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冒牌社会主义

以为只要把每一个人都变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私有者，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人类就将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纯粹的幻想。在私有制条件下，小生产者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企图用一道法令来禁止财产集中和工业发展，维护土地私有制，是根本办不到的。

——马克思　恩格斯

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19世纪40年代中叶，当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流行着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

威廉·魏特林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德国马格德堡人，裁缝工人出身，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1835年，他在巴黎参加流亡者同盟。不久，这个组织的左派分子组成正义者同盟，魏特林是同盟的领导成员和主要理论家。1840年，他在瑞士的日内瓦、洛桑等地，建立了正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组织工人学习小组，创办共产主义集体食堂，主编《德国青年的呼吁》和《年轻一代》等杂志，向工人宣传平均共产主义。1842年出版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全面叙述平均共产主义理论。

魏特林早期的活动，对德国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资本社会作了深刻地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个苦难的深渊，一个血泪斑斑的水火坑”。他认为，私人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私人财产与劳动者的需要是完全对立的。当千百万人没有半分土地，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时候，土地的私人占有就成为一种违反社会利益的不公正的制度，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可耻的盗窃行为。

魏特林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财富共有共享的平均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人们生来就是平等的。私有财产使少数富人游手好闲，生活阔绰，而使人数最多、最有作为的劳动阶级衣食不足，处于低下、贫困、屈辱的地位。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实现财富的共有共享。他认为在平均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穷人，没有犯罪，没有尊贵和卑贱，没有奴役和压迫，没有对劳动的轻视和讥笑，没有对进步的限制，没有对知识和言论的压制，“任何人都不比别人受到较好的或较差的照顾，而是大家分担共同的负担、劳累、愉快和享受，也就是过共同生活。”

很显然，魏特林所主张和宣传的，是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对此从来都持批判态度。但他对这个工人出身的理论家十分关心。马克思曾经接受魏特林的要求，与他进行友好的通讯，希望他抛弃错误的观点，跟着革命的工人运动一道前进。

1845年冬，马克思、恩格斯邀请魏特林到布鲁塞尔，吸收他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他进行多次恳切的谈话，希望他放弃错误主张。但魏特林却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采取敌对的、不合作的态度。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理论和活动作了严厉的批判。

这次会议在马克思家里举行，参加者除马克思、恩格斯外，有魏特林、魏德迈、埃德加·威斯特华伦、海尔堡、载勒尔、日果和安年柯夫，主要讨论组织共产主义宣传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工作

在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时，魏特林不顾德国的客观条件，反对无产阶级参加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魏特林这种策略思想，认为当时德国还不具备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曾反复说明这一点。他们分析了欧洲各国的历史经验和德国的现状，认为“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从当时德国的情况看，无产阶级不应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应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说，工人阶级非常清楚，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但由于当时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我们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魏特林的策略表面看起来似乎很“革命”，实际上适应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背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魏特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非常不满，开完会后不欢而散。

后来，魏特林离开欧洲去美国，不久脱离了工人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陋共产主义的同时，还对另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宣扬“爱”就是一切。在他们看来，既然大家都是人，就应该彼此相亲相爱。它美化小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只有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们才能过幸福的生活等。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跟魏特林主义者一样，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意义，认为能够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跳到共产主义天堂。他们大力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现存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作用，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1846年5月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举行特殊会议，讨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著名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重要活动。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于1845年秋天离开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欧洲到美国，以德国共产主义者代表的身份大肆活动。

1846年1月，克利盖在美国发行《人民论坛报》，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仅在该报第13号中，他就宣扬了35种爱的表现，鼓吹在“大地上建设起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使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垮台而让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他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仅仅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著名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

无产阶级不应附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克利盖不去研究运动的内容，竟然用一些流行的社会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它的改良性质，把这个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说成是“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克利盖美化小私有制的幻想，也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他们指出：以为只要把每一个人都变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私有者，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人类就将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纯粹的幻想。在私有制条件下，小生产者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企图用一道法令来禁止财产集中和工业发展，维护土地私有制，是根本办不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反克利盖的通告》印成许多单行本，分发给与布鲁塞尔委员会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也寄一份给克利盖，责成他必须在自己的报纸上全文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对于揭露克利盖在美国活动的实质，粉碎他所宣扬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起了决定的作用。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在1848至1849革命时期遭到彻底失败，比较快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另外一个与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却顽固的很。

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到巴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帮助那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反对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中占优势的真正社会主义分子，成立一个与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团体。

恩格斯到巴黎时，当地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和正义者同盟内部的思想十分混乱。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谈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有相当大的影响，直接间接地对人们起着一种可怕的松懈意志的作用。同盟巴黎支部领导人艾韦贝克虽然与格律恩作过一定的思想斗争，但他用来教育工人的也是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是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德法年鉴》。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为了帮助工人们摆脱真正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广泛接触工人，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批判格律恩的错误观点逐步把工人争取过来。当时，格律恩在工人中大肆宣传蒲鲁东的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开办工厂和作坊，使所有无产者都有工作做，使资产者手中的资本丧失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以此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恩格斯花了3个晚上，参加工人们的讨论，向工人们说明，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完全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当无产者一贫如洗，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零钱都没有的时候，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暂时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么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恩格斯指出，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消灭资本主义。讨论开始时，蒲鲁东的谬论在工人中还有相当的市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恩格斯。经过恩格斯耐心的说服教育，大多数工人清醒过来，格律恩分子陷于孤立的境地。

恩格斯还花费很多时间，向工人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对共产主义有个明确的认识。

有一次集会时，为了反击格律恩分子在一些工人面前攻击共产主义，恩格斯指出：在继续讨论问题之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绝不容许格律恩分子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主义；如果不是，那他以后就不要再参加这样的集会。当人们向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他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者的宗旨……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个定义是针对当时争论的问题提出的。它用财产公有反对了真正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美化私有制、企图保留私人财产的主张；它强调必须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既反对各种各样的和平改良方案，又反对依靠少数人进行密谋暴动的做法；它十分简单而明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格律恩分子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的结果是：以13票对2票宣布集会是遵守上述定义的共产主义集会。格律恩分子遭到彻底的失败。

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向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报告：巴黎之行的任务已经完成，“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恩格斯在巴黎的活动，引起了警察当局的注意。他们监视恩格斯参加的集会，派出密探对他跟踪盯梢，还打算把他驱逐出境。这使恩格斯不得不暂时停止参加一些活动。为了摆脱跟踪，也为了捉弄当局。恩格斯便经常改变出行的线路，有时还出入舞厅这样的“风尘场所”。有时恩格斯在前面走着，突然又转回身来，昂首挺胸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把跟踪者弄的狼狈不堪。他得意得对马克思说：“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那些可疑的家伙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的知道就是密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蒂诺、普拉多等地的舞会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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