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由空间特质来界定，现代化就是西欧化。彼得大帝发动的西欧化改革，是俄国现代化的肇始，却与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现代化大潮逆流而行，空前强化了沙皇专制主义制度。由于俄罗斯传统和既有利益格局，只有实行中央集权，克服等级君主制的羁绊，沙皇才能集中全社会资源，启动并推进现代化。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正处于关键性历史阶段，“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通过公私机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期把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都需要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1]。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出现巨人的时段，这个巨人就是以“彼得大帝”尊号青史留名的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罗曼诺夫(1672.5.20—1725.1.28)。彼得大帝是“一个事变性人物”^[2]，所谓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②彼得大帝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个妻子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出身于纳里什金家族)所生。1676年，沙皇阿列克塞病逝，由其长子、15岁的费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继位。费多尔政祚命短，在位不过六年，于1682年4月27日撒手人寰。费多尔母系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同纳里什金家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皇位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宫廷斗争，1682年5月26日，缙绅会议立彼得同父异母兄长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为第一沙皇，称伊凡五世;彼得为第二沙皇，称彼得一世。彼得同父异母姐姐索菲娅摄政。彼得与其母避居克里姆林宫七俄里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伊凡五世有名无实地在克里姆林宫里做“沙皇”，实权操于长袖善舞、专擅弄权的索菲娅之手。经过数年的生聚教训，1689年9月，彼得率亲信部队粉碎了索菲娅唆使射击军的谋害企图，索菲娅权力被褫夺净尽，人被送入修道院监禁。在血雨腥风中，彼得掌握了最高权力。

彼得一世以西欧化改革，成为“事变性”历史人物。彼得与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彼得在理性时代初始阶段登上大位，这是西方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期，旧有的信条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受到质疑，宇宙物理法则的发现相继导致了科学、社会关系和政治的突破性进展。吸引彼得倾向启蒙运动观点，不是那些哲学原理，而是增强国力的实用性对策。”^[3]而且，彼得大帝“主要是从直接和实际效用观点来看待启蒙运动的”^[4]。彼得改革，强化了沙皇专制主义经济基础——农奴制，在“欧洲农奴制衰落时，俄国却反其道而行，利用国家力量加强农奴制”^⑤。加强农奴制，巩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彼得统治的悲剧，在于他的欧化俄国政策，除了表面上增进了国家利益而外，其余一无所获。国家控制俄国改革的每个方面，妨碍了独立的利益集团的兴起，例如资产阶级全力捍卫自己的特权，反对国家的强权。彼得的统治巩固了农奴制，加强了专制统治的一切方面，时至今日，俄罗斯仍能感到他的铁拳的重量。”^[5]尽管如此，“俄国在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6]。

彼得大帝以独特的方式，开了现代化后发地域“西欧化”的先河。资本主义在西欧诞生并取得优势地位，“西方仍然被认为是决定性地取代着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发展进程中，西欧民族和英语民族产生出了最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这些制度是普遍适用的。这个论点的力量基于下述事实，即作为现代特征的知识迅速增长，首先发端于西欧，而西欧一些社会……一般地说是最成功地利用了这些知识去改进人们的生活。这些社会……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已经成为衡量其他社会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最‘现代化’的社会。……认为它们的制度应当最适合于其他社会去仿效，也就毫不足奇了。”^[7]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以前无古人的壮阔规模，创造出此前时代无可比拟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时代大趋势的直觉判断和少年时期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际，使得彼得大帝对于莫斯科弥漫的拜占庭式僵化氛围以及冷漠、低效、盲目自满、粗陋无知、内争不休、敌视变革的陈习陋俗深恶痛绝，“彼得推进俄罗斯西欧化的努力，使他成为沙皇中最具冒险精神和创世冲动的第一人。这不仅使得他在世时成为最不寻常的沙皇，也使他身后成为最具争议的君主。”^[8]18世纪历史语境中，“西欧化”的内涵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像他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但事实是，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自己来改革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9]彼得大帝遭遇到改革领导者共同的“悖论”性困境：改革的中坚力量是改革的最终对象。同时，彼得大帝还面临更大的困境，俄罗斯各阶层普遍对“西欧化”隔膜、甚至敌视。

彼得大帝“西欧化”的现代化模式推动俄罗斯逐渐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轨道，但是面临重重艰难险阻。彼得大帝的最大困境，是缺乏社会整合这一关键性操作环节。彼得大帝的“西欧化”改革引入外源性资本主义，不是俄罗斯社会的内在要求。彼得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系统变量的源泉，彼得是系统论意义上的控制变量、输入变量、状态变量、信息变量，作为专制主义君主，彼得是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人格化身，“专制系统的特点是在上级与下级(的行动者)之间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即是指下级行动者的目标可以从上级行动者的目标中派生出来。在专制系统中最高级的目标称为组织目标，系统中的全部成员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10]

彼得大帝“西欧化”改革不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性选择，而是其个人的偏好。由于从小就与所谓“德意志帮”的外国侨民孩子厮守、玩耍，加之对于玩具兵和各种现代化兵器的痴迷，导致彼得当政后，本能地选择了“西欧化”政策。彼得大帝儿时形成的向往西欧的冲动，变为改造俄罗斯的历史性实践，似乎印证了罗素关于“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11]的论断。

[1]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2]② 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3]⑤ A.　Blumberg,　Great　Leaders,　Great　Tyrants?　Greenwood　Press,　1995,　p.233.
[4]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5] A.　Blumberg,　Great　Leaders,　Great　Tyrants?　Greenwood　Press,　1995,　p.233.
[6]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7] 同上书,第3—4页。
[8] L.Kochan,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Penguin,　1983,　pp.101-102.
[9]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页。
[10] 汉肯:《控制论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页。
[11] 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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