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尉到皇帝
法国作家雨果曾在其代表作《悲惨世界》中写道:“科西嘉,一座使法兰西变得相当伟大的小岛!”究竟是什么原因,竟让一代文豪对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如此垂青?答案就是1769年8月15日降生在这里的一代枭雄——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祖上是当地的贵族,但到其降生时已家道中落,拮据的生活使得少年拿破仑沉默寡言、性格孤僻。由于父亲与岛上的法国总督关系密切,10岁那年,拿破仑得以前往法国本土的布里埃纳军校读书。在这所阔少云集的贵族学校中,操着口音浓重的科西嘉法语、衣着破烂的拿破仑时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自尊心极强的他转而通过勤学苦读来证明自己。1784年,15岁的拿破仑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巴黎军校就读。就在意气风发的拿破仑准备开始自己在法国最高军事学府的深造生涯之时,却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为能够在经济上贴补家用,拿破仑被迫中断学业,于次年入伍,成为一名炮兵少尉。军中的生活单调而清苦,与身边那些领饷后直奔酒馆妓院的军官们不同,年轻的少尉总是将自己微薄的俸禄寄往家中,在业余时间则潜心研读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这一时期的阅读与思考对拿破仑日后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拿破仑的命运。1793年,在革命的高潮中,拿破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政治小册子《博盖尔的晚餐》,旗帜鲜明地表示服膺于雅各宾派的革命理想。在当年12月的土伦战役中,凭借自己过硬的军事素养,拿破仑指挥法军炮兵重创英军及其支持的王党军队,对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时正在前线的罗伯斯庇尔之弟奥古斯丁在写给其兄的信中盛赞这位年轻的军官:“如果你需要一个进行巷战的钢铁意志的人,一个年轻人,一个新人,那么这人只能是拿破仑。”一战成名的拿破仑由此平步青云,在次年年初被国民公会破格提拔为炮兵准将。
拿破仑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他的“伯乐”就在“雾月政变”中身首异处,他也因为被“热月党”看成是“罗伯斯庇尔的人”而受到牵连,一度被捕入狱,后因找不出什么致命的证据才被释放,但也难以获得新政权的信任,不得不赋闲在家。年轻有为的将军转眼就成了落魄的“嫌犯”,在这种时代所带来的巨大落差下,拿破仑的心态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从满怀革命理想的爱国军人变成了追名逐利的野心家。1795年,王党分子的“葡月暴动”给拿破仑重出江湖提供了机会。当不知所措的督政府被迫起用拿破仑时,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权的“忠心”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这样的人很难得不到当权者的信任,而镇压王党所带来的声誉也在无形中为其积累了政治资本。第二年,拿破仑升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在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中,他不仅打出了法兰西的赫赫威名,也树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人的心态会因位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随着声望的提高、权力的扩大,拿破仑开始不满足于只做一名军人,他开始密切关注法国的政局,伺机而动。
拿破仑在议会遭到围攻
1797年,在先后发动两次针对议会的政变以后,督政府逐渐丧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局势日趋恶化。当年8月,正在埃及远征的拿破仑收到消息,督政府丢失了其在意大利占领的全部土地。也许是因为对自己浴血奋战成果丧失的愤怒,但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对督政府气数已尽的推断,拿破仑毅然决定返回法国攫取权力。10月,当拿破仑出现在巴黎时,军队和民众像欢迎英雄般地迎接他,人们都希望他能结束混乱局面,重建社会秩序和国家荣耀。此时,还有一个人也在蠢蠢运动,他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元老、《什么是第三等级》的作者西哀士。面对督政府统治所带来的弊端,西哀士也想有所变革,但作为文官,他需要一把“战刀”来协助自己进行政变。于是,在推翻督政府这一共同目标下,拿破仑和西哀士走到了一起。
经过两人缜密的谋划,著名的“雾月政变”在11月8日拉开了序幕。在当天早上开始的立法院上院会议中,部分议员以防范子虚乌有的“雅各宾派阴谋”为借口,提出并通过了两项议案:第一,将上、下两院的集会地点从巴黎市内的杜伊勒里宫迁至郊外的圣克鲁;第二,任命拿破仑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负责镇压“叛乱”。在政变的第一步得逞后,拿破仑迅速派人占领了巴黎城内外的重要战略据点。次日,两院在圣克鲁继续开会,拿破仑以检阅为名在会场周边集结了大批军队。在上院的会议中,部分议员开始对所谓的“雅各宾派阴谋”表示怀疑,而在更为激进的下院,部分左翼议员提出全体议员应再次宣誓效忠宪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前一天行为的谴责。眼看政变有流产的危险,拿破仑亲自进入上院会场发表演说,却被愤怒的议员们打断,当他随后进入下院会场时,部分激动的议员竟直接冲上来揪住拿破仑的衣领,高喊着“打倒暴君”。受惊的拿破仑在卫士的保护下才得以全身而退,一走出会场,他便立刻派军队进入,将反对自己的议员驱散。当天晚上,在刀剑的监视和威胁下,两院开会决定废除督政府,建立执政府,由拿破仑、西哀士、罗歇·迪科三人任执政官。“雾月政变”以拿破仑等人的胜利而告终,其所开创的以议会方式开始、以武力手段完成、最后再以合法方式加以粉饰的政变模式成为此后各国大多数政变的经典样板。
政变后需要制定新宪法来分配胜利的果实,在基本大法的拟定上,同样觊觎法国最高权力的拿破仑和西哀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西哀士希望以“大选侯”的头衔架空拿破仑,使其担任不掌握任何权力的荣誉首脑,这当然是拿破仑无法接受的。凭借军队的支持,拿破仑最终战胜了西哀士,颁布了体现其意志的1799年宪法,西哀士本想利用的“战刀”反而砍伤了自己。
1799年宪法是一部体现拿破仑个人意志的集权式宪法,虽然仍遵循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但在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上已远不能与之前几部宪法相比。新宪法规定,拿破仑作为第一执政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立法权分属于参政、保民、立法、元老4个院,与这种独特的四院制相伴而来的是立法权的支离破碎,难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执政府时期的立法机构也因此被人讽刺为“无害的玩具”;司法权虽然独立行使,但法官均由第一执政任命,实际上也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新宪法颁布后,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在随后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拿破仑意味深长地宣告:“公民们,革命已经稳定在革命开始时提出的若干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1800年2月19日,拿破仑在人们的簇拥下入主杜伊勒里宫,开始了其对法国长达15年的统治,那一年,他还只是个31岁的年轻人。
“雾月政变”的成功和拿破仑的上台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根源。到1799年,法国大革命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在这动荡不安的10年中,城头变幻大王旗,不同的派别如走马灯般先后出现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但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在以暴力革命摧毁“旧制度”以后,法国人迫切希望能尽快建立起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革命热情消退、人心思定的时代背景下,拿破仑“革命结束了”的宣言无疑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更有吸引力。
年轻的第一执政果然不负众望,上台以后,拿破仑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社会秩序,结束当时法国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他首先大力强化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扩充军警力量来镇压反对势力,为其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拿破仑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当属《法国民法典》的编纂。拿破仑晚年曾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作为第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以法律的形式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成为日后各国民法典的一个样板。
经过拿破仑的不断打击,雅各宾派的势力几乎消亡殆尽,但活跃在国外的王党分子依旧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拿破仑上台以后,路易十六之弟、此时已自称路易十八的普罗旺斯伯爵一度以为复辟有望,便致信拿破仑,希望能与其合作,岂料拿破仑在回信中义正词严地写道:“您不应再抱有回到法国的希望,您如回来,必须踩过10万具尸骸。”法国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大革命期间历届政权大都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反宗教政策,这给王党分子煽动民众提供了可乘之机。拿破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1801年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但禁止教皇干涉法国的宗教事务。《教务专约》既捍卫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又充分照顾了法国人的宗教情感,条约的签订大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从此以宗教为幌子的王党叛乱数量急剧减少。
拿破仑在自己的加冕礼上为妻子约瑟芬戴上后冠
在拿破仑的努力下,法国的内部危机逐渐得到解决,但外部形势仍不容乐观:以英、奥等国为首的第二次反法联盟仍在虎视眈眈。1800年,就任第一执政不久的拿破仑亲率3万精兵,在风雪交加中翻越阿尔卑斯山天险,突然出现在奥地利军队后方,很快便将敌人击溃。1802年,深知无法单凭自己力量取胜的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亚眠条约》,第二次反法联盟宣告瓦解。在经历了10年的对外战争以后,拿破仑给法兰西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为表示对第一执政的感谢,元老院在当年5月提议拿破仑连任执政10年。可拿破仑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命令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由其担任共和国的终身执政。投票以毫无悬念的压倒性优势通过,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的“无冕之王”,迈出了将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重要一步。
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宗教矛盾的化解、反法联盟的崩溃,流亡在外的王党分子逐渐感到难以通过战争或暴动的方式来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转而寄希望于对拿破仑个人的暗杀。在成为终身执政以后,拿破仑接连遭遇了几次暗杀。面对这种情况,拿破仑的支持者认为阻止波旁王朝复辟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新的王朝——以拿破仑为皇帝的波拿巴王朝,这个想法正中拿破仑下怀。1804年,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国以350多万票赞成对2000多票反对的惊人结果通过了由拿破仑担任“法兰西人的皇帝”的决议。正如大革命的元老拉法耶特所说,“让人震惊的不是一个人的篡权,而是举国的驯服”。当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办了盛大的加冕礼。当教皇准备将一顶皇冠戴在拿破仑头上时,拿破仑突然起身,抢过皇冠戴在了自己头上,随后又为约瑟芬戴上了后冠。观礼的宾客对拿破仑的“鲁莽”无不大惊失色,他们也许不会想到这“大逆不道”的行为竟是拿破仑精心设计的结果:他要向世人宣告,这顶皇冠既来自于上帝的恩赐,更来自于他自己多年来的苦心经营。
从1784年辍学入伍到1804年加冕为帝,仅仅20年的时间,拿破仑就以自己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完成了从少尉到皇帝的华丽转身。但夺得皇冠是一回事,保住它则是另一回事,当时欧洲的封建君主们既仇视革命的法兰西,更鄙夷这个非正统出身的皇帝。面对已在酝酿中的反法联盟,拿破仑的选择只有一个——鏖战欧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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