法国很少有人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希望重建君主制。民众所需要的，不过是既不感觉到政府干预太多，也不觉得它过于软弱。这些民众对革命的开启没有什么影响，但如何安顿好他们，却关乎革命是否能够结束。

人们会以担忧行政权篡权为由来反对这些推论。

首先，没有一个权力机构比其更为反对王党复辟君主制的欲求了，因为正是它取代了王党曾经的位置。

至于行政权自身的僭越，它会因此受到多少来自各个派别，各项制度设计的阻碍，以至于很难想象这种担忧究竟从何而来。此外，篡权不会凭借合法的权限，往往是事态的需求，而非制度赋予的权限导致篡权行为发生。而且人们越是不赋予行政机构治理国家所必须的权限，它越有可能在危机时刻冲破法律为其设置的障碍，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它足够的权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着手探讨一切与社会秩序紧密相关的财产权问题。唯有财产权得到保障，政治权利、公民职责才有可能实现。在经历了两年的暴政之后，人们仍在为这一问题争论，而君主立宪派对此持赞同的态度。若财产权不能得到保障，共和国将难以为继，社会也无法有序运转。

此时此刻，由于无产者似乎是君主制最为激烈的反对者，共和派们竭力尝试支持他们。但共和派没有考虑到，令他们叛乱骚动的，并非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任何一种保护财产权的社会秩序。

政治理念不会激起那些无法理解它的民众的热情，常常需要借助利益的诱惑，才能促使他们接受一种观点。对于他们而言，摧毁贵族制的意义，就在于不用缴纳封建赋税，而共和国的意义，则在于停止征税。在最近一次叛乱中，用于煽动郊区民众的口号就是：面包与1793年宪法（叛乱民众的动机与起义首领的目的）。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发动民众革命的。

然而，如何才能在一个宪政框架中安置这些欲求获利的人，他们缺乏财产，而他们的代表却只有在认可财产权——安居乐业的基础的前提下，才能为民谋福利。

托马斯·潘恩刚刚完成一本书，在书中他把煽动民众视作信条，并以所谓的原则作为其基础。

首先，没有一门学科（几何学除外）适用于这种数学的形而上学，这种方法只能用于研究静态的、恒定的事物。几何学家们不得不抽象地设想出三角形与正方形，因为大自然中的形状太不规则了，无法成为演算的对象。而人们又如何能将政治几何学应用于大规模的人类联合，这其中涉及多少复杂多样的变化与种种彼此差异的形势呀！当然了，如果立法不过意味着几个抽象理念的组合，并从属于其他抽象的人类知识，它就不再是人类最基本的学科了。

此外，在其阐述的所有原则中，有一点的确是合乎真理的，而且恐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就是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以保障财产权作为基础。而为了保障财产权，公民们需要以征税的方式牺牲一部分自然自由。

政治权利绝对平等恐怕比自然状态还要可怕。在这个奇特的社会中，人们容许财产权存在，不过因此激起对财产的怨恨；人们暂时放过有产者不过使其将来成为牺牲者；人们进行立法，不过是为了有组织地实施迫害。

事实上，几乎所有关于社会准则的律法都与财产权有关，甚至谋杀也往往出于偷窃的动机，请仔细看看各种法律文件吧，它们几乎都与财产权有关。

因此，让无产者来捍卫财产权不是很奇怪吗？难道让它们捍卫其大多数委托者都无权分享的福利，指望驻守在共和国各个岗位上的上千人日日尽忠职守不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吗？

有人会说，但我们民族的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而政府正是为大多数人组建的。

首先，我认为人们混淆了暂时性的大多数与持久的大多数，人们一刻也无法阻止社会阶层的流动，要求所有人都安于其目前所处的位置，大多数人都希望境遇能有所改善。

从未来两代到三代人的利益来看，保障财产权有利于维持大多数人的利益。个人获取、保存、失去抑或重新获得财产，但就社会总体而言，则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在第一次动乱中，无产者最为庆幸；但在第二次动乱爆发时，则轮到他们遭殃了。而不幸将接连不断地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即便人们不愿承受每一个时代任由偶然性摆布的命运。

无产者身上也具备许多美德，但只有在他们置身于被动的处境时。一旦让他们行动起来，他们就会在利益的驱使下犯下罪孽。他们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第一批受益者。

难道不是唯有公民自由才是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么？

真正的善与福利，都蕴含于这一自由当中。

应当按比例征税。

一切逮捕与审判都要以合法的、规范的方式进行。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否则就没有必要考虑政治权利了。人们享有政治权利，需要以获得哪怕微少但独立的财产权作为基础。一切有助于促发进取心，而非阻碍个人价值实现的，一切以此为目的，而非排斥与歧视的，都不当被视为特权。

政治自由对于个人自由来说，就如同担保对于担保之物的意义，它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导致法国革命如此混乱无序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颠倒了这两种自由的位置，人们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来寻求政治自由，结果只为统治者留下自由的表象以及把持权力的企图。然而，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恰恰需要寻求与此相反的结果。政治权利应当被视为公民向自己的祖国应尽的义务（驻守岗位），履行公民应尽的责任。而公民因这一付出所得的回报，就是个人自由。那些有抱负从政的人对政治权利感兴趣，而那些个性恬静、不希望被控制的人则珍视个人自由，而一切政治自由一旦超出其作为担保的效力，就会危及它所担保的目的本身。请不要说从那些每天满足于两盎司面包的人身上拿走或不给予一部分抽象的政治权利是危险的抑或不可能的。那些命中注定以劳作为生的人，永远无法通过其自身的行动，冲破劳作赋予他的思维局限，所应当关注的，是他们的物质性生存，即帮助他们寻求更多的谋财之道。至于政治商讨，就让那些民众愿意接受其统治的首领来做吧，民众也会因此安宁的。

唯有成功实现这些理念，才能巩固共和国。而为了支持捍卫这些理念的斗争，共和派就应当寻求其派别之外的盟友。

构建一个好的共和制吧，这是唯一杜绝君主制复辟的途径。为此，请你们学会鼓励而非打击，学会友爱而非惩罚。

为了结束革命，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立场，一个共同的连接。无产者会发动叛乱，颠覆政权，投身战斗，但如果这些无产者同时是统治者的话，什么样的界标才能阻止他们，什么样的纽带才能将他们与社会维系在一起？稳固这一中间立场所需要的，正是认可财产权；而这一纽带正是个人利益。

古代共和国基于美德之上，并通过牺牲来维持，公民们通过共同效忠祖国而彼此联合在一起。但在我们的时代，依据我们的风俗，则应当借助每个人对失去自己所拥有之物的担忧来对社会人进行改组，应当对这些人阐述安宁、安全、财产权的重要性，革命曾摧毁这一切，但没有它们就无法建立起一部宪法。

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君主立宪派所坚持的一些原则（除了一个他们如今不能再坚持的原则之外）都与真正的共和派所信奉的理念完全一致。无论就基本原则还是奋斗目标而言，他们都能够联合为一个派别，只须其中一个为了确保自由而放弃君主制，另一个为了维护秩序而放弃雅各宾式的民主制，正是基于所有理念的正面意义，这一合约得以达成。

第二章 共和国需要杰出人物贡献其才干与美德

然而，仅仅讨论原则是不够的，还需要讨论人的个性特质。

在所有时代，尤其是革命年代，许多以普遍真理为名的理念，其暗藏的动机却是个人的仇恨。共和派是崇尚美德的朋友，他们在议会中以双倍的反击力击溃了在大恐怖中诞生的祸患，这些尚武的战胜者们凭借其勇气赢得整个欧洲的尊重，却因为那些自称其盟友的卑劣行径而深受折磨。这是怎样的盟友，又是为了怎样的事业！

自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有如此多的法官、凶手、证人、刽子手都高呼“共和国万岁”，而共和国真正的捍卫者，却需要寻求新的支持者。

那些未曾被罪行玷污的人，绝不会为了其所信仰的最高的善，而采取血腥杀戮的方式。为了他们的信念，这些人只会牺牲自己，在胜利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依旧在所不辞。他们为摧毁特权而战，尽管维护这些特权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些人做得还有更多，他们尽管对其亲友怀着最真挚的情谊，却仍与憎恶其亲友的人一起捍卫自己坚持的信念，并和民众一起投入无休无止的艰苦战斗。还有一些人，他们在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利后，不允许自己有也不会有一丝怨恨。这些人在战胜贵族后，也不迫害、疑惧贵族，由于深受神圣的平等权利的熏陶，他们决不允许自己出于幼稚的仇恨给其带来一丝伤害，也不容许任何一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存在，共和国应当吸纳这些善良的人。

他们在归顺共和国时，也让共和国承继了1789年的光辉岁月。这些自由的老朋友，在辨认出自己最初的足迹时，也忘却了三年以来的可怕经历。

你们是共和国不幸的奠基者们忠诚的朋友：他们的牺牲向我们展示了美德。你们倾覆了断头台，无论属于哪个派别，你们都是真诚而勇敢的共和派，请号召一切自由的捍卫者们共同投身公共事务，无论他们是默默无闻，还是曾被放逐，无论他们曾遭排挤，还是胆怯腼腆！请让这三年以来的罪人远离我们，不要被他们玷污，因为他们是如此罪孽深重，带着大恐怖的深刻烙印，他们一如麦克白的女人，无法洗去自己手上的血迹，唯有她们自己才能看到的血迹，他们深受自己记忆的折磨，远胜于承受我们谴责的痛苦。

在议会中，我们能听到勇敢的呼声；而在议会之外，雄辩的作家们也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的祖国仍需要更多品德高尚、才能杰出的人！我们不幸的祖国所任用的杰出之士是多么稀少啊！人们没有足够的任职机会，而公共机器则缺乏支持它的臂膀，只能蹒跚前行。这一代人深受野蛮决策的残害，而这一决策是由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大多数人作出的。由于启蒙不够充分，才让残暴的准则得以推行，也设想不出什么慷慨高贵的方法。自由之士们所担心的，是像在旧制度的宫廷中那样，一切文字、一切思想都以一种毫无意义的名头，一种宣战式的叫喊，反对一切合理的讨论。怜悯之情使之恐惧，理性讨论使之疑虑，公众意见的表达被视为特殊集团的阴谋，这一切荒唐的疑惧使人疑惑精神的卑劣是否比心灵的不道德更加可怕。

另一些人比当权者还应遭受谴责，他们不但不纠正曾经犯下的错误，还竭力为之辩护。在他们平庸的诡辩之词中，他们曾支持推行的法律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些愚蠢而卑劣的人将失去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赢取的最后一丝支持。

自从掌权者以自由之名进行通知，一群迎合政府的人也把自己视为罗马人。

我们应当认清恐怖、词义混淆、残暴的律法，以规避它们。这一切曾让整个法兰西变得扭曲，人们不禁为法律、为政府对全国所有个体的影响力感到战栗。他们的命运与人生都操控在它手中；不仅如此，甚至连他们的道德也受其操控。在一切用疑惧来压制各种意见的表达，用野心来压制正义的恶斗中，美德往往被置于与自然秩序相悖的境遇当中，而大多数人的个性都无法抵制这样的考验。当置身于孤独的不幸，或怀有隐秘的野心时，我们都需要听到关乎美德的完美言辞，我们都曾为了善而与恶妥协，最纯洁的心灵也曾出于形势所迫而承受枷锁，人们为自己所作出的让步感到惊讶。如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真理，所谓正义也是相对的，而一切不正义的程度最弱的人和事，就是值得尊敬的。在见证了如此深重的罪孽之后，人们在最不幸的境遇中也能自我感觉到善的存在。

那些远离罗伯斯庇尔暴政的人，帮助我们摆脱了这一可用作比较的可怕的时期。人们不是依凭永恒的真理，而是依凭法国18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来与当下经历的一切作比较。这样，人们不断地感觉到这一残暴罪行的终止为日常生活带来的恩惠，而理性的权衡，绝不允许再出现这样的残暴包括因此犯下的罪孽，由此产生的疑惧。

人们已厌倦了这样的说辞：迫于形势需求才牺牲了正义，还不是时候去弥补曾经不公平的掠夺。啊！如果灾难是相对的，人们是否也能终止痛苦的无法挽回的后果？只要智者的方式幸运地替代了罪恶的措施，就无须以个体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公共福利，而人们也将欣喜地发现，运用才智能助我们实现一切心愿。

让我们重拾钦慕他人的乐趣吧！已经太久没有在一项伟业中，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感到惊讶；受伤的灵魂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天堂遗留给这悲惨的人间的唯一乐趣，这一智者方能具备的情感，完全摒弃了狂热，并通过另一个人的荣耀，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判断力和感受力。

然而，政治不信任却是导致民主政体毁灭的根源。政治不信任易于滋生妒贤嫉能之心，导致人们排斥自己所怀疑的阶层，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新生的，尤其是排斥所有的立宪派人才，质疑他们对自由的爱。

啊！还有谁比他们更珍视自由？谁是专制者眼中的革命先驱？是谁以最迷人的方式将自由呈现出来，因而也是最令其敌人恐惧的形式？倘若革命所留下的只是杀戮的痕迹，谁的一生会因此更加不幸，并受伤更深？

请好好了解真正与自由原则为敌的人们的想法吧。他们并不会忠诚地追随那些置舆论于不顾的人，他们纵容民众，任罪孽大行其道，然后蓄积所有力量，去攻击那些开启革命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是能够被广为追随的榜样。一个起而革命的民族，其命运由所有参与革命的人来决定，但迈向自由的第一步，一定是由那些最具美德、最富才能、信念最坚定的人开启的。

1791年宪法所迈出的第一步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在不造成过多杀戮与死亡的前提下，跨越了所能逾越的一切，但恰恰是1789年这场伟大革命的开创者们，恰恰是他们遭致后人诟病，质疑他们不爱自由！如果法国的几则新闻能够渗透进国王的囚室中，被囚禁在异国的拉法耶特将看到，人们竟怀疑他曾背叛自己的祖国。看到那些希望在法国建立美国式自由的人，竟把其最初的支持者称作敌人；看到华盛顿的仰慕者们，竟放逐了可与之匹敌的人，即便这位著名但不幸的人在法国逃脱了敌人的魔爪，他恐怕也会丧生于其捍卫者的刀刃之下。然而，我衷心地希望，他即便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也不要因此气馁。那些在革命中统治遭受两个极端派的仇恨的人，将赢得后人双倍的尊重。

是否因为恐惧，才出现了这荒唐的政治不信任，这针对微小异见的怨恨，以及对异己政见的打压。让我们本着共同的感情，即对自由的爱团结起来吧。为什么要担心君主立宪派的复仇呢？要知道在真正顽固的贵族眼中，他们注定要为同一天犯下的同一罪过——即大革命付出代价；为什么要担心君主立宪派的复仇呢？要知道无论是他们的手段还是目的都如此纯洁，难道他们与外国军队一起来反对放逐自己的祖国？难道他们曾混迹于不共戴天的恐怖分子当中来攻击国民公会？恰恰相反，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朋友，都是1789年的爱国者，他们在牧月一日那一天捍卫国民公会。自共和派回归真正的自由原则之后，君主立宪派就皈依了共和国。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参与谋杀，以便向雅各宾复仇；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与那些嗜血成性的人一道发起致命的反击，这些杀戮将使法兰西再度遭受蹂躏。只有和残暴的人待在一起，才能懂得与其罪孽相似的罪行，而那些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就称不上革命烈士的朋友或者其亲人。失去挚爱的人的不幸，往往是一个看似十分合理的借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与残暴之徒为伍，必须去犯罪。

这一不幸的、深受派别纷争之苦的国度，它更需要的不是惩戒使之陷入四分五裂的罪孽，而是让杀戮远离这不幸的海岸。让人们戒除杀戮、远离罪孽，尤其是在几乎要伤及无辜的情况下，让我们远离并否弃革命中的谬误，尤其是倾覆那些让罪人们引以为傲的断头台，断头台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已经足够了，它使太多人成为罪人，也吸引了太多的看客。

政治不信任是一种多么致命的情感呀，它所引起的疑惧，所造成的误判是如此不幸而悲惨，如此致命而有害！它让我们远离杰出之士，却与卑劣之徒为友！一个多疑的人往往是偏执狭隘的，他的灵魂中几乎没有什么伟大的情感，以至于他从不心系真正危及祖国的忧患。一个正直的人，无论他心怀什么信念，都不应当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因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正当的，他所运用的力量是合理的，他有不可违背的原则，以及必须保持的个性，这就是他声称必须要坚持的。如果他违背了诺言，他将比曾遭其蔑视的人更加卑劣，更加一无是处，他们从不立下什么诺言，唯一存有的希望，就是把持能够拥有的权力，以及可用于发起阴谋的资源。

为什么要怀疑那些崇尚理性的人呢？他指明自己的道路，坦诚自己的目的，一个基于原则建立的政府，为何要忧心思想的武器呢？

杰出的个性、高尚的灵魂正是让多疑的人忧虑至极的品质，却也是真正的共和派所应当具备的品质。

还有什么形式的政府要比共和政府更有助于有才能的人发挥其作用？是什么让个人的禀赋消磨于君主制下的繁琐程序当中？而建立共和国若不是以最崇高的美德为依托，又如何称其为共和国呢？

然而，我此刻所谈论的，并不是反对一切忧虑、一切怀疑。那些对如何建立更好的秩序的担忧，那些具备这一忧患意识的人，是令人尊敬的。要警惕恐怖主义，它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因为它在社会最底层那里，有着天然的、持续的触发点。用胜利的军队来抵御反革命王党的进宫，考虑那些不满者的感受，通过弥补一切形式的不正义来安抚他们。

如何在执行一部以捍卫公共利益为宗旨的法律的同时制订针对个体的保障措施？需要一项法令，来让一些人免除被流放的命运，让另一些人的财产不再被肆意征用；需要一项法令，在压低面包价格，保障所有人生存权的同时，也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财产权。与使人沉湎于其中而堕落的猜疑相比，这一切对共和国更具影响力。迫害一个人，就会与所有爱他的人为敌。

政府唯一需要作的研究，就是探寻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让最为广泛的特殊利益彼此兼容、协调，一切背离这一措施的，只会导致暴力的压制，却不具备任何保障。

有人希望以逐个了解的方式治理国家，试图辨认每一个个体细微的感情差异，以便决定让他留在法国，重返法国抑或将其驱逐出法国。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拥有二千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他们无法领会，只有共同的信念，才能让一个地跨二万五千平方古里的国度团结起来；他们也无法明白一丝一毫的不正义，都会有损政府的效力。因为这不是一个受偏见与迷信支配的政府，而是一个每个部分都力求合理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自然也只能通过践行理性来维持自身的运转。

在法国，确实有令人忧虑的事情，罪孽、卑劣、庸碌无能都让人为之战栗；但也正是在法国，人们能看到禀赋、才能与美德，这又是令人安心的。

政治不信任是一种如此愚蠢的感情，往往使人置身于不利的境遇，甚至包括怀疑者本人，多疑的人往往要承受许多连他自己都尚未察觉的新的折磨。

值得怀疑的，不是那些公开表述其观点的人，因为他们胸怀坦荡，而是那些对公共事务保持缄默的人；值得怀疑的，不是那些杰出人士，因为无论是谁，其社会关系都为人熟知，其利益所在也一目了然；反而是那些碌碌众生，由于从未就政治事务进行公开表态，从而可以委身任何派别，需要怀疑的不仅是那些反对共和派的人，还有其为数众多、看似真诚的友人，但许多人是有名无实的。从没有任何时候，像此时此刻这样迫切地要求我们摒弃分裂的观念，占据人们心灵的，唯有一个共同的情感，那就是对安宁的渴望。

共和政体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政府形式，我们有诸多优势来确立它。我们无须费太大周折，就能建立它，也不会因此导致政局动荡。只要没人反对，它就能实现。目前事态的走势，也有利于共和政府的确立，只要政府把发动起义的心思，用于维护安宁的局面就可以做到。如果人们执意发起斗争，自由的命运又将变得不甚明朗了。如果人们不再造成新的创伤，诚恳地纠正过去的错误，稳步向前，不再倾覆，共和国自然会得到巩固。甚至在那些不愿接纳共和制的人尚未察觉的情况下，只要不激怒人们的情绪，就不会遇到什么障碍。除了旺代，法国没有别的地方存在王党的狂热主义了。热忱的人都是支持共和国的，而它的反对者，大都是些个性平和的人，只要不至使其绝望，就不会激怒他们。

因此，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安抚与宽慰。这一简单的理念，就是适用于此时此刻的诀窍。即便是最好走极端的派别，对灾祸的厌倦也驯化了他们的灵魂。共和政体应当接纳所有厌倦革命的人，团结他们并结束那些仍待弥补的灾难。即便一个政府组织得再好，倘若不幸的人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抚，就好像封锁了火山口，但它仍未熄灭，建立了一座大厦，却缺乏根基，即便政治不信任合理地终止了，它仍有可能成为引致疑惧的原因。政治不信任会激怒那些被怀疑的对象，并致使他们起而反叛，它分裂、激怒了人们，并使之陷于狂热，出于对反对者的疑惧，他们创建了一个派别彼此因着共同的危难汇聚在一起，而他们最初接受的公共舆论的考验，则来自那些确信其存在的反对者，这些人促使其秘密联合浮出水面。倘若曾经的自由之友们依旧执意于支持王权，即便其所投身的事业不涉及路易十六的个人美德，也无关国内和平的实现；倘若他们执迷于一种与其最初投身的自由事业完全不相容的偏见，执意抵制共和国；倘若他们执意与这样一些敌人结盟，这些敌人比他们自己更加清楚其信念的本质与影响，这些敌人公开主张一个制度，而他们对此只能容忍，这些敌人引以为傲的决不妥协的原则，迫使自由之友们只能通过取得胜利来签订合约，通过容忍退让来寻求共识；倘若这些自由的最初捍卫者们堕落了，以种种方式为专制主义服务，就得将他们从其派别排除出去。首先应当确信，轻视这一派别，只会使之与我们疏离，为了共和国的荣耀，请不要轻易地将一些值得尊敬的人称作王党。他们可能错误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错结了一些盟友，在不希望颠覆他们应当接纳的宪政的同时，却在另一种意义上酝酿了一场同样血腥的革命，并在宣扬一切全新理念的同时使法国陷于动荡，最后只留下一座座墓碑，作为每个时代的纪念。

我的任务就此结束了，我能够坦承，正是出于对法兰西的爱，出于对这个真正充盈着富有激情的灵魂的国度的爱，我写下这篇文字。我担心一场新的运动会引发新的怨恨。人们把维护共和国的理由称作蛊惑人心的说辞，把抵制不正义的原则称作贵族思想。我们应当容忍、应当理解人在惨遭不幸打击时往往犯下误入歧途的过错。如果一些人出于对罪恶和压迫的仇恨而深感受辱，并因此起而抗击，那么这样的抗击是值得尊重的。至少，如今几乎没有勇气去经受令人痛苦的情绪。人们还能遭受什么新的苦难？心灵还有什么地方未曾受伤？什么敌人能像挚友那样让我们为之如此伤痛？放逐、流亡、死亡，曾危及一切，夺走一切，如果必须放弃希望，还有什么能让我们为之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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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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