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街垒国王”

《七月敕令》的颁布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线。就在第二天，以梯也尔为首的一批自由派人士在《国民报》编辑部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庄严地向世人宣告：“政府违反了法制，我们反抗它。”这是起义的号召！伴随着“打倒波旁王朝！”“自由万岁”的呼声，成千上万的巴黎民众走上街头示威，表达自己对复辟王朝专制统治的愤慨。

面对愤怒至极的民众，顽固不化的查理十世仍企图派兵驱散人群，在人民与政府军愈演愈烈的冲突之中，七月革命终于爆发了。7月27日，巴黎民众推倒马车、砍伐树木、掀起铺路石，在城中各战略要点修起了第一批街垒，开始同政府军交战。在起义者英勇行为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武器，到了28日，起义者已在城中修建了超过4000座街垒。按照当时巴黎的人口规模计算，相当于每200人就修建了一座，七月革命的社会参与度之高可见一斑。也正是在这场彻底终结了旧制度的革命中，巴黎人将街垒战的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在之后的历史中我们将会多次看见这种巷战工事的身影。29日，起义者包围了罗浮宫和杜伊勒里宫，查理十世早已出逃，在攻占了这两座象征复辟王朝统治的宫殿以后，七月革命胜利结束。由于起义共进行了三天，七月革命也被后人称为“光荣三日”。

七月革命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令人称奇的是，如此规模浩大的起义竟是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由巴黎人自发进行的。当广大巴黎民众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在“光荣三日”中并未直接参与战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却抢先一步，他们成立了市政委员会，任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拉法耶特担任国民自卫军司令，牢牢地抓住了革命的领导权。此时的查理十世仍屯兵巴黎城外，伺机反扑。为造成既成事实，迅速建立起具有合法性的新政权，梯也尔推出了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

奥尔良公爵也是波旁家族的后裔，其祖先是路易十四之弟。在法国大革命中，其父“平等的菲利普”自愿放弃贵族称号并加入了雅各宾派组织，在处死路易十六的提案中投了赞成票。路易·菲利普本人也曾加入革命军，参加了保卫革命的热马普战役。波旁王朝复辟以后，与冥顽不灵的贵族们不同，他始终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常常表现出一个“改革者”的姿态。父辈的声望和个人的经历都为路易·菲利普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使他成为资产阶级心中理想的统治者人选。

在双方达成一致以后，梯也尔开始为奥尔良公爵的上台造势，他在报纸上撰文宣称：“奥尔良公爵在战火中高举过三色旗，也是唯一能再次高举三色旗的人，他将从人民那里接过王冠！”几天以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加冕为王，开始了七月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在议会而非教堂中接受加冕的，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举动打破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范式，将议会作为国王权力的来源。议会还通过了《1830年宪章》，对国王的权力做了诸多限制，其称号也从“法国的国王”变成了“法国人的国王”。由于是在巴黎人民的街垒战中登上王位，路易·菲利普还获得了一个有趣的绰号——“街垒国王”。

“街垒国王”路易·菲利普

登基之初，这位“街垒国王”表现出一副亲民的做派：他常常穿着朴素的服装在街上闲逛，和遇见的平民百姓寒暄、握手。可在这种表面上的“亲民”背后，隐藏着路易·菲利普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不甘心做一个“统而不治”的虚位君主，他要实实在在地掌握最高权力。根据《1830年宪章》的规定，法国议会选举的财产资格被大幅度提高，大资产阶级由此得以独揽政权。经历过复辟王朝的专横统治，在七月革命后掌权的大资产阶级自然不愿再让国王拥有太大的权力。因此，在七月王朝统治初期，大资产阶级中的改革派人士占了上风，他们努力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在巩固自己统治的同时尽可能地对王权进行束缚。

可惜好景不长，新的危机很快到来。市民暴动、农民起义频繁发生。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七月王朝的统治政策开始右转，大资产阶级中的保守分子开始取得优势。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纵容王权的肆意妄为，并与其联手打击反对派势力。

支持恢复波旁家族统治的顽固分子蠢蠢欲动，他们被称为“正统派”。在“正统派”看来，路易·菲利普是通过“篡权”而登上王位，而其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更是令这些沉迷于旧制度的遗老遗少们难以容忍。虽然在巴黎的势力已被荡涤殆尽，但这些人在前王党势力根深蒂固的法国西南部地区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积极参加议会选举，试图通过合法方式进入政府；另一方面则阴谋组织反对七月王朝的暴乱。1832年，贝里公爵的遗孀结束逃亡秘密回到法国，她以“正统派”的首领自居，暗中联络波旁王朝在各地的支持者，图谋在法国南方发动一场反对路易·菲利普的叛乱。当年11月，“正统派”的阴谋在起事前败露，贝里公爵夫人被捕入狱。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在贝里公爵遇刺后已守寡多年的贵妇，竟在监狱里产下一个女婴。这种“不检点”的行为令“正统派”颜面尽失，在七月王朝的不断打击下，“正统派”逐渐退出了法国的政治舞台。

对七月王朝造成更大威胁的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共和运动。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人阶级剥削的日益沉重。工人阶级在七月革命中为推翻复辟王朝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在新政权建立以后依旧在贫困线上挣扎，其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1831年，法国纺织业中心里昂发生了工人起义。当时的工厂主在政府的包庇下，拒绝执行已经达成一致的劳资协议，愤怒的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发生冲突，冲突很快演变成起义。起义工人一度占领了城市，但因缺少明确的政治目标，在徘徊观望之际被赶来增援的政府军击败。这次起义标志着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给七月王朝的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慑。失败了的工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斗争需要理论指导，于是开始与共和主义人士进行合作。

当时的共和主义人士主要来源于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也是七月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大资产阶级的把持下无法获得政治权利，因此也对政府心怀不满。1834年，在共和主义者的指导下，里昂的工人进行了第二次起义。与第一次起义相比，这次起义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起义者在印制的传单上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虽然起义在七月王朝的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但工人运动和共和运动在斗争中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决心也愈益坚定。

1835年7月，在巴黎发生了一次针对路易·菲利普的刺杀。路易·菲利普虽然侥幸逃脱，但刺杀为七月王朝加强镇压提供了口实。在时任内阁首相梯也尔的操纵下，政府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九月法令》，对包括共和主义在内的一切反政府思潮进行打击。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反对派势力被迫转入地下。

虽然大大小小的起义、暴动不断，但在七月王朝统治期间，法国工业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批新式工矿企业兴办起来，铁路线路也开始铺设……但出于历史和习俗等方面的原因，比起投资实业，法国人更加青睐风险低、收益高的金融投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银行家拥有崇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一位银行家曾如是写道：“我随时都可以去拜访国王，他对我完全信任，倾听我的话，重视我的意见。”七月王朝也因此被称为“银行家王朝”。在步履蹒跚的工业革命和风行一时的金融投机中，法国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以大银行家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把持着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部权利，排斥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生活，工人阶级更是处在一种悲惨的境地之中。在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经济社会模式之下，七月王朝的统治注定难以持久。

早在七月王朝建立之初，把持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就因对王权的不同态度而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统治阶级内部越来越感觉到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维护自身的统治，这正合路易·菲利普的心意。1840年，他罢免了时常反对自己的梯也尔，在新组成的内阁中，外交大臣基佐掌握了实际权力。基佐政治观点的核心是“秩序”，他认为国家只有在稳定中才能实现发展。这一论调在动荡的法国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基佐以“秩序”的名义反对任何改革，使社会陷入停滞状态。特别是他强烈反对降低议会选举的财产资格，彻底关闭了中小资产阶级以合法方式参与政权的大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不断发酵，随时都可能爆发。

1847年，基佐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首相的职位，但七月王朝的统治也进入了倒计时。从当年7月开始，一种被称为“宴会运动”的反政府活动开始兴起并席卷全国。“宴会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聚餐活动，人们在宴席之间高谈阔论、针砭时弊，并起草要求改革的请愿书。

面对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基佐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无视社会上的改革呼声，顽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在次年1月的一次议会会议上，面对尚未意识到危险的议员们，托克维尔（撰写了《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著名学者——作者）发表了一番预言式的演说：“诸位先生，恕我说你们错了！不错，动乱尚未成为事实，但已深入人心。”当时对此不以为然的议员们绝不会想到，此后仅仅不到一个月，托克维尔的警告就变成了现实——七月王朝即将在二月革命的浪潮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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