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将军，自由的法国

法国沦陷以后，面对德国占领军的蛮横霸道和维希政府的腐败无能，英勇的法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抵抗运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浪潮中，戴高乐脱颖而出，担负起领导法兰西走向自由的重任。

戴高乐早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表现英勇而屡获升迁。战争结束以后，他又先后在军事院校和国防部任职，有着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戴高乐逐渐形成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独立见解，他力主建立集火力和机动性于一身的装甲师，希望能够改变当时法国军界对马其诺防线的盲目信任。但由于人微言轻，戴高乐的正确观点在当时的法国并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40年5月10日德军装甲部队突入法国，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戴高乐理论的正确性，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军官才得到政界和军界要人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准将，担任国防部次长。作为一名坚定的抵抗派，戴高乐对贝当等人的投降行径十分痛恨，遂在停战协定签署前孤身出走英伦。

刚到英国的时候，戴高乐只是一个流亡的将军，既无军队又无资金，但他很快就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争取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6月28日，经丘吉尔的允许，戴高乐在英国广播电台（即BBC——作者）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宣言”，他向法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也许是将军的风度和热血征服了丘吉尔，两人签订了一项条约，后者允许戴高乐作为“自由法国”的领袖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戴高乐随即开始招兵买马，在伦敦筹建“自由法国”的领导机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并很快组成了一支7000余人的武装力量。

戴高乐在伦敦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文末粗体黑字意为“法兰西万岁”

虽然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但这两位同样极具个性的领袖之间很快就产生了摩擦。为摆脱寄人篱下的不利处境，戴高乐深知需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广阔的法属非洲殖民地。从1940年8月初开始，戴高乐便在非洲采取行动。他充分利用维希政权建立后非洲错综复杂的环境，以政治游说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很快便将大批法属非洲国家争取到了“自由法国”一边。10月，戴高乐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发表宣言，痛斥维希政府的卖国行径，并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正式开始行使政府职能。

随着“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壮大，它与英美等盟国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凸显。两国在法国遭受德国侵略时见死不救，可在戴高乐领导抵抗运动的过程中却不时进行干涉。早在1940年7月，英国便几次以防止军舰落入德国人手中为由，对隶属于维希政权的法国海军进行突袭，造成了大量的法军官兵死亡。此举极大地伤害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也使戴高乐和丘吉尔之间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更令戴高乐感到不安的是，英美在对“自由法国”表示支持的同时，暗地里多次与维希政府进行秘密接触。特别是此时尚未参战的美国，希望乘欧洲乱局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染指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

面对英美两面三刀的行为，戴高乐决定进一步提高“自由法国”的存在感，通过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掌握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凭借法属非洲丰富的资源和稠密的人口，“自由法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至1941年春天，在反法西斯的各条战线上都已能看到“自由法国”的身影。特别是在非洲战场，“自由法国”的军队配合英军几次重创意大利军队。在一次重大胜利后，“自由法国”的战士们在戴高乐麾下勇将勒克莱尔的带领下宣誓：“只要法国的国旗不在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边境上的重要城市——作者）上空飘扬，我们就绝不停止前进！”除了陆上作战行动以外，“自由法国”的战机在英伦三岛和苏联上空与德军鏖战，舰艇在大西洋上为盟国船只进行护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日子里，“自由法国”代表那些不甘于被奴役的法国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2年7月，盟军决定开辟北非战场，击溃驻守在这里的德意军队，为进攻意大利本土做好准备。北非是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渗透，美国政府绕过作风强硬的戴高乐，私下与刚从德国集中营中逃出的法军将领吉罗接触，许以其北非法军总司令之职。戴高乐知晓这一干涉法国内政的行径后十分恼火，几次与美方发生激烈冲突。为缓和局势，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3年初邀请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摩洛哥重要港口城市，今达尔贝尔——作者）与吉罗会晤。为防止英美干涉，戴高乐起初执意要与吉罗单独会面，但考虑到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大局，他还是在1月下旬来到卡萨布兰卡，当着英美两国领导人的面，与吉罗作了象征性的和解。

卡萨布兰卡会晤以后，戴高乐与吉罗两人暂释前嫌，共同指挥对北非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虽然“自由法国”的军队在人数上无法与盟军媲美，但他们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励下不畏牺牲，作战十分勇敢，特别是在彻底打垮北非法西斯势力的突尼斯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截至1943年5月北非战役结束，平均每7个“自由法国”的战士就有一个牺牲或负伤，他们的巨大牺牲赢得了盟军的尊敬。

就在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在外线积极活动的同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工人罢工到学生游行，法国人民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反抗。一大批抵抗组织建立起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人士都纷纷投身于武装斗争。但这一时期的抵抗组织多半由充满爱国热忱的法国人民自发组成，面对装备精良的法西斯侵略军和无处不在的维希政府密探，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抵抗组织各自为战，在斗争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协调国内众多抵抗组织之间的行动，加强“自由法国”对于抵抗运动的统一领导，戴高乐于1942年1月派遣自己的得力助手让·穆兰返回法国，以“自由法国总代表”的身份与各个抵抗组织进行接洽。让·穆兰在战争爆发以前是法国最年轻的省长（38岁——作者），也是一个坚决反对“绥靖主义”的抵抗派人士。法国沦陷以后，让·穆兰曾被德军逮捕，获释后几经辗转到达英国，成为戴高乐的重要智囊之一。潜回法国以后，让·穆兰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聪明才智，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将分崩离析、互相对立的各个抵抗组织团结起来，在1943年5月成立了接受戴高乐和“自由法国”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让·穆兰到来之前，法国曾有一些抵抗者；让·穆兰到来之后，法国有了抵抗运动。”他坚信法国会在这场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但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1943年6月，让·穆兰被叛徒出卖，遭到德国秘密警察的逮捕。在狱中，他守口如瓶，即使遭受酷刑也没有说出抵抗运动的任何秘密，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将生命献给了他挚爱的法兰西。

北非战役的胜利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成立使戴高乐的声望大增，特别是在北非战役的过程中，大批维希政权的军队临阵倒戈，投入“自由法国”的麾下。此时世界反法西斯的局势也日渐明朗：德军在苏德战场连遭惨败，苏军已开始投入战略反攻；英美盟军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场正义对邪恶的战争已初现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情况下，戴高乐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尽快加强“自由法国”的政权组织建设，为日后反攻欧陆做好准备。

1943年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法国的中央政权”，对德国法西斯扶持下的维希傀儡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它正式担负起团结国内外一切抵抗力量，以及维护法国国家利益的重任，并很快得到包括英、美、苏在内的多国政府承认，为战后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一山难容二虎，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戴高乐与吉罗二人间的矛盾便显现出来。无论资历、声望还是实力，吉罗都远逊于戴高乐，由其担任主席本就是英美为制衡戴高乐而做出的安排。长期以来，戴高乐一直对英美两国干涉“自由法国”内部事务、侵犯法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十分不满，而这次在委员会内部安插代理人的行为更是令他无法容忍。戴高乐利用自己在委员会中的权威，多次向吉罗发起攻击，迫使后者辞去主席职务并退出委员会。至此，戴高乐终于成为“自由法国”的唯一领袖。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法国抵抗运动的发展。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是拿破仑一世的故乡，有着浓郁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1942年底，意军以防备北非盟军为由进驻该岛，很快就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对于科西嘉的抵抗运动，“自由法国”给予了大力的支援，先后多次向岛上派遣联络官商讨合作事宜，并向当地资助了大批武器弹药。

1943年9月3日，意大利宣布投降。消息传来，科西嘉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夺取意军武器，向困守科西嘉北部的德军发起进攻。10月初，岛上的德军全部撤离，科西嘉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而科西嘉起义的胜利也吹响了向法国本土进军的号角。

1943年末，英、美、苏三国领导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集会，商讨盟军登陆法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可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仍不忘对法国内政进行干涉。特别是在吉罗退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后，美国政府以“自由法国”只是一支军事力量为由，不承认戴高乐有权代表整个法国。更有甚者，为加强对战后法国经济的控制，美国还私下里印制了800多亿法郎的钞票，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家利益。

戴高乐将军戎装照

对于美国政府的粗暴干涉，戴高乐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43年10月，他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声明，宣布：“所有在法国的政治措施只有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才能采取。其他政权所发布的任何指示都不具有任何价值。”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戴高乐宣布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英美干涉前抢先一步，为日后接管法国政权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0年，戴高乐还只是一个流亡他国的“光杆将军”，1944年，他已是法国民众眼中的救星和希望；1940年，法兰西饱受亡国的屈辱，1944年，它以自己的不屈敲响了法西斯主义走向灭亡的丧钟。拯救法国、走向自由的大决战就要开始了！可面对负隅顽抗的纳粹军队，在夺取最后的胜利之前，戴高乐和他的战友们还要克服一系列的艰难险阻。

1944，法兰西在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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