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走经商路

看到你（指恩格斯）讨厌曼彻斯特，我并不感到奇怪。那个城市是一个聚集着金钱攫取者的脏得可怕的坑。我宁愿被绞死在伦敦，也不愿平平静静地死在曼彻斯特。

——朱利安·哈尼

恩格斯到伦敦后，受到马克思的热烈欢迎。他们两人紧紧拥抱，好像一对多年不见的亲兄弟。

还在恩格斯到来之前，马克思便重新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恩格斯到来后，便受马克思的委托，担负起同盟的大量使命。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会儿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于是，静下心来对1848至1849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主编并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份杂志成为他们发表总结文章的重要阵地。

这本杂志前后共出了6期，马克思在上面发表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法国1848年革命做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在前一篇著作中，恩格斯以亲身经历，忠实地记述了德国1848至1849年革命最后阶段的情况，生动地刻画了曾经取得领导权的小资产阶级如何在革命的浪潮面前一步步走向背叛革命。在后一篇著作中，恩格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的叛卖导致了1524至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因此，无产阶级要想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支持。

1856年的恩格斯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传单的形式发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对他们最近的理论总结作了集中阐述。这篇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能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而应当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执行自己独立的策略。资产阶级民主派只不过希望在实现一些改良后就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确实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

这时，欧洲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在革命的队伍里，有的人叛逃了，有的人退却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也发生了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政治经济形势，认为目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蓬勃发展，现在不是进行革命的适当时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当务之急是开展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宣传，加强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建设。然而，以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少数派却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他们还宣布开除以马克思为首的多数派，另外组成了同盟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和燕妮

1850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了（2年后宣布解散），《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又因为经济和政治原因不得不停刊。在这种困难局面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要从经济学上对共产主义作彻底的论证。经过多年的实践，恩格斯认为只有马克思才胜任这项工作。因而，必须保证马克思拥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写作。为此，他自己就必须找到一份能获得固定收入的工作，以便在经济上帮助马克思，让马克思不再为生计费力劳神。

于是，恩格斯作出了重回曼彻斯特，到他父亲公司上班的决定。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

这时候，马克思已经把全部家产都投入了革命事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的夫人燕妮在1850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悲惨情境：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250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5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

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恩格斯在曼特斯特的住宅（索恩克莱路）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4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5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2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5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对于马克思的困苦状况，恩格斯感同身受，他向马克思交待完一些工作问题后，便匆匆踏上了去曼彻斯特的旅程。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

浪子回头金不换。老费里德里希对儿子的“觉醒”既惊讶又高兴。他慈爱得和恩格斯谈了很久，然后决定让儿子以家族代表的身份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他觉得恩格斯曾在这里工作过，熟悉当地情况，又精通多国语言，善于交际，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过了一段时间，老费里德里希给儿子写信说：“我可以想象，你在那里，对你来说，未必愉快，但是凭你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对我们和我们的公司来说，也许是很有利的。”

从50年代初起，主持“欧文·恩格斯”公司的是哥特弗里德·欧门，这个人专横、自大、吝啬，但对恩格斯还是比较关照的，这当然因为恩格斯是合伙人的儿子。

恩格斯在公司的正式身份是办事员兼任襄理。他整天坐在工作室里同账本和信函打交道，由于公司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恩格斯每天都向英格兰、苏格兰、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等国发送各种各样的业务信件。他还必须同形形色色的供销员打交道，记录办事处每天的营业情况，研究商务报告，跟踪交易所的行情。他还要审核公司的往来账目，掌握公司的经营现状。

商场如战场。恩格斯在正式经商的头几年里，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都超过10个小时，晚上更是有大量的应酬，经常疲惫不堪。有一次，他写信对马克思说，“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该死的生意上，否则父亲就会停止发薪水。”

恩格斯原来打算最多用几年的时间来经营“鬼商业”，一旦革命的时机成熟，便马上投入政治领域大显身手。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商海弄潮，一晃就是漫长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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