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世界格局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在战争初期的不佳表现和战争过程中蒙受的巨大损失，法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而发了战争财的美国却趁机做大，在欧洲事务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在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几次三番对“自由法国”运动横加干涉，这令戴高乐深为不满，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几次冲突为其日后“抗美”思想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战争结束后不久，戴高乐就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求抵制美国干涉并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可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土，法国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来医治战争创伤。在大国地位和经济援助之间，法国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也成为戴高乐辞职下野的重要原因。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统治期间，法国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昔日的“高卢雄鸡”大有沦为美国马前卒的趋势。

1957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时，除了承诺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要追求“法国的伟大”。为兑现这一诺言，戴高乐提出了以全面抵抗美国、维护法国独立、恢复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出击，力争重振法兰西昔日的雄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加强对西欧国家的控制，美国在1949年号召成立了以其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作者）。北约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军事集团，下设有联合司令部，可以指挥成员国的部分武装力量。作为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体现，美国以防御苏联为由，通过北约在西欧部署了包括核弹在内的大批战略武器和军事人员，对西欧诸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法国是北约的第一批成员国，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期间一直奉行依附美国的政策。戴高乐上台以后，一改过去的软弱作风，开始向美国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1958年9月，戴高乐向美英两国领导人发出照会，要求改组北约组织，成立以美、英、法三国为核心的领导机构，提高法国在北约中的发言权。戴高乐同时暗示，若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将会退出北约。

美国政府自然不愿与法国分享权力，但法国在欧洲事务中毕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美国不想和戴高乐公然翻脸，于是便采取了拖延战略。当意识到美国不会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以后，戴高乐果断采取行动，在1959年3月收回了北约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6月，又进一步将美国运载核武器的轰炸机和导弹逐出了法国领土。

在抵制北约的过程中，军人出身的戴高乐深刻地体会到强硬的外交政策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实力为基础，面对美国频频挥舞的“核大棒”，他决定发展法国自己的核力量。对于法国研发核武器的行动，美国表示强烈反对，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甚至公开声称法国的行为“与其说是针对莫斯科，毋宁说是针对华盛顿”。即便如此，法国仍顶住强大的外来压力，最终在1960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成为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后法国政府不断追加投资，很快建成了种类齐全、规模可观的核武库，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962年，阿尔及利亚危机得到解决，抽身出来的法国可以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欧洲事务中来。1963年6月，看到美英仍无意与法国一起建立“三头政治”，戴高乐又下令收回大西洋舰队的指挥权，并表示法国将不会再参加北约举行的任何军事演习。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法国最终在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组织，并要求驻扎在法国土地上的北约军事人员在一年内全部撤走。摆脱了北约在军事方面的诸多束缚以后，法国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防御体系，向恢复大国地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对抗美国的同时，戴高乐深知法国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要想真正抗衡美国就必须立足欧洲，将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团结到自己一边来。战后欧洲各国一体化的努力由来已久。早在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就提出了以西欧煤钢联营为主要内容的“舒曼计划”，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欧洲一体化组织的最初形态。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又与西欧五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在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实现了经济上的初步联合。但面对各国内部的分歧和来自美国的压力，政治上的联合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西欧诸大国中，英国在战后便一直追随美国，即使不是法国的敌人也成不了朋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在战败后分裂成分别依附于苏、美的东西两个国家之一，简称联邦德国——作者）则有着强大的经济潜力，也需要法国给予政治上的支持以恢复国际地位，因此戴高乐将实现法德和解作为推动欧洲联合的关键步骤。1958年9月，几乎在法国就北约领导机构问题向美英发难的同时，戴高乐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举行了会晤。双方在法德和解、欧洲联合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为以法德联盟为基础的欧洲联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各国联合的方式上，戴高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同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建立“欧洲联邦”的设想，戴高乐反对建立侵犯各国主权的超国家组织。他认为民族是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最有生命力的实体，欧洲的联合只能是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合。经过长时间的斡旋和谈判，法、联邦德国、意、比、卢、荷6国在1965年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将煤钢、经济、原子能三个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作为今天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在实现西欧各国经济上的深度融合之余，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政治联合的进程。

退出北约在军事上削弱了美国对法国的影响，推动欧洲联合在政治上冲击了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在这两个重要举措之外，法国还在经济方面为这套“反美组合拳”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粉碎美国从经济上控制乃至扼杀法国的企图，戴高乐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在法国关键行业的投资，并努力构建法国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为欧洲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法国多次凭借在欧洲一体化组织中的优势地位，抵制美国农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面对战后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建立起的垄断地位，戴高乐也奋起反击。他不仅下令将法国的全部外汇储备由美元换成黄金，还号召欧洲各国与法国一起行动。经济上的反美进一步维护了法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了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

戴高乐不仅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还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积极行动。他将目光瞄准了东方，与苏联、东欧和众多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都建立起了友好的外交关系。戴高乐在其全球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行动便是与刚建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在演讲中公开表示，法国“不能忽视6亿人的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格局中，法中两国有着极为相似的处境：法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反抗霸主美国，中国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反抗“老大哥”苏联。“同病相怜”使得两国在外交上逐渐开始接近，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两国在1964年1月同时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向世界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作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法国的行动在当时被称为“外交核爆炸”，在世界上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的这一明智之举不仅帮助中国打开了外交上的局面，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以巨大的打击。正如有人在法中建交后所说的，“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抗议和威胁而承认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建交后的法中两国很快就进入了“蜜月期”：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成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西方国家元首；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法，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西方国家。此后两国高层往来频繁，在法中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我的外交我做主！这是戴高乐带领“二战”后的法国发出的时代强音。他无惧美国的淫威，将法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唯一出发点，充分地捍卫了法兰西的荣誉和利益。面对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戴高乐能够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主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智慧和胸怀。但也许是因为在对外事务上倾注了太多的精力，这一时期法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乏善可陈，这最终导致了戴高乐的再次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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