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下炸弹的分赃

作为一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比起建立一个和平的新世界，战胜各国更关心的是如何从战败国身上攫取足够多的好处。这种带有分赃性质的战后安排注定无法建立起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而为新冲突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对于战后安排，法国的构想主要集中在如何严惩德国的问题上。为彻底了结普法战争以来两国之间的恩怨，法国希望对德国进行全面的清算：首先进行政治上的清算，通过削弱德国来保证自身安全，进而实现独霸欧陆的野心；其次进行经济上的清算，以德国的赔偿来弥补自己在战争中的严重损失。为掌握战后“分赃”会议的主动权，法国的外交官们多方斡旋，最后终于将召开会议的地点争取到了巴黎。

1919年1月18日，以讨论战后安排为主要内容的和会在巴黎召开。在开幕式的致辞中，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的敌意：“德意志帝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作为东道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担任了大会主席一职，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组成“三巨头”，实际主导了整个会议的进程。为将惩治德国的构想落到实处，法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计划：第一，以莱茵河作为法德边界，实现长久以来法国对“自然疆界”的向往，在莱茵河左岸建立一个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作为法德之间的缓冲区；第二，德国应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款，其中法国应该获得大部分；第三，收回在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同时由法国占领德国的萨尔煤矿区；第四，在德国东边建立一个强大的波兰以制衡德国；第五，严格限制德国军队的人员和技术装备数量。

法国的计划以使德国沦为二等国家为基础，旨在让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并通过扶植波兰建立起新的均势。这种完全从法国利益出发一家独大的想法毫无悬念地招致了另外“两巨头”的不满。美英两国认为法国提出的天文赔款数字会在经济上将德国搞垮，从而危及两国在对德经贸、投资等方面的利益。此外美英两国也不愿看到一个在得到德国大量赔偿后迅速强大起来的法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限制军备的问题上，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美英只希望限制德国威胁比较大的海军，而对于陆军则相对宽容，他们希望德国维持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来防范东边新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势力——苏俄。

在美英的联合抵制下，法国独木难支，加之战后国力衰微，需要两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支持，所以在许多问题上法国都做出了重大让步。可即便如此，在当年5月最终拟定的和约文本仍对法国十分有利：第一，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二，萨尔煤矿由法国开采15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归属；第三，莱茵河左岸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20年，右岸为非军事区，严禁德国修筑防御工事、驻扎军队；第四，将德国在叙利亚、黎巴嫩的殖民地交给法国“托管”；第五，将德国军队人数限制为10万人，不得拥有坦克、重炮等武器；最后，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研究赔款问题，在1921年之前德国应先行交付200亿马克，其中一半归法国所有。悬而未决的赔款数额、支付方式等许多问题，成为日后各方斗争的焦点。

巴黎和会上德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6月28日，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1871年，就是在这里，在普法战争中取胜了的普鲁士宣布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仅仅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凡尔赛宫再次见证了历史，只不过胜负的双方已发生了逆转。法国此举既想羞辱德国，也有一雪前耻之意。

赔款问题自战争结束以来一直牵动着法国的神经：法国急需德国的资金来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国民经济体系。为保证赔款问题的落实，早在1920年，协约国就在法国的倡导下召开了专门会议，会议规定在德国拒交赔款时可以通过占领其最大的工业区——鲁尔的方式来迫使其就范。1921年，由法国人主持的赔款委员会将德国的赔款数额定为惊人的1320亿马克，德国拒绝接受，法军随即出动，占领了莱茵河右岸的几座德国城市，英军也参加了此次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美两国在赔款问题上逐渐软化，转而支持德国经济的复兴，这令法国深为不满。1922年春夏之交，德国以经济困难为由要求延期支付赔款。对此法国提出以鲁尔的煤矿做抵押，但没有得到英国的支持，愤怒的法国政府决定单独行动。

1923年1月11日清晨，近10万法比军队进占鲁尔工业区，控制了当地的工厂和煤矿，实行军管，这就是著名的“鲁尔危机”。事变发生后，德国实行“消极抵抗”政策，宣布在鲁尔实行无限期的停工，同时严令禁止鲁尔地方政府与法国占领军合作。法国则针锋相对，从国内招募工人前往鲁尔工作。危机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德国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对法国来说也是得不偿失——占领期间从鲁尔获得的煤、铁价值还抵不上占领军的军费。危机期间，占领军与当地民众间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危机的持续发酵引起了美英两国的不满，在两国强大的经济压力下，法国被迫在下半年从鲁尔撤军。

“鲁尔危机”是战后各国博弈的一个转折点，法国的意气用事将自己置于一种“不仁不义”的境地之中，不仅失去了舆论的支持，与美英两国的分歧也进一步扩大。法国的失败使自己丧失了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主导权，而且将法德之间的民族矛盾推到了新的高度。就像1871年的法国人一样，1923年的德国人开始积极准备复仇。

进驻鲁尔的法军

严苛的条款看似将使德国一蹶不振，但从“鲁尔危机”的爆发可以看出，由于战胜国之间的重重矛盾，条约内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不尽如人意。作为一份以根除德国威胁为目标的“保险”，《凡尔赛和约》被后人指责为“要么过于严厉，要么过于宽大”。“过于严厉”是指很多规定完全是出于泄愤，不但因可操作性极低而难以实现，而且会激发起德国人强烈的民族情感。以萨尔矿区为例，法国本想通过15年的占领将当地人同化，但在1935年的公民投票中，98%的萨尔人在归属问题上选择了德国。“过于宽大”是指部分惩罚措施执行不力，没有真正达到削弱德国的目的。即使在和约签订以后，法、美、英等主要战胜国之间仍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这给德国“打折”执行和约内容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对法国至关重要的赔款问题上，美英两国通过“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不断减少赔偿数额，而且以恢复德国经济为由向后者提供了大量贷款。综合以上种种，德国在仇法的民族情绪和美英两国的纵容下渐渐恢复了元气，而法国的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在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以后，战胜国还先后与同盟国中的其他战败国签订了一系列带有惩罚和掠夺性质的条约：与奥地利签署了《圣日耳曼和约》、与保加利亚签署了《纳依和约》、与匈牙利签署了《特里亚农和约》、与土耳其签署了《色弗尔和约》。这些和约与《凡尔赛和约》一起，构成了战后由协约国主导的“凡尔赛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国际关系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凡尔赛体系”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分赃”的产物，其中充斥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丑恶行径。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也在战后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希望可以收回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但是为美英法这“三巨头”控制的和会竟将这一权益转让给了日本。中国代表顾维钧对这一无视中国的正当权益和民族情感的决议十分愤怒，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以退出和会作为回应。后来，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迫于列强压力答应签字，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为题外话。

除了对战败国的剥削和对弱国的压迫，“凡尔赛体系”也并未能调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法国因自身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还将采取新的行动；意大利和日本因“分赃”不均而对“三巨头”耿耿于怀。这场“分赃”埋下了一颗巨大的炸弹，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接踵而来的危机则会将它一步一步地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便已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在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和平中，饱经战火摧残的法兰西只有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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