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降临

1929年，一场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法国自然也难以幸免。这场以范围广、时间长、破坏大为特征的危机规模空前，给尚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法国经济以沉重的打击。经济危机带来了政治危机，法西斯运动开始在法国社会兴起，对议会民主制度造成巨大威胁。在经济、政治双重危机的打击之下，法国进入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30年代。

当经济危机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并很快波及英、德、意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经济发展却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是其在“一战”后的特殊国情和传统的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产物。战争结束以后，法国根据《凡尔赛和约》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从而获得了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为修复战争创伤，法国政府在战后兴建了一批大型的公共工程，这使得法国的就业率和投资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战后法郎贬值让国际市场上的法国商品价格更为低廉，从而更具竞争力。从传统的角度看，法国是一个以小生产为主的国家，在英德等国广泛存在的垄断组织在法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比有限，小企业在危机初期可以凭借自身积蓄支撑，受影响不大；同样由于小生产的缘故，法国工农业生产多为自给自足，对国际市场依赖远不及英美那么大，所以法国在初期呈现出一种平稳的态势。

在1929年、1930两年，法兰西堪称“危机世界中的繁荣之岛”，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惨淡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暂时的繁荣令法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之中，无论政府高官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危机并非“迟到”，而是根本就不会光顾法国。法国政府甚至还在此期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加速发展经济的计划。

现实很快就击垮了法国人的自信：1930年底，法国开始卷入危机。也许是为了给自负的法国人一个教训，这次危机来势之迅猛前所未有。企业和银行大批倒闭、工人失业、农产品因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暴跌、外贸额骤降、资本输出锐减……更为严重的是，比起经济从1932年就开始逐步复苏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危机呈现出爆发晚而持续久的特点，一直到1935年经济发展才有所起色，而造成这一恶果的，恰恰就是那些当初使经济危机推迟到来的原因。

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不仅重创了法国经济，也给法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在危机中损失惨重，生活质量大幅度下滑；而一小撮大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却趁机大肆兼并破产的中小企业，赚了个盆满钵满。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政治斗争和示威游行频繁发生。面对危机的排山倒海之势，政府应对乏力，内阁更换如走马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开始对法国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度产生怀疑，转而投向正在德意两国蓬勃发展的法西斯主义。

法国的法西斯运动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法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力量在国内迅猛发展，令右派保守分子深感不安。国际上，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上台掌权，给法国的右翼分子树立了榜样。在国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法国先后成立了“束棒”“爱国青年”“火十字团”等十几个法西斯组织，还控制了一大批民众团体。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社会矛盾的激化，许多人开始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信心。法西斯组织借此机会大肆抨击政府、笼络人心，迅速发展壮大，其中以“火十字团”和“法兰西行动”两个组织最为强大。

“火十字团”由贵族出身的拉罗克上校领导，最初是由在“一战”中获得“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组成。他们“像在前线一样联合起来”，以“挽救民族、荣誉、秩序和财产”为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法西斯分子，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从3万多人发展到40多万人。“火十字团”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准军事化组织，不仅拥有大量轻武器，甚至还有飞机和火炮，是当时法国政局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法兰西行动”成立于19世纪末，最初是一个旨在推翻共和、复辟君主制的王党组织，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逐渐表现出法西斯主义倾向。该组织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时常以此来对左翼进步力量进行或明或暗的打击。“法兰西行动”虽然在人数上远不及“火十字团”，但得到了一批政府高官的支持，因此在社会上也颇有影响。

面对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动荡政局，法国的各个法西斯组织开始谋划发动政变来推翻议会民主制度，在法国建立起法西斯式独裁统治。1933年，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在德国粉墨登场，这进一步激发了法国法西斯分子们的狂热情绪。以当年年末曝出的“斯塔维斯基丑闻”为导火索，一场法西斯分子的夺权暴动最终在次年2月爆发了。

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犹太人，在20世纪初移居法国后长期以从事诈骗活动为生。1912年，他曾因此被捕入狱，刑满释放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从事包括贩毒、投机等在内的各种非法活动。为寻求保护伞，他以非法所得的收入贿赂政府高官和司法界人士。在司法界人士的庇护下，他甚至还开设了一家信贷银行，通过发行虚假债券的方式骗取了巨额财富。不久事情败露，斯塔维斯基携款潜逃，最终在1934年1月被警方发现后自杀。

事情发生后，法国的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彻查此事，人们认为斯塔维斯基之死存在诸多疑点，或许有受贿者为销毁证据而故意将其灭口。经过媒体的不断追踪，最后发现竟有上千名政府官员、议会代表及司法界高层人士卷入其中，牵涉之广、金额之大甚至可以与“巴拿马运河丑闻”媲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经此事展露无遗，早已蠢蠢欲动的法西斯分子更是将其视为天赐良机。

从1月9日开始，“法兰西行动”“火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先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政府、反议会的示威游行，并在巴黎市内阻断交通、修筑街垒与政府军对抗。在他们的压力下，早已在“斯塔维斯基丑闻”中声名狼藉的肖当政府被迫下台，转而由达拉第组成新的内阁。达拉第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彻查在曾经接受斯塔维斯基贿赂的公职人员、挽救政府声誉，此外，他还将与右翼分子亲近的巴黎警察局局长希亚普撤职，以避免首都局势的失控。可当撤职的命令下达后，希亚普不但拒不接受，反而打电话给达拉第，发出“让我们在街头再见吧”的威胁。法西斯分子已准备利用新旧政府交替、政局不稳的有利时机，对共和国发动致命一击。

2月6日是议会就是否信任达拉第政府进行投票表决的日子。当天一早，法西斯组织控制下的右派报纸纷纷散播谣言，宣称政府已调集大批军队进驻首都，准备镇压游行。法西斯分子一面号召广大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一面集中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准备暴力夺权。当天晚上，数万名法西斯分子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发起冲击，接连突破政府军的几道防线。为阻止人群冲进会场，守卫最后一道防线的警察部队被迫开枪自卫，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伴随着会场外的阵阵枪声，达拉第内阁终于以微弱优势获得了议会的信任。但由于军警部门首脑严禁大规模镇压，内阁中的部分成员也态度冷淡，孤掌难鸣的达拉第被迫在次日交出了还没坐热的总理宝座。

“二六骚乱”是对法国民主政体的一次巨大威胁：两届政府都在骚乱前后的危机中下野。可即便如此，法西斯分子在法国建立独裁政府的企图也未能得逞。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共和的政治信仰经过一百多年的浸染已深入大多数法国人心中，悠久的政治传统造就了一支捍卫民主的强大力量。而法国的法西斯组织起步晚、根基浅，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如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一类的统一组织，虽然横行一时，但终究无力颠覆国家政权。

法西斯分子的猖狂进攻为左翼进步人士敲响了警钟。骚乱平息后不久，一批法国知识分子就提出了“法西斯即战争”的口号，开始了正义对邪恶、进步对保守、光明对黑暗、民主对独裁的英勇斗争。在国际上，面对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军备战的严峻形势，法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罗曼·罗兰、郎之万等人团结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各国进步民主人士，将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反对战争结合起来，先后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国际反战委员会等一批反战、反法西斯的民间团体。1932年，第一届国际反战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法国派出了一支近600人的代表团，规模之大位居各国之首，表现出了法国人民捍卫民主、反对独裁的坚定决心。

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大团结推动了法国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法国的知识分子们成立了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通过编写传单和宣传册，戳破法西斯分子的虚假宣传，向广大普通民众介绍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以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为基础，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这三大法国左翼政党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逐渐接近，并最终联合组成“人民阵线”参加议会选举。自1936年开始，“人民阵线”的候选人接连几次组阁执政。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和社会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国内的法西斯势力，巩固了法国的民主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但由于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缺乏经验，加之保守的大资产阶级从中作梗，“人民阵线”运动最终在1938年末彻底失败，而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法兰西的20世纪30年代是险象环生的年代，先有经济上的萧条，后有政治上的动荡，此间历届政府都被国内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无暇过多顾及欧洲事务。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使得法国政府无法拿出充足的经费投入国防建设，无法实现军队指挥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法西斯主义运动则从政治上将法国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双方聚焦于国内的权力斗争，难以做到一致对外。而此时在德国，希特勒上台以后不止一次地传递出要修改《凡尔赛和约》、报仇雪恨的强烈信号。如果说在白里安构建的条约体系中法德两国尚能平起平坐的话，那么面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益严峻的战争威胁，软弱无力的法国政府只能以更加卑微的方式谋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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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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