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丑闻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了，但面对彼时再度猖獗起来的君主派复辟势力，新生的共和制并不稳固，几经波折才最终尘埃落定。可这来之不易的共和国却并未得到应有的珍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频发的丑闻中踽踽前行。

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右翼君主派势力在法国死灰复燃。以查理十世之孙尚博尔伯爵为首的正统派和路易·菲利普之孙巴黎伯爵为首的奥尔良派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君主制。此时执掌大权的梯也尔从个人荣誉和历史进程两方面出发，坚持在法国实行共和制，这时君主派心生怨恨。但由于在对德媾和上还存在一些未竟事宜，梯也尔对君主派来说还有存在价值。1873年3月，德军在法国偿清赔款后撤离，君主派立即利用其在议会中的优势对梯也尔发难将其罢免，转而把一位君主派军人——麦克马洪元帅推上了总统的宝座。

麦克马洪上台以后，君主派自以为大局已定，于是加快了复辟君主制的步伐。就在这个时候，君主派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作为波旁王朝的直系后裔，尚博尔伯爵顽固要求恢复君主专制制度和波旁家族的百合花王旗，这不仅与巴黎伯爵建立君主立宪制、沿用三色旗的想法相悖，而且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已不具备任何可行性。就在两支君主派势力争执不下之时，波拿巴派却趁机复兴，一场拥戴皇太子（指拿破仑三世之子——作者）的运动席卷全国。

无论共和派还是君主派都不希望看到第二帝国卷土重来，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打击波拿巴派，同时抓紧制定宪法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在拟定宪法条文的过程中，仍对复辟心存幻想的君主派议员拒绝写入“共和国”的字眼，于是共和派制订了一个关于总统选任的修正案，通过承认共和国总统来确立共和体制。这个“偷偷摸摸”成立的共和国也因此被称为“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

共和国建立后，共和派和君主派的冲突继续升级，甚至发展到总统麦克马洪下令解散由共和派占多数的众议院的程度。在1877年末1878年初的新选举中，获得普遍支持的共和派不仅再度控制众议院，甚至还在参议院中取得了多数席位。面对共和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局面，麦克马洪被迫下台，第三共和国初年繁复激烈的政体之争以共和派的胜利圆满结束。

共和派上台后分化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两支力量，前者代表大资产阶级，后者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击败君主派以后，国家政权基本为温和共和派掌握。他们在巩固共和制度方面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但是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上却显得十分乏力。1882年，一场经济危机席卷法国，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都损失惨重，君主派也趁机作祟。在这种情况下，“布朗热运动”开始在法国兴起，共和国又面临着新的威胁。

布朗热生于1837年，在1886年担任陆军部部长时是法国最年轻的将军。这颗冉冉升起的军界新星有着外人难以想象的野心——在法国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上任伊始，他便通过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为自己捞足了政治资本。通过对军队进行共和化改革，他赢得了激进共和派的支持；通过改善士兵待遇，他获得了士兵的拥护；通过禁止军队镇压罢工，他取得了工人的好感；通过鼓噪对德复仇，他博得了民族沙文主义者的欢呼。

布朗热

1887年，一位法国警官进入已被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地区执行公务，遭到德国方面逮捕，激怒了法国民众。在迅速兴起的反德浪潮中，布朗热大力宣扬战争论调，后虽被温和共和派总统格列维制止，但其“爱国者”的形象已俨然树立起来。为将布朗热排挤出政府，温和派借故将其调往外省任职。可就在布朗热离开后不久，温和派的内部曝出的一起丑闻给了他重返巴黎的机会：众议院议员威尔逊勾结军队高官，暗中出售荣誉军团勋章牟利，后经查实有大量议员、部长牵涉其中，而这个威尔逊正是总统格列维的女婿。“勋章丑闻”一出，法国舆论哗然，温和派不仅自己名誉扫地，更玷污了共和国的尊严。布朗热借机为自己造势，希望重返权力中枢，可温和派政府竟直接强令其退役，一场“爱国将领惨遭腐败政府排挤”的闹剧就此上演。

退役的布朗热获得了参加议会选举的资格。在社会各方反对温和派统治的力量的支持下，布朗热开始投身于合法斗争，并接连在多地选举中获胜，大有问鼎总统宝座之势。其支持者也广泛歌颂和神化布朗热，为其建立军事独裁统治造势。面对“布朗热运动”咄咄逼人的态势，共和派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了危险。为阻止共和国被颠覆，先前支持布朗热的激进派开始与温和派靠拢，联手对抗布朗热分子。不久后，由于与君主派进行幕后交易的丑闻被曝出，布朗热的声望一落千丈，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度对共和国造成严重威胁的“布朗热运动”就此偃旗息鼓。

正是温和共和派政府内部的丑闻给了布朗热之徒以可乘之机，在风波平息后，他们非但不从中汲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在温和派统治期间，官商勾结的丑闻弊案时有发生，其中以“巴拿马运河丑闻”最为著名。

“巴拿马运河丑闻”被称为“19世纪最大的舞弊案件”。法国企业家莱赛普斯在1879年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随后通过组建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来汇集资金。苏伊士运河的成功使法国广大民众对新运河的收益充满信心，纷纷购进大量股票。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对成本的低估和经营不善，公司很快在资金上陷入了困境。为使议会和政府同意发行新的债券以解决自身的经济困难，公司斥巨资对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贿赂。债券很快得以发行，但积重难返的运河公司还是在1889年宣布破产。大批购买了股票、债券的法国民众赔得血本无归，许多人甚至因此而自杀。

虽然事发后政府竭力掩盖事实，企图以经济上的原因来搪塞公众。但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真相很快就被披露了出来：共有上百名政府官员和议员接受了运河公司的贿款，作为为其掩盖真实财务状况的报酬，这其中包括前总理、公共工程部部长、陆军部部长等政府高官以及议长、党团领袖和一大批普通议员。东窗事发后，受贿者非但没有悔意，反而恬不知耻地辩解，声称受贿是为了给自己的党派积攒活动经费。“19世纪末，要管理国家就得有钱，当众议院给的钱不够时，我们很高兴能通过私人关系搞到钱，而你们仿佛把这当作什么新发现。”此类言论甚嚣尘上，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巴拿马运河丑闻”所带来的恶果绝非行贿受贿那么简单。资产阶级政府的卑鄙行径和无耻嘴脸令广大民众失望至极，温和共和派的公信力日益丧失，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在法国兴起。由于丑闻牵涉一些犹太银行家的公司，而他们又曾在之前的“布朗热运动”中资助过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因此受到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后者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德雷福斯事件”埋下了伏笔。丑闻还对法国民间资金的流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运河公司的破产使民众对投资实业不再信任，转而将资金投入安全性较高的储蓄和证券中，这对法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如果说“巴拿马运河丑闻”只是经济上的舞弊，那么随后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则将法国引向政治上的分裂，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内战”。德雷福斯出生在阿尔萨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普法战争失败、阿尔萨斯被割让给德国后举家迁往法国，于1892年从军校毕业，进入法军总参谋部任职。1894年，法国情报机构发现总参谋部中有内鬼将机密军事文件出售给德国使馆的武官。受“巴拿马运河丑闻”的影响，当时军队中的反犹思潮十分强烈，奉命调查此事的亨利少校仅以笔迹相似为由将犹太裔的德雷福斯逮捕。在随后的审讯中，军事法庭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

两年后，新任情报部门负责人皮卡尔中校发现了出卖文件的真凶——一个生活腐化的前匈牙利贵族艾斯特拉齐。皮卡尔向上级提出重审此案，不但遭到了拒绝，其本人还被逐出情报部门派往前线。真相传出后，支持德雷福斯的人们开始向政府和军方施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军事法庭只得对艾斯特拉齐进行了审讯，但竟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做出无罪判决，反而以“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将皮卡尔逮捕。

德雷福斯被褫夺军职

1898年，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一封名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义正词严地要求还德雷福斯以公道、还法国民众以真相。围绕着这封公开信，法国社会分裂成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由激进共和派、社会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德雷福斯派，坚决要求重审此案；由民族沙文主义者、反犹主义者、保守派军人、君主派组成的反德雷福斯派，顽固拒绝重审。此时的“德雷福斯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起冤假错案的范畴，成为法国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尖锐对抗。反德雷福斯派不仅继续大肆迫害犹太人，甚至图谋发动政变。1899年，德雷福斯派在粉碎了反德雷福斯派的政变企图后上台，但由于由军方控制的军事法庭始终顽固拒绝宣布德雷福斯无罪，最终德雷福斯派只得以总统特赦的方式了结此案。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最终平反昭雪，此时距其被诬陷已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

“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打击了保守的右翼势力，相对进步的激进共和派自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得以登台掌权。共和国迭出的丑闻似乎可以就此终结，但对德复仇的声音再次高涨起来。在新世纪之初，法国将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狂热中走向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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