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是苏共用革命现代性改造俄国文化的方式，它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文化的基本指标是识字率。在革命前的俄国，75%以上的居民既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1]有些地区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苏共领导人认为，高文盲率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最危险的障碍，消灭苏联人中间广泛存在的文盲成为文化革命初期的首要任务。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尽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紧张，苏维埃政权仍然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教育发展之中，而且很快就收到成效。到1925年，全苏联的识字率已经达到55%。“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1925年与1922年比，乌克兰的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28倍，格鲁吉亚增加了15倍，哈萨克斯坦增加了5倍。”同时，还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厂子弟学校，以提高成年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即在大学实行免费教育，还专门为生活贫困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图书馆、俱乐部、小组、工厂集会、报告会、生产与技术会议、妇女代表大会、出版物和电影都被广泛用于传播新的技术和政治学说。”1924年有1050万人次到俱乐部参加活动，到1925年增加到3200万人次。到1925年，全苏联共建立了约3.2万个俱乐部。^[2]
苏共对教育的改造首先是清除宗教内容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容，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对教会实行非常强硬的政策，除了做礼拜之外的其他宗教活动都被禁止。许多宗教人士被捕，大批教堂被毁，剩下的教堂中一部分被辟为“无神论博物馆”，一部分改为仓库或者礼堂。在1925年，创办了拥有广大读者的《无神论者》和《反宗教者》杂志，成立无神论战斗者联盟。1925年，这个联盟已经拥有25万人。对于俄国过去的知识分子，苏共的政策是较为复杂的、矛盾的。苏共希望更多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也随时对政策进行调整。在内战时期，对参加白卫运动的知识分子，苏维埃政权予以镇压。在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对于参加过白卫运动，在白卫运动失败后逃亡国外，最终接受苏维埃政权现实的“路标转换派”采取了宽容乃至欢迎的政策，允许其代表人物回国演讲并在政府中安排工作。但对当时仍然留在国内的一些坚持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苏维埃政权将其驱逐出国。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在1922年，将200多名俄国人文学者驱逐出境的“哲学船事件”。由于缺乏苏共认为合适的历史学教科书，大学的历史系被停办。同时，苏共创办了《无产阶级革命》、《苦役和流放》、《新东方》和《红色档案》等历史刊物，并于1926年经苏共中央批准创办了专业史学期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的杂志是第一份既研究祖国史，又研究世界史的马克思主义期刊。”“杂志是作为科学中心而创办的。”^[3]这显示了苏共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历史学科的雄心。
为了加强对工农大众的政治教育，苏共创办了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报纸和杂志，如《农民报》、《工人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为了增强报刊内容的通俗性可读性，苏共在基层开展了工农通讯员活动。在大学开设了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史、苏维埃国家史和司法史等新的课程。由于大学没有这方面的师资，苏共中央派出一批著名的党务活动家去大学授课，并在1921年设立了红色教授学院，专门为高等院校培养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1929年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是伴随着新的文化革命开始的，这一次的文化革命仍然首先从教育入手，但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并由此决定了后来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演变方向。
加速工业化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需要迅速增加，这时的文化革命在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将高等教育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并对建立为工业化服务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给予了高度重视。随着工业化推进而带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国家的科学研究体系。到1939年，全苏联已经建立760所大学，在以前没有大学的民族共和国都建立起综合性大学和专业院校。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受过高度教育的专业人才从23万人增加到近91万人，受过中的专业教育的专业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150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在校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人数都跃居世界第一。”“1933—1937年共新建了2万多所中小学，相当于沙俄200年所开办的学校。”5—10年级的学生从1927年的15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3500万人，在校大学生从35万人增加到180万人。^[4]1930年，所有儿童都可以免费享受四年制教育，1937年，所有七年制的学生开始享受免费教育。1940年，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文盲率为零的计划。在高等教育中，苏共与苏联政府同样实行阶级政策，在大学招生时尽可能为工农子弟创造有利条件。“这样一来，苏联第一代知识分子就诞生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特别忠实于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对广大民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任务也就顺利完成了”^[5]。1934年，大学开始恢复历史课，原来分散的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历史研究机构合并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恢复了历史系。到1930年代末，中学和大学都增设了历史课，更多的大学开设了历史系。苏联开始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历史研究。
苏联的科学研究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科学思想的中心，同时，在加速工业化时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也建立了各自的科学院。到1930年代末，苏联已经建立起1800个科研机构，拥有科研人员9.8万人，而在1914年，俄国一个才有1万名科研人员，289个科研单位。而且，苏联学者在1929年就出版了《载人宇宙火箭》的著作，这是世界第一部航天火箭技术方面的专著，苏联在许多学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苏联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到1930年，苏联基本已经消灭了失业现象。1913年，一个医生要负责5700人的医疗和健康，到1940年，平均1200个人就有了一个医生;1913年，750个人才有一张病床，到1940年，已达到250人一张病床。
苏联还建立了一个覆盖所有城市和村庄的图书馆网络，每一个村都建立了阅览室。到1939年，苏联全国建立了11万个图书馆，相当于革命前俄国的500倍。
与革命初期的文化革命一样，工业化时期的文化革命继续开展了反宗教斗争。在继续以前做法的同时，这一次的反宗教斗争还采取了其他更能收到效果的方法。1929年6月召开了全苏联反宗教团体大会，并正式改名为无神论战斗者联盟，到1931年，该组织发展到550万人，比苏共全体党员人数还要多得多。随着现代机械在在农业与工业中的大量运用，无论工人还是农民都希望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苏共通过加强科学普及来推进反宗教运动。“莫斯科省有20个农民，走18英里路，去一个乡镇听讲座，问一位共产主义讲师，人与宗教怎样到世上来的?在另一个地方，几百个工人在听完一堂生物学演讲后，列队去看显微镜，直到半夜两点才看完。”^[6]东正教会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在文化革命高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创作的方法被提了出来。1932年4月23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的精神，所有民间自发的文艺团体都被取消，成立统一的在苏共领导下的全苏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各类文艺协会，苏联的文艺创作也被全面纳入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并受专门的部门管理，一切个人的出版机构都被取消。在全苏作家协会的章程中规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革命的现实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7]文艺创作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共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目的无疑是为了使文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即文艺创作也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出发点显然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此之后，苏联的文艺创作被置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中，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无疑使那些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更深地陷入困境，如布尔加科夫等作家;也使那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仍然能够进行自由创作的作家无法继续进行创作，比如先锋派等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各种文艺流派从此被统一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体制是为了将社会变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一元化的社会”。然而，对被认为是苏联文艺创作受到最严厉压制的斯大林时代，“体制的一元化，也未能扼杀丰富性”^[8]。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后，苏联的文艺创作呈现出矛盾的现象，它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后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就成为：“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历史性的开放美学体系。”所以，“超越对苏联官方艺术的反讽解读，曾经产生了作品数量巨大的苏联文学，其文学实践中开放与封闭的问题，就值得重新评价”^[9]。
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立前，许多艺术家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了，他们还创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在30年代的文学界，有一个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时期的焦点人物。”这个新人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H.A.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这本小说，“塑造了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无私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1930年代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不朽作品还有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这部小说以令人折服的心理描写，“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复杂的思想改造过程，尤其是对这些早已习惯了工业生产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的思想改造过程进行了描写”。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马卡连柯根据自己改造违法儿童经历写成的《教育诗》，展示了对违法儿童进行群众性改造的教学实践，使那些儿童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10]除了这些作品，在当时苏联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还有卡达耶夫的《前进吧，时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等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小说。
当然，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中，更多的还是那些粉饰现实，应景的、口号多于内容的粗制滥造之作。比如伊林的《大传送带》，描写的是当时大型工业企业生产线的建设情况，全书给人的感觉更像新闻报道，而不是文学创作。
正如苏联的计划经济曾经影响了世界一样，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压制乃至取消了苏联国内文艺创作的其他方法和流派，但它也产生了世界影响。法国作家巴比塞、阿拉贡，德国诗人贝希尔、戏剧家布莱希特、作家西格斯以及智利作家聂鲁达，都被认为是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戏剧家或者诗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是苏共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人的转变，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而提出的一种文艺创作方法，它与苏共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相一致，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实际也是当时世界历史进程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对它的认识和判断，不能脱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境。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学专家艾默生所说：“我们倾向于忘记，在1930—1940年，因为其世界范围的萧条、不可阻止的军事侵略和令人厌恶的种族关系，西方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是多么的恶劣。我们也倾向于忘记，苏联在全新的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鼓舞人心、引人注目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11]
1920年代到1930年代，“是苏联史诗小说的全盛时期”。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苏联文学家就开始了向史诗小说的顽强挺进的历程”。这一时期，史诗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2]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最具代表性。这些作品很难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如《静静的顿河》中的主角格里高利，显然与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角完全不一样，到小说结尾，他也没有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而仅仅是一个旧制度或者说是一个反抗新制度的失败者。《苦难的历程》第一卷创作开始于1917年，并在国外出版，作者当时并未接受苏维埃政权。作者回国后，对第一卷进行了修改，但书中的文雅之气，却是当时许多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难以企及的。
儿童文艺在文化革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剧院，苏联作家则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儿童文艺作品。所以，1920—1930年代被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是苏联儿童文学大发展时期。^[13]阿·托尔斯泰创作的《布拉吉诺历险记》、奥列沙的《三个胖子》、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巴诺夫的《孔雀石箱》等，都是儿童文学的精品。而且，这些作品中有的也难以归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如《孔雀石箱》，对乌拉尔民间艺术艺术形象进行了独特的创造。
苏联电影在这个时期发展迅速，苏联电影艺术家还首创了蒙太奇的电影拍摄方法，并形成了与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欧洲的艺术电影并立并产生世界影响的独特的苏联风格的政治艺术电影，即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拍摄的艺术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夏伯阳》是苏联政治艺术电影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而且，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苏联电影艺术家还对电影理论进行了研究，出版了研究性专著。
苏共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领导地位，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国内的文艺创作进行控制，虽然在苏联政权对文艺创作的控制更严厉了，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和许多文化官僚以及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弥赛亚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渴望创造一种优越的文明，使自己的祖国在其所处的世界——欧洲大陆能够占据首要地位”。这就决定了，苏共必然在文化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在1934年召开的苏联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了许多外国作家参加，大会发言人表达了“形成世界文学宝库的目的”，并表示，苏联文学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将他们转变为全世界文化的继承者。苏联公民将生活在美好的事物之中，他们熟悉“世界文化”最伟大的成就，这包括建筑、城市设计、与民族叙事相联系的修辞等等。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的文化世界变得更为世界主义，对来自西方的作品也更为开放”。“在大清洗的年代，西方文学在俄国占据了显著地位。”^[14]西欧和美国主要作家的作品被苏联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科学院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这个时期苏联翻译的外国作家文学作品的数量和发行数量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左拉300万册、雨果300万册、莫泊桑300万册以上、巴尔扎克200万册、狄更斯200万册、莎士比亚120万册等。西方现代派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的作品也被翻译出版。“也许还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青年们对于别的民族的古典作品怀着最大的崇敬和喜爱。”而这与斯大林对“西方文化遗产”鼓励和提倡学习是分不开的。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其中对于过去的专制的讽刺和批评，和今天的情况经常是相同的，却照印数百万册交给青年阅读”^[15]。
1930年代下半叶，随着工业化的实现，苏联文学中的主角也开始发生变化，历史小说和电影开始兴盛。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三部未完成的情况下，写作了《彼得大帝》、《伊凡雷帝》、《沙皇鲍里斯》。曾经参加过对马海战的诺维科夫写作了《对马》。苏沃诺夫、库图佐夫和涅夫斯基等都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主角，对这些俄国历史人物的描写，显然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30年代下半叶，苏联的报刊与文化明显地转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专门面向大众消费的《真理报》的文章和电影里甚至出现了俄罗斯精神独特性的概念。”而那些更多是面向知识分子的报刊，如《文学报》、《苏联艺术》，特别是那些以世界主义为特色的《文学批评》、《文学艺术》以及《国际文学》，发表的是民族主义或者俄罗斯复兴色彩更浓厚的文章，它们与对西方人物和动态表示同情的文章充斥着这些报刊。^[16]
1938年，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并修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本作为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教育的教材出版后，苏联社会科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苏共历史的研究都必须按照这本教材确定的基调进行，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条化趋势日渐严重。
所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尽管苏共对文艺界严格管控，但苏联文化并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号下，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多样性。苏共对创作自由的限制集中于对苏联社会现实、苏共历史等题材，在这些方面，苏共不能允许任何与苏共认识不一致的作品出现，对文学艺术家的压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而且时常以矛盾的方式出现。比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等作品禁止出版，但《白卫军》却可以出版，而根据《白卫军》改编的话剧《图尔宾》经过磨难也允许公开上演。苏共对文艺创作的限制甚至压制，对于那些有才华又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是痛苦的。但如果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置于苏联现代化的语境进行分析，从苏联工业化的特定历史语境出发，就可以发现，苏共的文艺政策弥合了文化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断裂，当然这里指的是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创作的文化精英，从而为苏联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苏联的工业化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设新的工业中心的计划基本无法实现。维特与斯托雷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未能得到草根社会的支持，也无法将其动员起来。苏联工业化能够成功，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就是苏共使社会大众认识到工业化对国家和他们自身的意义，从而能够成功地进行社会动员，这其中，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工作的苏共领导干部的妻子赫塔古诺娃的来信，这封信呼吁单身女青年们到远东那片神奇的土地去。其真实原因在于，工业化初期大批苏联西部的男青年响应苏共的号召来到远东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几年以后因为女青年太少，出现了婚姻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封信发表后，有30万人报名要求去远东，其中不但有女青年，也有男青年，甚至还有已婚的夫妻。最终，有2万名女青年和5000名男青年去了远东。“这不仅是对苏联出版物中边疆神奇描写的回应，也突出反映了妇女参与国家建设的志向。”^[17]这恰恰反映了革命现代性对苏联普通人的影响。
使文化服务和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文化革命的出发点，俄罗斯军事科学院教授克列姆廖夫认为：“阿基米德需要一个支点以翻转世界，改造即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就是斯大林和俄国人民能够在短时间内，即五年内翻转俄国的支点。”^[18]
当然，使文化服务于政治目标必然会压制文化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创造力。本来就严厉的文化控制，在1946年苏共组织对期刊《星》与《列宁格勒》的批判以后，变得更加严厉了，文学只能对现实进行美化，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等描写农村的作品，完全无视农村的艰苦生活与农民所承受的严重的经济负担，展现的是实际不存在的农民的幸福生活。而且批判之风蔓延到其他文化领域，接着蔓延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最终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也兴起了批判之风。整个文化与科学界真正出现了死水一潭的状况，苏联的文化科学生态急剧恶化，苏共的文化政策也到了不能不进行大幅度调整的时期。

[1] Поцелуев В.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столетия, 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7.c236.
[2] 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Норма, 2008,c350-351.
[3] Алаторцева А.И.,Журнал 《Историк-марксист》 1926-1941 гг, Наука,1979, c22,276.
[4] Перепелицы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II-XX в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здравница, 2000,c404-405.
[5]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32—533页。
[6]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343页。
[7] 列·费·叶尔绍夫:《苏联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8]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 Диссиденты, неформалы и свобода в СССР, Вече,c5.
[9] Edited by T Lahusen and E Dobrenk, 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p.5.
[10]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2页。
[11] Caryl Emerso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191-192.
[12] 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13]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4页。
[14] 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p.10-17.
[15] 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页。
[16] 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10.
[17] Edited by N B. Breyfogle, A. Schrader, W. Sunderland, Peopling the Russian Periphery, Ruotledge, 2007,215.
[18] Сергей Кремлев, Имя России. Сталин,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8,c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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