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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阶级叛逆》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10日 阅读:291 评论:0

阶级叛逆

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石块砸的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

——恩格斯

恩格斯离开学校后,先是在巴门父亲的事务所学习经商。这时,他才17岁,正是心理不成熟,对外界充满好奇的年龄。他在公司里干的漫不经心,父亲对此很不满意。

1838年7月,老弗里德里希把儿子送到不来梅自己的朋友、萨克森领事洛伊波尔德的商行当练习生,安排儿子住在圣马丁堂牧师长特雷维拉努斯的家里。他期望儿子在陌生的环境里,吃苦耐劳,自食其力,尽快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不来梅是德国北方的著名商港,与世界各地有贸易往来。德国的纺织品和火腿从这里出口,巨大的货轮从美洲运来棉花、咖啡、烟叶;德国移民从这里出海,不来梅街头到处可见来自新旧大陆的海员。这里的政治气氛也远比乌培河谷开明和进步。那些在其他地方严禁出版和销售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书籍报刊,在此地通行无阻,广泛流传。

恩格斯所在的商行经常承办萨克森王国的进出口业务,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亚麻制品出口到美洲,再从美洲进口咖啡豆和雪茄烟。

商行练习生的工作十分枯燥,恩格斯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抄写商务信函和票据,分送和支付账单,收发信件,接货、验货、包装、发货等。开始上班的时候,他对经商毫无兴趣,有时抱怨工作太多,心里烦闷,连吃东西都不感兴趣。有时商行里无事可做,他就摊开信纸,给妹妹和朋友写信,或者给在街上见到的各种人物画像,要不就到院子里捉苍蝇、蚊子和蜘蛛。他常常想念美丽的故乡,想念那里的亲人和挚友。

19岁时的恩格斯

有一次,他写信给妹妹玛丽亚说,“商人们把一种咖啡豆称为‘优质、中等’,其实每10粒里头就有4粒坏豆,6颗小石子和1/4洛特的脏东西、土等”。他又煞有其事地叮嘱妹妹:“这类商业秘密我不该泄漏,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然而,同巴门和爱北斐特比起来,这里的天地广阔多了。在这个巨大的港口城市里,恩格斯开始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物,熟悉了资本主义商业的详情细节,了解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情况。这个思想敏锐的年轻人,十分用心地观察社会,从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最使恩格斯欣喜异常的是,这里随处都可找到来自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报刊,读到各种文学的、哲学的、政治的书籍。他求知欲十分旺盛,贪婪地研读弄到手的一切著作,读书成了他每天生活的重要内容。他写信告诉友人,“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嘴里衔着烟斗,让阳光把脊背晒得暖和和的,再也没有比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更舒服的了。”

恩格斯致妹妹的信,图文并茂。

空闲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与同伴一起骑马、击剑,到威悉河游泳、乘船游览不来梅港湾;还兴趣盎然地画人物素描,欣赏贝多芬坚强有力、富有青春气息的C小调交响曲,为赞美诗谱写乐章……

恩格斯每天都要处理许多来自各国、使用各种文字的商业信函,接触操不同语言的商人、船员和水手,并且能够看到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报刊,于是他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努力学习。有一次他在一封信中使用了好几种文字,并对各种语文的特点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意大利语像和风一样温柔清新;西班牙语仿佛林间的清风;葡萄牙语宛如长满鲜花芳草的海边的细浪;法语好似小溪一样湍湍而流,水声悦耳;荷兰语如同烟斗里冒出的一缕香烟,显得多么舒适安逸;德语听起来好似汹涌澎湃的拍岸浪潮,撞击着彼岸四季如春的珊瑚岛。

从1839年春天开始,《德意志电讯》、《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以及《雅典神殿》、《知识界晨报》、《知识界午夜报》等报刊上,登载了多篇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的论文和诗歌。这个默默无闻的作者,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十分深刻的见解,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很少有人知道,奥斯渥特是恩格斯的笔名。

恩格斯第一篇政论文《乌培河谷来信》于1839年3月刊载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上。该文通过大量实际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罪恶和虔诚主义的伪善面目。恩格斯指出,在乌培河谷这个德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资本主义弊病也最为触目惊心。工厂工人工资低微,劳动条件恶劣,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只消过上3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5个人就会有3个人因肺结核死去。”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被大机器工业所排挤,手工工人的生活更为困苦,单干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劳动十几个小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搬运工人,只能栖身于草棚、马厩和楼梯间。吸吮工人血汗的工厂主生活舒适,轻松愉快。工厂制度带来的资产阶级与雇佣工人的尖锐对立,在乌培河谷表现得十分明显。

宗教虔诚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辩护士。圣经宣扬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创造幸福,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恩赐。但能够得到上帝青睐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因此,少数人过着幸福生活,其余的人永远受苦受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很显然,这种说教完全迎合少数剥削者的需要。恩格斯指出,工厂主中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工资,据说这还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使工人不致于钱多了去酗酒。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已经以一个无畏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出现了。

《乌培河谷来信》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引起很大轰动。刊载这篇论文的《德意志电讯》很快被抢购一空。人们争相传阅,谁也没有猜到这篇如此激烈地鞭挞了资本主义和虔诚主义文章的作者,竟出身于巴门有名望的工厂主家庭。被文章的锋芒深深刺痛的乌培河谷资产者,竭力替自己的丑行辩解,指责作者歪曲事实。但这是徒劳的。作者长期住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文中列举的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恩格斯的政论文,越来越把锋芒指向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具有日益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在《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中,他针对封建君主滥施暴政、为所欲为的情况,明确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在法律上确立起来。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限制君主的权力。恩格斯对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也很不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又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噬,整个德国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结果,德国便不可能奠定……国家生活的基础。”因此,他坚持这样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这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共同要求,是德国民主改革的纲领。

在宗教问题上,恩格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时候的西欧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听着《圣经》故事长大。恩格斯从小也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心灵里装了不少上帝赐福、基督救难之类的东西。17岁时,他按照当时的习俗在教堂行了坚信礼,还写了一首赞美诗,颂扬那个“驱走了邪恶”、“捍卫了幸福”的虚无的上帝!

到不来梅后,恩格斯开始对神学观点产生怀疑。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探索,他最终抛弃了旧的信仰。

自然,同自己过去真心信仰的观点决裂是不容易的。促使恩格斯改变立场的原因,首先是现实生活的教育。无论乌培河谷还是不来梅,那些有钱有势的达官巨贾,都以拯救世人的上帝的奴仆、真正的虔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乌培河谷的工厂主,一方面每周两次风雨无阻地上教堂,表明自己多么虔诚;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榨取工人的血汗,连年幼的孩童也不放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引起恩格斯的愤怒和深思。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本质上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所谓拯救人类的说教,完全是欺人之谈。

在不来梅,恩格斯大量阅读科学著作,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虽然他自幼受到家庭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和教会教义的思想。但他获得的科学知识越多,对圣经教义就越持怀疑态度。当他听到有个传教士还在宣传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这个早已被科学驳倒的谬论时,怒不可遏地指出,宣扬这类货色,简直是可耻!

如果说怀疑自己的信仰对于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那么当他终于摆脱了旧信仰时,他会变得格外轻松。恩格斯兴高采烈地对他的朋友威廉·格雷培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你们只管来吧,我现在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会把你们打地不知该往哪里逃……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

如此同时,恩格斯又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去世后,继承黑格尔思想中激进因素的派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是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之一。恩格斯阅读了他写的《耶稣传》,从这本书中,恩格斯知道耶稣只是个历史人物,不是神。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神话故事都是早期基督徒们编造或演绎的。当恩格斯听说普鲁士政府禁止黑格尔哲学,并在大学里封杀黑格尔派的教师,他研究黑格尔的劲头更足了。他有一次对朋友说,“现在我打算一边喝酒,一边钻研黑格尔。”

乔治·威廉·费里德里希·黑格尔

今日不来梅

尽管不来梅同巴门相比是个十分开放的海港城市,但是对恩格斯来说,它还是太小了。恩格斯到这里两年后便作出结论:“这里的生活是一种相当单调的、典型的小城市生活。”商行枯燥的工作和不来梅单调的城市生活逐渐扼杀了这位青年诗人的灵感,他抱怨说:“我对自己的诗和创作诗的能力,日益感到绝望。”“我根本没有什么妙语可谈,特别是眼下也没有这种情趣,情趣是激发不出来的,而没有情趣,一切就都是勉强的了。”

找不到思想上可以互相砥砺的对手,恩格斯便独自抽烟、喝酒。劳累一天后,他常常在商行仓库的凉台上挂两张很漂亮的吊床,午后抽着雪茄,躺在床上晃悠晃悠,有时也打个盹。不来梅城里几乎所有的酒馆他都光顾了,商行的储藏室里总有他喝不完的啤酒。令恩格斯郁闷的是,就是在酒场上也找不到对手,“这里的人没有可以和我对饮的。”

恩格斯如同独自坐在广袤的荒野里,没有酒友,没有爱情,没有欢乐,只有烟、啤酒和两三个不善饮酒的熟人。

恩格斯服兵役的年龄快到了,这是当时每个普鲁士青年应尽的义务。

1841年3月底,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了故乡巴门,经过在不来梅的磨练,他的精神境界大大提高。

在巴门期间,恩格斯参加婚礼、探亲访友、觥筹交错、互相恭维、言不由衷,整天忙的脚不沾地。但这些对他来说“自然相当枯燥乏味”。后来恩格斯几乎成天闭门不出,有时读书通宵未眠,有时吸烟吞云吐雾几个小时,有时把剑舞地呼呼响,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遣。他父亲的一些朋友劝这个年轻人不要无所事事,但他并不在乎。

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在故乡,恩格斯曾有一段短暂的爱情之旅,但美丽的鲜花并未结出丰硕的成果。为了摆脱失恋的痛苦,也为了调剂枯燥的生活,恩格斯于同年5月到瑞士和意大利旅行。

他攀登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盛夏季节仍然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乘船游览大自然的幽静王国——瓦伦施泰特湖,登上俯瞰苏黎世湖的雨特利峰。他面对青山环抱、绿林似海的大自然,个人的悲伤和痛苦涌上了心头,“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呢?”但悲伤是短暂的。

当他站在16世纪骑士起义参加者胡登的墓前,听着湖中的绿浪拍打英雄的陵墓时,犹如听到远处传来的兵戈相击声和战斗呐喊声,充满斗争激情的新生活正在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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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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