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1日，反动军警开始在东海城搜捕。冯硕仁早已做好被捕和牺牲的思想准备。为了应对反动军警的搜捕，冯硕仁做了应变部署。他曾对家里人说：“我们如果被捕了，敌人用刀砍，我们就把脖子硬起来，敌人用枪打，我们就把胸脯挺起来，视死如归。”

冯硕仁在白塔埠火车站布置了信号台，指派在火车站工作的地下党员王开武负责，无情况时，碉堡顶上的旗杆放下，有情况就将旗杆竖起来;在王小埠，动员党员和农友乡亲准备武器应对事变。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表面上看不出来。6月2日，反动军警突袭白塔埠，抓捕“赤色分子”。王开武及时将旗杆竖立了起来。冯硕仁指挥大家：“撤离村庄，分散到田野去摆战场，巧与敌人周旋。”冯硕仁等人置身收麦子的农友间，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敌人未抓到冯硕仁，恼羞成怒，将冯家洗劫一空。冯硕仁的妻子和儿子冯寿印只得靠亲友的援助维持生活。

6月下旬，东海县委召开东海县委扩大会议，总结“六一”事件教训，布置了下一步工作。24日，东海县委向江苏省委报告，请求将李超时调出。^①东海县委改组，一个多月后，县委书记改为黄惠云^②。一贯支持冯硕仁工作的李超时因身份暴露被调离东海县。徐州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东海县委的改组，机械的指定工人同志负责(引进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当然是对的，不过这位工人同志只有坚决勇敢而已，因为过去只是当木偶的常委，没有一点教育的训练工作。现在忽然的要他当书记，难怪一切工作停顿了——最后来交通员报告)，同时允许超时同志脱离海州，我们认为超时同志不应该离开海州(并不是环境不允许在海州)的，我们认为这样处置，海州工作是有损失的。”^③

7月的一天，一名在暂编陆军独立第三旅做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同志，遭奸徒报告被捕，关在谭曙卿旅部。冯硕仁因与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周建章有密切联系，第二天即派冯寿嵩(中共地下党员)前往东海城找周建章设法探听消息。周建章立即到谭曙卿旅政治部找主任探寻捕共情况。当时把供词拿出，看到已供出地下党员冯硕仁、张兆谦、王开武、张兆成等人。

政治部主任提出派队前往“剿捕”，周建章故意说：“这几个共产党员皆很出名，早已外出，不在本地活动，去军队也捕不到，并且是些贫苦少年。”政治部主任说：“那就暂时停止，打听确实再派队去捕。”

周建章得到确切消息后，即返回住处说明情况。冯寿嵩恐怕被驻军查到有生命危险，不敢出城。周建章说：“你化装穿上我的制服，不走北城门和西城门，我把你送出东城门外绕道走小板艞，过蔷薇河回白塔埠，我们出东城门的时候，你不要讲话。我答复说‘到东城门外杨家花园看风景的’即能出城了。”如此，周建章把探信人冯寿嵩平安地送出城，回到白塔埠。

当天晚上，周建章考虑军队虽然临时阻止住了，万一出动也不知道，决定次日借口有事请假回家，途经白塔埠和冯硕仁当面商量一下。第二天早饭后，周建章乘火车到白塔埠，远远地望见冯硕仁走过来。周建章告诉冯硕仁：“昨日信已得到。我认为你需要赶快离开家，万一被军队捕到那就不好办了。我带来钱给你做路费，快走吧。”冯硕仁说：“我路费已准备好了，计划到江南去工作。”^①

6月底7月初的一个上午，李超时离开东海。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同时也向牛山站的老朋友道别，李超时经由牛山站上火车。此前，李超时曾多次在牛山站的李孙氏家落脚，本就熟悉。再加上李孙氏的丈夫李敬麟是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党员，李超时又是邓演达的学生。因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李孙氏(左二白发坐者)和家人在牛山站家中(1955年摄)

这一天，忽然下起了大雨。待李超时赶到牛山站时，火车已经启动。他经过李孙氏门前时，匆忙和李孙氏打了个招呼即向火车飞奔过去。当时只有李孙氏一人在家。李孙氏和李超时一起跑向火车。这时，火车的车门已经关闭，只有部分车窗还开着。突然冒出一个身穿青色短衣、黑色长裤的国民党特务大喊，“别让通缉犯跑了”，“抓住李振华”。这时车速还比较慢，李超时紧跟几步即扒住车窗向里钻。喊话的特务扑向李超时，被李孙氏紧紧拖住，二人扭打翻入火车下，特务当场被火车轧死，李孙氏左腿被火车轧断。另一个特务见状，逃之夭夭。

李孙氏被送到义德医院时，已经耽搁了一些时间，生命虽挽回了，但是从此只剩下一条腿。李孙氏到义德医院不久，得到消息的冯硕仁便冒着被捕的危险，探望了李孙氏。冯硕仁告诉李孙氏14岁的女儿李洪兰：“你长大后，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革命而流血的，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此时的李超时，已经平安地离开东海，前往通海如泰(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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