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284 评论：0

所谓持不同政见，即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持不同的政治见解，其本质实际上是苏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反对派的新的表现形式，但他们从不将自己称为苏共的反对派，而是自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在1950年代，苏联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在1970年代已经有了。而且，苏联社会总是再生产着对制度持有敌意的人群。”现在的研究则发现，“在30年代已经出现了个别的地下小组，他们最初的尝试就是拒绝宣传”^[1]。

1965年底，苏共在实现了政权稳定之后，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结束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引起了反斯大林的知识分子的疑虑，而苏共和苏联政府重新采取的对持有不同见解的知识分子的压制乃至镇压措施，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形成的直接推动力。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指控作家西利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使用化名在国外出版“反苏”小说而逮捕了他们。对这两名作家的逮捕以及接下来的审判，引发了维护权利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个运动通过底层文化人士与文化知识精英的结合而形成。维护权利运动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转变为革命与政治强制的反对者”。他们认为，继续苏联的制度将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知识发展与道德净化。^[2]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一小群知识分子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示威活动。出现在集会上的有苏联的氢弹之父、科学家萨哈诺夫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一个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刚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也出现在集会现场。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将这一天发生在普希金广场的抗议示威活动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形成的标志。

1966年2月10—14日，莫斯科州法院对这两名作家进行审判后分别判处西利亚夫斯基和丹尼尔7年和5年监禁。在同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要反对“抹黑”与“粉饰”现实这两种极端倾向。会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包括在赫鲁晓夫时期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受到公开批判。此后，对电影、剧院演出的剧目和文学创造的选题都进行了内部调整，对作者的高收入进行了限制，这给创作探索形成了新的困难。审查的强化，事实上使得那些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但被认为在政治上具有反苏倾向的作品无法出版或者发表。这引起那些在解冻时期已经感受到创作自由的作家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满。

于是，在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两种形式进行活动。在这个时期，苏联出现了“苏联人权委员会”、“苏联知识分子革命党”、“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为民主权利而斗争联盟”、“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等等。参加这些持不同政见组织活动的主要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同时，也有青年大学生、工人参加，甚至还有权势集团的个别成员和官员参与其中。“然而，这类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参加者人数并不多，按照本身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估计，数量不超过1万人;而当代的历史学家估计，数量不超过1千人。”虽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人数不多，但由于有院士萨哈诺夫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参加，“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最完整和最全面的反映”^[3]。而且，他们的国际声誉使得这类持不同政见运动具有国际影响，持不同政见者也经常将作品送到国外出版。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另一种活动形式，是通过写作表达与苏共不同的各个方面的见解，其范围从对苏联历史事件的研究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的重新阐释。参加者主要是从事研究的学者或者是作家，因为其作品不能公开出版，他们就自行印刷，然后再通过各种亲密的人际关系传播，如同学、同事、亲友或者是朋友，这就在苏联形成了被称为“萨米日达”的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有历史著作、理论著作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诺列斯·麦德维杰夫兄弟。这些出版物有的学术水平较高，理论也多有创新。非正式出版物的出现与在民间的交流意味着，“在苏联出现了与官方文化界限分明的地下文化”^[4]。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并无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无统一的行动，分散化与思想理论的多样性、目标的多样性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虽然在1960年代末，“在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主要流派，从完全分散的结构统一于‘民主运动’之中，却仍然提出了三种意识形态：麦德维杰夫兄弟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萨哈诺夫为首的自由主义、索尔仁尼琴捍卫的‘基督教思想’”^[5]。除此之外，还有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以及民族—爱国主义等思想流派。

在持不同政见运动之外，也出现了其他不同政见的思想者，但这些思想者从来没有在主观上将自己看作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当代俄罗斯享有盛誉的新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可以看作这类思想者的代表。古米廖夫是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曾经被捕入狱，后来专门研究欧亚问题。1974年，他为了超越苏联对民族与地理关系问题的僵化学术体系，写作了题为《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的著作，但该书被禁止出版。“1979年，他决定将书稿放在科技情报研究所，让那些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够复印该书，结果，这本书以这种方式印了2000册。”^[6]类似古米廖夫的新的思想者，并不参加任何不同政见活动，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将自己对世界、对俄国历史的思考传播给社会，这同样构成苏联社会中思想多元化的多彩图景。　

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出现，同样是苏联随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社会变化的结果。1970年代，苏联消费品供应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丰富，却也进入了消费社会，但苏联的商品短缺问题却始终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疑问自然会产生。更多的闲暇时间，都使得苏联人越来越希望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与个人空间，苏共虽然对社会的控制已经放松，却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人民的需要也逐渐地多元化，需要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思想的多元来满足，这是持不同政见运动出现的客观条件。苏联共产党却看不到，“科技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需要新的能够将人民团结起来的有成效的理论”，但苏共却被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继续坚持过去的立场，不愿意在已经变化的世界中革新自己的思想。^[7] 这使得苏共不能正确对待持不同政见运动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反而将其看做是敌对势力予以打击，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思想僵化。

由于将持不同政见运动看作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苏共采取了分化瓦解与镇压相结合的策略，限制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范围，不断地批判其观点，将其代表人物逮捕、放逐到边缘地区，驱逐出境或者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措施压缩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活动空间，到1970年代末，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国内基本陷入沉寂，其活动中心转移到国外。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虽然陷入沉寂，但苏联社会思想多元的潜流并不会因此停止流动，正如官方允许出版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的原则，出现了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允许的相对过去的文学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多元化一样。恰恰是因为苏联社会已经出现的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未能在恰当的时间得到准确的分析、研究，并采取正确的对策加以对待，当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政策时，已经多元化的社会思想才会像火山喷发一样，以剧烈的思想爆发带来社会意识的剧烈动荡。

[1]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 Диссиденты, неформалы и свобода в СССР, Вече, c254.

[2] Андрей Зуб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1939-2007, АСТ, Астрель,2010,c402.
[3]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2, М.:Владос, 2002,c363.
[4]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 Ходяков М. В.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Лань, 2001,c328.
[5] Верт Н.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Весь мир, 2008,c464-465.
[6] Marlene Laruelle,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c54.
[7] Болдин В.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М.С. Горбачева,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c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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