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农奴制改革至1905年，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俄罗斯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现代化“共性”在农业领域侵蚀俄罗斯的“特质”。俄罗斯农民由宗法制村社社员向自耕农(yeomanry)转型，农业生产方式由集体劳动向个体劳动转换。但是，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受到村社体制强有力的遏止。随着人口增长，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的比例增加。1863年，全俄人口为69959500人，到1897年增至12564万人，翻一番。同期，城市人口由1863年610万人增至1680万人，增加近3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863年的8%增至1897年近14%。农业人口仍是全俄的主体，占76%，达9700万人。
人口压力迫使农业加快发展。1861—1890年，欧俄农业区粮食播种面积由8250万俄亩增至10380万俄亩，净增25%。这一时期，俄罗斯粮食增产，主要是靠外延式再生产方式取得，扩大播种面积，加大人力、畜力的投入。同期，每俄亩粮食产量由29普特增至39普特。年均粮食总产量由19亿普特增至33亿普特。农民人均粮食产量，19世纪60年代为20普特，90年代增至25普特。同期，畜牧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马由1550万匹增加到1970万匹，牛由2100万头增到3090万头，羊由4420万只增加到4630万只，猪由940万头增到1300万头。
农业生产商品化率提高，参与国际市场分工。19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初，俄罗斯农业生产结构的商品化与外向度逐年提高。1855年，俄罗斯出口谷物为6900万普特，到1875年增至25700万普特。1876—1880年，谷物出口量为28700万普特;1896—1900年，出口量增至44400万普特。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谷物出口增加近7倍。
农业高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畜产品的商品化与外向度同样大幅提高，1866—1894年，黄油出口由189700普特增至367800普特。1901年，欧俄地区铁路运送的奶及其制成品达700万普特。
农业高涨刺激了机械化应用水平的提高，1876—1894年，全俄农机消费量增长2倍多，俄制农机产量增长3倍多。俄罗斯农田辽阔，收获季节人工不够，因而收割机广泛应用，1870年全俄有780台收割机，1895年增至27000台。农业发动机由1878年的1351台增至1901年的12091台。人工打谷，每天脱粒不超过200普特，马拉脱粒机日脱粒量不超过800普特，10匹马力的蒸汽脱粒机日脱粒量最高达2500普特。机械化是俄罗斯农业生产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高涨的重要支柱。
农业生产方式在村社体制下，发生了“悄悄的革命性”变化。雇佣劳动成为日益普遍的农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因素渗透进村社，19世纪60—90年代，农业生产中雇工由70万人增至360万人，占农业男性劳动力的20%。大批农民转入商品化农业产区当雇工，每天劳动最多达15个小时，工资比在村社的报酬高20%，而“业主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要高50%”^[1]。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与农民分化成正比，农奴制改革头20年，村社势力强大，农民分化并不十分明显。进入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生产全面高涨，农民的分化加快、加深了。农民分化为富农、贫农及游移其间的中农。据1890年抽样统计，全俄富农户占全体农户的20%，贫农户占50%。20%的富农户占份地总量的32%，50%的贫农户只占37%。购买土地的农民中，富农户占74%，贫农户仅占9%。租地户中，富农占60%，贫农占11%。富农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承载者，富农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生产经营，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自由购买土地，积聚土地;第二，自由雇佣劳力，集约生产。
村社制度是富农进行土地积聚与劳动积聚的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活动的瓶颈。1877年，欧俄土地总量为39100万俄亩，其中13100万俄亩为村社中的农民份地，9340万俄亩为私有土地，其余为国有土地。934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贵族地主在1865年占有7910万俄亩，1905年减持到5320万俄亩。40年内贵族地主出卖了近2600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落到了商人和富农手中。贫农人口增加，人均占有土地却在减少。1861年，欧俄农民男性人口为2360万，人均占有土地为⒌1俄亩;1900年增至4420万人，人均占有土地缩减为⒉7俄亩。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富农经济的发展已不可逆转。村社体制既保护不了贫农的利益，又阻碍富农经济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斯托雷平改革造就了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私有小农群体，2478224个退社农户取得了法律认可的16919203俄亩的私有土地，成为个体小生产的自耕农(约曼，yeomanry)。这样庞大的小农群体，“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斯托雷平改革，既造就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促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新境界，总产量、人均产量、亩产量均有大幅提高，农业生产资本有机构成也大为提高，农产品出口量居世界市场优势地位。农业生产增长得益于私有自耕农的大幅增长。1912年，普斯科夫省同一县三个乡统计，黑麦，约曼65普特/俄亩，村社44.6普特/俄亩;燕麦，约曼88.6普特/俄亩，村社72.8普特/俄亩;黍，约曼84.7普特/俄亩，村社39.4普特/俄亩;荞麦，约曼64.1普特/俄亩，村社48.2普特/俄亩;豌豆，约曼46.5普特/俄亩，村社30.2普特/俄亩;土豆，约曼730.9普特/俄亩，村社632.1普特/俄亩。^[3]由此可见，约曼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村社，单位产出量居优势。
在农业生产有机构成方面，自耕农虽是个体，但比村社有优势。1913年对欧俄12个县统计调查显示，每百户农民在村社只有播种机1.7台，退社后有3.4台，筛分机由19.8台增至26.2台，脱粒机由3.1台增值5.1台，铁耙由6.1张增至12张，收割与割草机由8.3台升至11.9台。在普斯科夫省的农田施肥面积，自耕农为68.3%，村社仅为7%。自耕农的粮食生产商品率远高于村社。^[4]19世纪，地主生产90%的商品粮。1913年，50%的商品粮由富农生产。
斯托雷平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涨，带动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与播种面积的扩大。俄罗斯由于地域广袤，农业生产方式比较粗放，生产技术比较低下。斯托雷平改革前，没有改善农业生产技术的政策性推动，粗放式生产，效率不高。斯托雷平改革后，引入市场导向，刺激农业生产迅猛攀升。1901—1905年，全俄播种面积8830万俄亩，1911—1913年增至9760万俄亩。同期，俄罗斯中亚地区播种面积增加最为引人注目，由510万俄亩增至950万俄亩。播种面积扩大与单位产量提高同时出现，黍由1895年的27.6普特/俄亩增至1915年的47.1普特/俄亩，荞麦由1895年25普特/俄亩增至1915年的30普特/俄亩。商品化农作物增产迅猛，用于出口的小麦增产11.8%，大麦增加33.7%;经济作物增长更快，甜菜增幅达46%，油料作物增幅高达165.4%。^[5]
农业高涨带动农业机械工业的增长，农业机械购买力由1906年的2790万卢布激增至1912年的13116万卢布，增幅达342.4%。化肥使用量，由1905年的1470万普特增至1912年的3890万普特，其中磷肥增加35倍。^[6]农民的资本积累有了大幅增加，主体为富农，村社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长，在银行存款总额由1912年的16.13亿卢布增至1916年27.94亿卢布，增长71.3%，同期贷款储备金由1.55亿卢布增至2.27亿卢布，增长50%，农业信贷合作社储备金总额由0.38亿卢布激增至30.31亿卢布，增幅高达8倍。^[7]农业中的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倾向大大高于改革前，农村全面资本主义化似乎指日可待。
斯托雷平改革，使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输出国。1901—1905年，俄罗斯粮食出口额为7.01亿卢布，1911—1913年增至11.26亿卢布，增幅达61%，其中谷物出口居世界第一位，达5亿卢布。^[8]1904—1908年，谷物年均出口额为4.7亿卢布，1909—1913年增至6.73亿卢布，增加46%。^[9]同期，俄罗斯小麦出口量由2.05亿普特增至2.59亿普特，大麦出口由1.47亿普特激增至2.6亿普特。经济作物出口增长更为迅猛，亚麻出口量提高75%。出口谷物的货运量占铁路总运能的50%。^[10]1913年，俄罗斯小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5%，黑麦占50%，大麦占34%，俄罗斯农业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1]农业成为俄罗斯财富的主要创造源泉，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的资本。
工业　农业高涨拉动了工业生产的增长，这一时期俄罗斯国民经济增长循着农业牵动的良性轨道前行，工业发展稳健，工农业比例趋于协调。工业生产体现出了较明显的农业拉动倾向，农民由于退社独立生产，改善居住条件的能力得到提高，工业生产的屋顶用铁的总量，在农民购买力的刺激下，由1905年的22万吨增至1913年的42万吨，几乎增加1倍。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和出口量增加，铁路运输总额由1905—1909年的1740万吨，增至1910—1914年的2000万吨，增幅达23%。俄罗斯基础工业、重工业也有所增长，同期炼铁量由2630万吨增至3630万吨。^[12]
俄罗斯19世纪后半叶的经济高涨，既有大改革后的国家推动，又有大改革前的产业基础。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经济是机器装备工业主导的起飞，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手工业完成历史使命、机器工业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结果。俄罗斯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高涨，循着现代化产业层次性递进的规律。纺织工业是工业化的第一主导产业形态，俄罗斯亦不例外。纺织工业大机器化是社会转型的产业标志。纺织业是人类由自在转向自为的关键性产业，人类只有掌握纺织术，才能进入文明社会。纺织对于人的意义，是类的规定性上的。人们常说“衣食住行”，衣——纺织被排在人类文明基本需求的第一位，纺织决定着人类社会层次性递进的面貌。手工纺织术使人类进入到前资本主义农业文明社会，机器纺织业使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纺织工业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因为“在这一进程中，纺织品……的制造是在以蒸汽为动力、效率大为改进的工厂里进行的”^[13]。
俄罗斯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上半叶的纺织业，动力由以人手、畜力等自然力为主转向以机器为主。彼得堡城郊的亚历山大国有手工工场设立于1798年，1805年装备第一台蒸汽机，1808年安装第一台织布机，成为俄罗斯最早装备机器的工厂。该厂有棉纱、织布、织袜、漂白、染色、机器制造和维修车间。由于应用机器生产，1810—1828年，棉纱产量增加1.3倍，其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55%以上。1834—1835年，该厂达到鼎盛，拥有3000名工人，其中雇佣工人占53.7%。^[14]
俄罗斯工业化是官民并举，由于俄国参加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英国的廉价纺织品进口被阻断。进口替代型的民营企业趁势脱颖而出。1808年，莫斯科出现第一家私营机器纺织厂，1812年莫斯科一地此类工厂增加到11家。1812年拿破仑入侵，莫斯科大火，使得这些企业被付之一炬，纺织企业元气大损，1822年前，俄国每年需进口5万普特原棉和25万普特棉纱。1822年实施保护性关税，刺激棉纺业的复苏，但到1834年俄国自产棉纱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12%。俄国棉纱业发展受到沙皇政策的鼓励，1835年成立第一家机器纺纱股份公司，股本金为350万卢布，股东为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工商人士和英国资本家。1841年，为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机器棉纺业，沙皇政府将棉纱进口关税提高到30%。1842年，英国解除机器设备出口限制，俄罗斯可以自由地进口英国的纺织机器。俄国政府对于纺织机器的进口予以免税。1847年，俄国有64家棉纺机器化工厂、76.5万纱锭，棉纱实现完全自给。^[15]
棉纱机器化是纺织工业机械化的基础，印花机器是纺织工业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沙皇政府为了维持其资源垄断的特权，对印花业实行特许权制度。1815年，彼得堡资本家维别尔等从沙皇政府取得了独家使用机器印花布的特许权。这种特权遭到了莫斯科资本家的强烈反对。1827年，沙皇政府迫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取消机器印花布的特许权。
机器印花布产业的最大对手，不是沙皇政府的特许权，而是遍布农村的手工印花布。手工印花布无法同机器印花布竞争，这是一个常识。机器效率高于手工100倍，机器印花每昼夜可印300块布(每块长35.5米)，手工则只能印同样大小的布3块。机器印花挤压了手工印花的生存空间，1820年，弗拉基米尔省伊凡诺夫村有7000名印花匠。1850年，整个弗拉基米尔省才有2000名印花匠。手工印花之所以绵延不绝，原因在于劳动力廉价。伊凡诺夫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里有5家机器印花工厂，占全村总产量的36%，其余产量皆为手工产出。1849年该村印花布企业采用手工、机器或两者并用的分别为61家、19家和20家，总产量占全俄的39.2%，居全国第二位。农村手工印花成本远低于机器印花，1843年，农村家庭手工生产平纹布每俄尺成本为4戈比，莫斯科机器工厂为6—8戈比，家庭手工纺织长盛不衰导致全行业工人劳动报酬下降80%。
俄罗斯纺织业工业化，在19世纪上半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封建宗法自然经济的制度性桎梏。同一时段，是工业化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时期。1850—1860年，世界工业生产，英国占36%，成为名至实归的“世界工厂”;法国、德国、美国合占45%，其他所有国家占19%。俄国纺织工业通过大规模应用机器，成为俄罗斯工业革命的前导行业。1850—1860年，机器纱锭达160万枚，增加1.5倍。棉纱工厂数量只增加21%，工人数量增长85%，产值猛增150%。
俄罗斯纺织工业呈现出特殊性的性状，即积聚与低效并存。生产数量规模积聚化，大型工厂(工人数量超过1600名)激增，1860年大型工厂共有54个，拥有机器纱锭153.5万枚，占全俄总锭数的96%。平均每家工厂拥有机器纱锭为28400枚，蒸汽动力10万马力。俄罗斯棉纱厂纱锭的原棉消耗比美国、德国高4—5倍，比法国高7—8倍，比英国高1.5倍。^[16]
彼得堡在工业化中再次起到引领的作用。彼得堡纺织工业大多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建制——股份化、机械化程度为全俄首位。工人人均拥有机械纱锭比莫斯科同类企业高2.6倍，蒸汽动力指标比全俄平均水平高9倍。彼得堡棉纱工厂都装备了蒸汽机，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棉纱厂水力传动的比例还很高。彼得堡棉纱厂年人均产值为1150卢布，比莫斯科同类企业人均产值高2.6倍。19世纪50年代全俄2000台机械织布机半数集中在彼得堡，彼得堡棉纱生产工人和产值分别占全俄的22%和39%。
莫斯科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850—1860年，莫斯科纺织行业进行规模化积聚，棉纱厂数量减少30%，产量提高30%。1860年，莫斯科省棉纱工人和产值分别占全俄的37%和24%。
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全俄已拥有机械织布机近万台，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占有39%和22%。机械织布机对手工织布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但手工织布生产方式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存在着。1860年，莫斯科省522家织布企业，有34877台手工织布机、2275台机械织布机、33305名工人，产值770万卢布，每台手工织布机和机械织布机创造产值分别为250卢布和1602卢布。
19世纪50年代，弗拉基米尔省和科斯特罗马省手工织布工人15万名，生产300万匹布(每匹长35.5米)，机器织布只有15万匹。手工织布比机械织布成本低85%，手工织布之所以成本低廉，这是手工劳动的宗法自然经济性质决定的，它的可计算成本起点远低于资本化大机器生产的成本起点。1862年，俄罗斯棉布产量为230万普特，其中机械织布量仅为20%。
棉纱生产机械化牵动了印花生产的机械化，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是全俄印花和色染中心，19世纪50年代集中了这一行业54%的企业、87%的工人和91%的产量。机械印花对产业积聚、降低成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830年降至2卢布，1860年降至80戈比。1830—1860年，机器印花工人劳动消耗下降近90%。
农奴制改革后，纺织工业成为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支柱。1861年，纺织工业占全俄加工工业产值的36%、工人数的49.3%，1879年，分别为55.4%和51%。俄罗斯纺织业主要从美国南方进口原棉，1861—1864年美国内战，南方原棉产地遭受重创，导致国际市场原棉价格居高不下，使得俄罗斯未形成规模效益的中小棉纺织企业大批倒闭，大型企业更加壮大。1860—1863年，40%的棉纱和棉布企业破产;1863年，注册的659家棉布企业仅存388家，棉纱和棉布产量分别下降了10%和15%，棉纱和棉布价格上涨75%—100%。国际市场原棉危机，引发了俄罗斯手工织布的反弹。1866年，科斯特罗马和弗拉基米尔省手工织布产量分别占本省棉布产量的71%和30%。手工织布比机械化大生产直观可计算成本要低得多，因而手工织布又大行其道。大型企业把机器停下来，采用手工织布。莫罗佐夫棉纺厂采用机械织布的工人有2000人，1878年，该厂另外雇佣5000名手工织布工人，后者生产成本比前者低30%。当时一位官方经济学家评论说：“在目前极低工资情况下，任何机器都不能与廉价的手工织布抗衡。”^[17]
从总体态势上看，机械织布逐渐占居主导地位。1866—1879年手工织布机减少33%，手工织品减少53%。1879年，欧俄地区棉纺织工厂有50500台织布机，生产布432.4万匹，占全俄产量的58.4%。同年度，俄罗斯全部注册的棉纺企业有76200台纺织机，机械织机和手工织机分别为58100台和18100台，1859—1879年间机械织机增长46倍，手工织机减少23%，两种生产设备的比例为3.2∶1。统计数字表明，无论落后的生产方式如何廉价，一旦新的生产方式突破稀缺的价值瓶颈，落后的手工生产方式就将隐没在历史地平线的深处。俄罗斯纺织工业克服原棉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后，向着产业结构综合化方向发展。1866—1879年，欧俄地区综合型棉纺厂由18家增至32家，加工棉纱由11万普特增加至235万普特。所谓综合型棉纺企业，即纺纱、织布、印染、修整一体化完成。
俄罗斯纺织企业工业化，既有与世界纺织工业率先机械化的共性特征，又有其落后的个性特质。纺织业是日常消费品生产部门，长期积累了可供本行业工业化的启动资本，拥有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国内市场需求巨大，资金回笼快、回报率高，比起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有机构成低，活劳动消耗高，劳动力又很廉价。这些有利因素导致纺织业成为工业化的启动产业。但俄罗斯纺织业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体制上，沙皇政府对纺织品实行高额保护性关税，使整个行业丧失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冲动和接受国际市场竞争考验的条件;国内消费市场的主体——农民和工人购买力低下，无法成为支撑纺织工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支柱，从需求渠道无法获得工业化深度发展的资金;纺织企业普遍资本构成与机械构成偏低，仍侧重于低廉的活劳动投入的粗放式扩大再生产。1874—1879年，俄国棉纺织业总产值增加8.5%，工人数量增加75.5%，人均棉花加工量减少23%，人均产值下降38%。
重工业是工业化的装备工业，俄罗斯的重工业是由机械装备工业起步的，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农奴制改革前长期缓慢发展。直到19世纪50年代，俄罗斯机器制造业还处在萌芽状态。彼得堡是萌发中的机器制造业的中心，19世纪初，国有彼得堡铸造和机械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前身)为制呢和棉纺织企业生产蒸汽机和机械设备。1842年，这家工厂有6台蒸汽机，总功率126马力，117台机械化车床。这家工厂的王牌产品是船舶蒸汽机，1827—1837年为各种船舶制造45台蒸汽机，总功率达1600马力。
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纷纷涌入机器制造业中。彼得堡别尔德机器制造厂是该行业第一家私营企业。1804年，该厂开始生产蒸汽机。1820年，该厂有3台蒸汽机，总功率为42马力，年产船舶蒸汽机10台。1833年，英国工程师麦克尔在莫斯科创立机器制造厂，生产纺织设备和零部件。19世纪40年代，该厂有80名工人和2台小型蒸汽机。1833—1842年10年间，该厂为纺织企业生产1000余台机器设备，价值达122万卢布。仅伊凡诺夫村商人巴布林就向该厂订制了90余种机器，价值达10余万卢布。
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取消机器出口限制，英国制造的机械设备潮水般涌入俄罗斯，使得俄国机器制造业面对英国先进机器设备的竞争步履维艰，加之农奴制的制约，更是雪上加霜。1830—1850年，全俄俄国资本的机器制造企业从7家仅增至25家，多为小型企业，工人总数1475万人，产值为42.3万卢布。1826—1860年，俄国进口机器设备增长86倍。
19世纪50年代是俄罗斯机器加工工业历史性转折时期。1854年，全俄只有29家机器制造工厂，3813名工人，产值200万卢布。到1860年，全俄机器制造企业增加3倍，工人数量增加7倍，产值增加18倍。1860年，彼得堡作为全俄机器制造业中心，该行业工人占全俄总数的56%，产量占91%。同期，莫斯科该行业工人数和产量只相当于彼得堡的17%和11%。机器制造业的增长，为工业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大规模应用机器生产成为可能，机器价格降至普遍应用所必需的程度。1860年蒸汽机价格只相当于1830年的20%。但是，国产机器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求，1850—1860年国产机器增长2.3倍，进口机器增长1.4倍。
冶金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行业，19世纪工业化从物质形态来看，就是冶金制品的广泛应用，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从18世纪下半期叶卡捷林娜二世“开明专制”时期始，直至农奴制改革前，历代沙皇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生铁及相关产品征收惩罚性高额保护关税，使得俄罗斯冶金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绝的缓慢发展之中。1800年，俄国冶金高炉数量和产量与英国基本持平，俄国为142座，英国为150座;生铁产量，俄国为9971千普特，英国略低，为9836千普特。1860年，俄国已经落后了一大截：俄国高炉只增加3座，达145座，比1800年增长2.1%，而英国高炉增至565座，增幅达276.7%;生铁产量，俄国增加到18198千普特，增幅达82.5%，而英国增至241900千普特，增幅达2359.3%。19世纪50年代，由于工业化和克里米亚战争，导致冶金制品需求激增。沙皇政府分别于1850年、1857年和1859年三次调低冶金制品的进口关税税率。1852—1860年，生铁进口从375普特增至547000普特，8年间增幅达1500倍。
进口产品的涌入，迫使俄罗斯国内冶金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19世纪中期，冶金生产应用搅拌法炼铁技术。1840—1860年，乌拉尔应用该法的冶金企业由2家增至35家，高炉数量仅增6.4%，生铁产量增加33.4%。乌拉尔是俄罗斯黑色冶金工业基地，集中了85%以上的高炉，产量占全俄90%以上。乌拉尔地区森林茂密，水力充沛。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的动力以木制水力磨轮为主，1861年该地区冶金企业动力容量为37000马力，蒸汽机容量为2600马力，仅占7%。乌拉尔黑色冶金企业的体制，早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就初步形成，后经历代沙皇政府的完善，这种体现俄罗斯特殊性的工厂区体制，将森林、矿产和农奴工人编入企业，使劳动、土地和工厂结为一体。丰足的矿产、森林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乌拉尔冶金企业使用木制燃料达200年，保护性关税措施使厂主对技术进步毫不敏感，根本不关心。
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重工业没有受到改革的牵动而高涨，主要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使改革产生的产业牵动效益降至负数。农奴制改革后，乌拉尔黑色冶金企业不但没有出现生产高涨，反而陷入长达20余年的危机。原因在于，改革后冶金企业主仍集厂主与地主于一身。1883年，乌拉尔27个大地主拥有729.6万俄亩土地，土地与工厂一体化体制未随大改革而破除。厂主向工人和农民提供宅旁园地，不要求以现金赎取，以到工厂做工的劳务形式换取。厂主通过这种途径，稳定地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陷入简单扩大再生产的低水平循环，靠加大活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极度低下。1880年前，乌拉尔黑色冶金企业沿用木炭加热、水力驱动的“中世纪”技术，1860—1879年，该地区冶金企业蒸汽容量仅从7%增加到23%。乌拉尔远离欧俄工业中心区域，对欧俄地区工业化的需求不敏感，相对封闭，阻塞了扩大市场份额的可能性。欧俄在农奴制改革后20年的工业化中，大量进口冶金制品，使得1860—1877年乌拉尔生铁产量仅增加20%。
乌拉尔冶金企业的落后状态，使整个工业化的产业联动、效益递进的链条出现断档。西欧、北美铁路建设热潮导致冶金业产量增加250%—300%，而俄国铁路建设热潮(1870—1875年)仅使生铁产量增加24%。1870年，全俄冶金产品产量仅为2190万普特，是国内需求总量的33%。1875年前，俄罗斯铁路建设所需冶金制品自给率仅为9%。1875—1878年，在冶金基地乌拉尔地区建设铁路，所需的70%钢轨、54%的货车车厢、50%的客车车厢和绝大部分的铁轨零配件全靠进口。^[18]
尽管冶金工业发展滞后，但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机器制造业仍取得长足进步。这得益于工业化进程加快，铁路建设和工业技术升级需要大量机器设备，为机器制造业提供巨大发展的需求空间。沙皇政府鼓励工业化，1861—1875年共特许141家机器制造企业免税进口冶金制品。1860—1879年，全俄机器设备制造企业增加1倍，产值增加5.5倍，平均每家企业产值增长7倍。^②这一时期俄罗斯制造业集中于彼得堡和莫斯科等欧俄中部地区，大多制造业工厂资本有机构成低，技术含量不高。由于冶金、机器制造业等生产资料生产骨干行业发展水平不高，俄罗斯工业化的外向依存度始终居高不下。列宁说，俄国居于“一等国，但是不是完全独立的”^[19]。俄罗斯金属、机器、煤炭的自给率只有33%—50%不等，工业生产依赖进口，19世纪70年代，重工业产品进口总值达10亿银卢布。^[20]
铁路是工业化的大动脉，在19世纪历史语境中，没有铁路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地域广袤，铁路成为沙皇政府号令全境的现代化工具，因而沙皇政府对于修建铁路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1857年1月26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铁路法令》。该法令指出：“在过去10年中，铁路的重要性经常被质疑，现在社会各阶层都认识到了铁路对于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为社稷及全民福祉计，修筑铁路应为不可动摇之国策。”^[21]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着在法令中勾廓铁路网的宏大远景：“铁路网：从彼得堡，经华沙，抵达普鲁士边境;莫斯科至尼兹雅—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经库尔斯克，沿第涅伯河低地，至菲奥罗波尔;从库尔斯克或奥廖尔，至奥德萨。这样，无间断伸展的铁路网，把26个省联结起来了。联结起三个首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引者注)、可通航的主要河流、富庶的产粮区、黑海和波罗的海两个不冻港。”^②
铁路网的拓展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1860—1880年，世界铁路长度从10.8万里增加到37.3万公里。同一时期，美国铁路建设速度最快，铁路长度从1860年的4.9万公里增到1880年的15万公里。铁路带动美国经济的起飞，使美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克服了内战的创伤。1870年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3%，排第二位;英国占32%，居第一位。到1885年，美国跃居第一位，占29%;英国退居次席，占27%。1870年俄罗斯占4%，到1885年，仅占3%。^[22]
农奴制改革后的20年，共时性横向比较，俄罗斯工业经济在世界工业产值所占份额微不足道。农奴制改革启动的60年代，俄罗斯工业生产受到社会经济体制调整的影响，不升反降。生铁产量由18世纪末占世界总产量的32%跌至仅占4%。煤炭开采量，仅占世界开采总量的1%。由于铁路建设的滞后，大宗货物只能依靠水路和畜力运输。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经水路运输生铁，运输成本占其总成本的70%以上。畜力运输粮食在200—400公里内，其运费与成本持平。19世纪60年代，顿涅茨克的煤炭，运往350公里以外地方的运费超过成本的5倍。交通运输的落后，制约着工业化进程，阻碍经济高涨，加大了农奴制改革的社会成本，侵蚀了农奴制改革的合法性与现代化的合理性。
铁路建设成为带动俄罗斯经济走出困境的“火车头”，沙皇政府认识到“铁路建设缓慢将对国家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建设铁路是俄国的迫切需要，在这方面越拖延就越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将受到严重威胁”^[23]。1865年，沙皇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制定铁路建设政策。该委员会主张，鼓励私人投资建设铁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并重。1867年，沙皇政府设立私人建设铁路的专项基金，为私人资本提供贷款、贴息与国外融资服务。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铁路。1861—1880年，俄国铁路长度增加13倍，达到21000俄里，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俄铁路网。莫斯科、彼得堡、基辅三个工业中心同欧俄农业产区、港口、河流、矿区，通过铁路网联结起来。1880年，铁路连结欧俄、南俄、乌拉尔、高加索等59个省区，铁路运营里程覆盖欧俄45%的面积。
铁路网打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孤立状态，用铁轨编织出全俄统一市场，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封建主义宗法经济的社会转型提供了物质前提。铁路网使城市的功能复合化，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中心，而是物质集散地、工业制造中心与人员流动中心。彼得堡地区铁路网络发达，彼得堡至华沙、柏林、巴黎的国际干线以这里为起点，彼得堡至莫斯科、至基辅等地国内干线。铁路把其周边20%的居民点联结起来，带来工业产值达100万卢布以上。
铁路运输以其货运量大、速度快捷、交货准时、运费低廉、受气候影响小等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陆上运输的主要工具。西欧早期铁路使陆上运输量提高5倍，运费比畜力低15%—25%，货运保全率提高10倍。欧俄铁路网的建成，使货物运输成本大幅下降。1875年，铁路运输煤炭的运费仅为成本的25%，到1895年更降至15%。便捷的运输与低廉的运费，刺激了煤炭工业的迅猛发展。1860年，全俄煤炭开采量为2000万普特，1880年为2亿普特，1900年激增到9.86亿普特。
铁路网使农业生产在农奴制改革后商品化和市场化速度加快。欧俄铁路网把中部产粮、产棉区同国内加工工业中心、波罗的海、里海港口联结起来，便于粮棉的深加工和出口。1862—1879年，俄罗斯粮食出口增长4倍;1879年，粮食出口占全俄出口总额的56.2%。
铁路的迅猛发展，导致内河航运衰落。1861—1877年，铁路货运量增长24倍，内河航运则仅增长81.5%，1879年铁路货运量就增长81.5%。铁路运输业成为俄罗斯工业化的骨干行业，是由其地域广大的特质所决定。铁路建设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广袤的地域与短缺的资金。沙皇政府在铁路建设中，推行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三资并举”。俄国的铁路网络建设在19世纪末基本形成，这得益于“三资并举”的决策。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铁路不同于其他行业，它是一个要求高度组织化、高度精确化、高度标准化的行业。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19世纪80年代后期，全俄有52个铁路公司，各家铁路公司设计标准千差万别，路基、铁轨、站场设备等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起来运行。各家公司为尽快收回投资，画地为牢，恶性竞争，导致全俄铁路网络不能充分发挥效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沙皇政府有步骤地将铁路实行国有化，到1895年，国有铁路占铁路总量的60%。铁路总长度在1861—1891年间，由1488俄里增加到28093俄里，到1900年猛增到47800俄里。沙皇政府的财政支持是铁路建设的主要支柱，1857年颁布《铁路法案》的当年，政府财政支出6163.3万卢布支持铁路建设，1892年增加到10088.8万卢布，占国家总支出的10%。
沙皇俄国是陆地扩张型帝国主义国家，经过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向欧洲和西南方向的扩张基本停止，它最大的扩张所得在于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这些地域资源不能说不丰富，但受当时技术条件局限，直接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比例不大，因而农奴制改革开启的社会转型，所需的经济起飞的启动资金，只能寄希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来填充。如果没有外资的净流入，俄罗斯社会转型将会更加步履维艰。1861—1917年，俄罗斯利用外资由5.47亿卢布增加到156.67亿卢布。外资流入的形式，依俄罗斯国内局势的状况而变化。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时期，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在俄罗斯形势不稳定时期，则以贷款为主。由于俄罗斯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同西欧差距较大，外资以投资办厂形式出现的直接投资，回报率很不稳定，因而，直接投资在外资总额最高未超过26%;1914—1917年世界大战期间，外资贷款增长77.5亿卢布，直接投资降至外资总额的14.3%。
由于铁路是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报率高、资金投入额度大的基本建设项目，俄罗斯急于在较短的时期内建成覆盖欧俄的基本路网，因而在沙皇政府的财政担保下，大量外资涌入铁路建设。1861—1917年，全俄铁路建设投资额度为48.16亿卢布，外资占75%。在铁路建设高涨的两个时段，1861—1881年间，外资占92%;1883—1900年间，外资占83%。1901—1914年，欧俄地区铁路网络大规模建设基本完成，外资在俄罗斯铁路的投资额度占全俄铁路总资产的50%。
外资对于沙皇政府的日常财政支持是极端重要的。1769年叶卡捷林娜二世首次向荷兰提出财政借款，从此，向外国借款成为“维护专制制度的最重要条件”。1801—1913年，沙皇政府有82年是财政预决算赤字年，1845—1872年连续28年出现赤字。沙皇政府举借外债，是其维系非生产性、庞大的军费开支所致的。1802—1889年，军费开支始终占国家财政预算的35%。1903—1913年，俄国军费占财政支出的29%，共90亿卢布，其中日俄战争耗费25亿卢布。1861—1914年，外资生产性资金投入额度为57.76亿卢布，其中直接投资为19.6亿卢布，其余被沙皇政府用作填补财政赤字的转移支付手段。1904年、1905年、1906年、1907年4个财政年度，沙皇政府举借外债总额达19亿卢布。到1914年，财政性外债占俄罗斯外资总额的20%以上。^[24]
1861年农奴制改革直至1917年2月覆灭，沙皇政府奉行赤字拉动型财政政策，使国家深陷在外债的泥潭，最终丧失了偿付能力，导致沙皇国家资本主义破产。1917年10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布废除沙皇政府的外国债务，对外债不予继承和承认。这固然是革命政府合法性与沙皇政府没有继承关系的体现，更实际的原因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在无力继承这样巨额的债务。这也是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原因之一。
外资大举进入俄国的股份制企业。1861—1914年，俄罗斯股份制企业股本金总额为47.08亿卢布，外国资本占41.6%，俄国资本占58.4%。在信贷、保险、商贸、运输业，俄国资本占优势，外国资本主要投向生产资料生产行业。外国资本在参与俄国股份制企业的过程，与俄国资本不断融合，“外国资本家没有熟悉本国情况和善于适应这种情况的俄国资本家与行政当局的配合，在俄国寸步难行”^[25]。外资企业在1900—1903年俄罗斯经济危机中蒙受重创，这一时期164家外资企业，分布在17个行业，盈利的为84家，盈亏相抵的为17家，亏损的为63家，盈利与不盈利的企业数基本相当。分布在电力、煤气、化工、运输业的外资企业，盈利的较多;在煤炭开采和冶金工业中，亏损较多。英国资本的企业40%亏损，法国资本企业33%亏损，俄罗斯的普鲁士道路的原型——德意志资本的企业表现突出，适应俄罗斯特殊性国情，仅有20%亏损。
俄国资本通过与外资的合作，参与国际市场，在国外设立子公司。资本合作的载体是金融合作。1895年，巴黎-尼德兰银行、巴黎国际银行同彼得堡国际银行、彼得堡贴现银行联合成立俄国黄金总公司，1896年又创立了乌拉尔冶金公司。1898年，巴黎洛希尔私人银行与彼得堡国际银行合作创立“马祖特”公司，该行还分别同德国和法国的银行在彼得堡创立两家股份合作公司。
金融合作，使俄国取得了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路径。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俄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组建证券公司。1897年，法国银行总行与俄国工商银行、彼得堡亚速银行合资在比利时组建俄罗斯采矿和冶金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金为2500万法郎，法国银行总行占普通股的66%和优先股的50%。该公司主要业务是购买俄罗斯工业证券，第二年，拥有俄国企业股票4120万法郎。1899年2月，以财政金融手段扶持俄罗斯电力企业的多国银行财团“俄罗斯大辛迪加”创立。法国银行把购买到的俄国企业股份和债券投入到巴黎证券市场，套现获利，但巴黎证券市场很快大量推出俄国企业股票，超过了购买力。这些跨国银行财团不甘心自己受损失，便在英国组建新的合资公司，把这些证券投入到伦敦股票市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企业股票在西欧的保有量，比在俄罗斯还高。持有俄国股票的除了大财团和大证券商，就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这些股票不予承认，遭受打击最惨重的是西欧中产阶级，这也是西欧社会在很长时间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原因。
俄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融合，金融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基础建设项目，铁路建设是重中之重。1860—1914年，银行发行铁路债券，仅平价外汇债券达125笔，17家俄国银行和45家西欧各国银行参与其中，总金额达23.09亿卢布。20世纪初，俄国银行开始涉足外资居主导地位的电力行业和铁路电气化工程，彼得堡国际银行和俄亚银行在俄国电力工业领域取代外资银行，居主导地位。俄国银行财团主导的俄国石油垄断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向老牌西方石油垄断集团发起竞争攻势，迫使美国洛克菲勒石油公司让出其占有的28%的世界市场份额。
俄罗斯银行财团把东方作为资本输出的重点。1914年俄国向东方各国输出资本达7.49亿卢布，投入到西欧金融市场的外汇储备约为6亿卢布。俄罗斯金融业外资参与度是很高的，很难找到没有外资介入的银行，但可以找到外资不居主导地位的所谓“俄国资本的银行”。20世纪头十几年，俄罗斯“商业股份银行资本的42%在外国人手中。当时彼得堡有外资参与的银行地位步步升高，而俄国资本的银行则被排挤：伏尔加-卡马银行从第一位降到1913年的第六位，莫斯科商人银行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26]。1917年，俄国数个银行财团完全控制了铁路运输业、机器制造业，还控制了60%的冶金工业、石油开采、森林工业等。
工业化导致社会结构细分化，既为社会转型创造了结构性前提，又为社会转型注入新的结构性矛盾因素。资本积聚以股份制的方式实现。1831—1856年，全俄共有74家股份公司，股本金为6670万卢布;1857—1860年，又创立108家股份公司，股本金3.17亿卢布。农奴制改革前的这些股份制公司，13家主营铁路和轮船航运，占全部股本金的65%;52家主要从事工业加工领域，仅占全部股本金的12.4%。农奴制改革前，俄罗斯的股份制企业，股本金偏低，数量较少，行业领域限制较大，与西欧国家差距较明显。1859年，俄国股本金总量只相当于德国的一半，俄罗斯在金融领域没有一家股份制企业，德国有55家股份制银行，法国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农奴制改革前，俄罗斯国家信贷银行掌握的10亿卢布资金，不向工商业投入，专门面向国家财政投向和官僚贵族借贷。商人和厂主无法取得低息的国家信贷，为了日常周转和扩大再生产，只得求助于高利贷，工商业发展在资金上受到极大的限制。1860年，沙皇政府设立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国家银行，沙皇政府为国家银行规定了信贷投资方向——投资铁路建设，发展工业生产能力，资助进口替代的国产化工业品，资助采矿业，资助机器制造业。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性要素。农奴制改革前，在工业经济领域，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工业生产方式的主导形式。工业劳动者与土地脱离了宗法依附关系，成为自由的雇佣工人，工业部门的劳动形式以自由雇佣劳动取代了宗法强制劳动。1825—1860年，工业领域自由雇佣工人由114500人增长到456000人，1860年自由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80%。乌拉尔冶金企业工人仍处于强制劳动状态，这是一个例外。
生产工具的质的跃升是社会转型的物质保障，机器生产方式是解除宗法强制劳动的历史进步工具。在手工劳动条件下，宗法强制劳动的手工工场与自由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势均力敌，甚至更具有优势。因为宗法强制劳动手工工场，直接的产品成本比自由雇佣手工工场低得多。但应用机器生产方式后，强制劳动丧失优势。1833—1861年，宗法强制劳动手工工场由132个降到43个，农奴工人由46000人减至26500人。1800—1860年，农奴工人占工人总数由41.1%减至4.7%。
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性分化的催化剂，工业大机器生产方式使宗法的自赋社会分层转变为自由的自致社会分层，俄罗斯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因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7]。俄罗斯大多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出自于改革前的农奴阶层，这是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分层的发生学来源。农民出身的资本家一是具有雄厚的资本，二是从事实体性工商业。旧式城市商人已不再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而被移居城市的农民资本家取而代之。莫斯科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奴出身的资本家在取得自由身份后，大都迁居这里。莫斯科在农奴制改革前，63个大工商业家族中33个是农奴出身，并且都从事工业生产活动。1850年，莫斯科90%以上的商人拥有工业企业。俄罗斯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的依附，是其发财致富的保障。沙皇政府制定高额保护性关税，使资产阶级的工业产品免遭西欧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沙皇政府通过大量的国家订货，给资产阶级带来了稳定的利润。沙皇政府在农奴制改革后的反动时期，政治高压措施使工人运动受到压制，资产阶级可以比西欧的同侪更加残酷无情地榨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成为沙皇政权的最大受惠者和坚决的拥护者。沙皇政权通过农奴制改革，自己统治的阶级基础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资产阶级作为整体被整合进改革后俄罗斯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去。社会转型创设的主导集团，同时也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是既存利益结构的调整和解构——重构，但是主导集团的利益不是绝对的削减，而是绝对的同比增大。
农奴制改革后，无产阶级形成并壮大，主体来自于农民。1860年，300万人外出打工，农民占90%。农奴制改革使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摆脱了宗法依附关系，成为自由雇佣工人，这类工人总数达100多万人，直接转为工人阶级。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外出打工，补充进工人阶级，1861—1880年，政府颁发的农民外出务工证增长3倍，达500万件。大机器生产使工人阶级，克服了小农的分散孤立性，有机地组织起来，不允许工人亦工亦农，农闲来厂，农忙回乡，这类现象在工业中心基本被杜绝。彼得堡工人总数的90%是外来的农民，但是这些工人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在矿区，季节工现象还存在。顿涅茨克煤矿季节工占70%，农忙季节，矿井停产。
俄罗斯无产阶级在空间上比较集中，这是社会转型的空间不平衡的必然结果。1879年，欧俄40座城市集中了35%的产业工人，彼得堡的工人数量占全俄工人总数的12%。1880年，全俄产业工人达125万，其中91%以上集中在欧俄工业城市。俄罗斯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体现在大量使用童工和女工，使无产阶级队伍遭受的痛苦比西欧更深重。农奴制改革后的20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女工稳定在占工人总数的20%左右，童工则无法统计。在群众的反抗和西欧人道主义组织的压力下，1882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限制工厂使用12岁以下的童工。由于俄罗斯工业化的非均衡性，农奴制改革后，手工工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略有上升1860—1880年手工工人增加0.9倍，达150万人。
农奴制改革后，社会经济经历20年的调整与徘徊。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高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来临。铁路是经济高涨的火车头，1893—1900年，俄罗斯平均每年建设2800多公里铁路，1898年，欧俄所有省份、芬兰8省和亚洲部分的7个大区及44%的城市都通铁路。铁路网络的建设牵动工业经济的全面高涨。工业基础行业广泛使用蒸汽动力，活劳动的比例绝对地下降。冶金工厂1900年比1890年增多20个，蒸汽动力功率增长489%，生铁产量增加216%，工人员额仅增加65%。冶金工业的工艺技术水平有了飞跃性提高，矿物燃料代替木质燃料，采用热吹与平炉炼钢法。新技术促进了冶金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幅攀升，生铁产量从1860年的2010万普特激增到1900年的1.79亿普特，增长8倍。钢产量从1890年的2400万普特增长到1900年的1.35亿普特，比同时段世界炼钢生产增长率高出3倍。
蒸汽动力的广泛使用，使煤炭、石油等能源基础行业劳动生产率迅猛提高。煤炭开采量从1860年的1820万普特猛增到1900年的9亿普特，增长48倍。石油工业的工艺技术装备大为更新，广泛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俄罗斯石油采出量大幅攀升，从1890年占世界总产油量的38%上升到1990年的51%，同一时段，美国则从68%降至43%，把头号产油国的金交椅让给了俄罗斯。
能源工业、基础工业的高涨，带动了整个工业产业链条的全面高涨。但是，重工业在动力资源配置比例上远高于轻工业，由此导致其后一个世纪俄罗斯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的沉重的产业结构。1890—1900年，重工业蒸汽动力功率增长345%，轻工业只增长190%，重工业和轻工业动力设备人均指标分别为0.7马力和0.5马力。轻、重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受此影响而产生出较大差异。重工业人均产量提高83%，轻工业则只有30%。
生产资料生产的重工业部门比生活资料生产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更加迅猛。1896—1900年重工业产值增长53%，轻工业只增长14%。1900年，俄罗斯工业产值，重工业占40%，轻工业占60%，重工业的支柱冶金业占其中的23%，轻工业的支柱产业纺织业占其中的26%。冶金业的迅猛发展，使俄罗斯金属制品自给率由1890年的47%增加到1900年的80%。建立在冶金基础上的俄罗斯经济，振动着沉重的钢铁之翼，向着未知的前方飞去。在世纪之交，俄罗斯随着资本积聚而出现大规模的产业积聚趋势。1890年，8大工业部类中年产值在10万卢布以上大企业的产值占全俄工业总产值的43%。1908年，23个工业部类中的大企业产值占全俄工业总产值的87.1%。大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垄断地位已经确立起来了。
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在工、农业之间，也是比例失调的。1890—1900年，俄罗斯工业增长速度比农业高出8倍，工业增长130%，而农业只有17%。从此，农业在一个世纪之内都是困扰俄罗斯的经济坎陷。由农业引发的政治斗争、政策争论、革命、叛乱层出不穷，从“静静的顿河”到“未开垦的处女地”，恬适旷达的俄罗斯田野风情笼罩着腥风血雨的灰色云幔。
俄罗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高涨，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的格局，俄罗斯铁路总里程居世界第二位，钢铁产量居世界第四位，1885—1900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超过西欧北美地区，达6.7%。^[28]俄罗斯“工业总产量已居世界第五位”^[29]。1861—1913年，俄罗斯工业产值增加11.5倍，同期，德国增加6倍，法国增加2倍。^[30]俄罗斯经济对外依存度较低，1909—1913年，年均进口额为11.39亿卢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5%，年均出口额为15.02亿卢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4.2%。
工业高涨，带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型。1860—1900年，工人人数由300万增加到1400万人，增长3.4倍;同期，全俄人口增加90%。20世纪初占全俄企业总数18%的大企业，集中了80%的工人，11个工业中心城市集中了工人总数的40%。
在工业高涨时期，全俄的产业分布得到进一步优化，更趋于合理。19世纪80年代前，重工业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地区。进入到90年代，南俄第涅伯河流域成为新的重工业中心，产值超过了乌拉尔地区。1902年，南俄生铁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53.1%，乌拉尔则占28.12%。20世纪初，乌克兰顿巴斯成为全俄最大的煤炭开采中心，其产出量占全俄的60%以上。这里的煤矿工人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20世纪，后斯大林时代的开创者——尼·赫鲁晓夫就曾在这里做过矿工，正是对井下工人艰苦生活的体验，使得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世界上率先实行每周5天工作、每天工作7小时的劳动作息制度。亲身经历是塑造政治领袖最好的学校。里海之滨的巴库成为石油开采中心。1900年，其石油开采量占全俄总产量的95%。这里同样是布尔什维克的摇篮，巴库“26委员”和奥尔忠尼启泽这些彪炳联共(布)党史的名字，因巴库而熠熠生辉。巴库林立的钻塔、永不熄灭的天然气，象征着俄国无产阶级创造未来新世界的永不止歇的探索。第一代布尔什维克，既出自大学、神学院的书斋、西欧流亡者之家，更出自彼得堡的工厂、莫斯科的车间、顿巴斯的矿井、巴库的油田。经济高涨的社会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新型工人运动领袖，使工人运动成为20世纪沙皇俄国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经济高涨使俄罗斯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人均工业化水平由1880年的10，提高到1900年的15，^[3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860年的178美元，提高到1890年182美元，^[32]俄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由1860年的7.0提升至1900年的8.8。^[33]经济高涨尽管有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但却把沙皇俄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使得残存的宗法制社会经济形态难以为继，同时，也为沙皇政府培植了新的强大的否定力量。这一否定力量在发展中分化，在分化中强化，在强化中走向极端化。这一否定力量在20世纪前17年，对沙皇政权屡屡施以重拳击打，最终把僭称“恺撒”的罗曼诺夫王朝小丑送回到尘土归处。
1917年前的20世纪俄罗斯，从人口分布、产业结构等硬件指标和精神文化等软件指标来看，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大国。斯托雷平改革实行5年以后，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程度仍不高。1913年俄罗斯国民收入比1900年增长78.8%，工业中国民收入增长为83%，农业中国民收入增长为89%。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规律是工业中国民收入增长高于平均增长率，农业中国民收入增长低于平均增长率。^[34]沙皇俄国国民经济总量增长落后于西方国家，1900—1913年，俄罗斯人口增长22.3%，钢铁产量增长48%，煤炭增长121%，棉花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35]1907—1915年，全俄资本性投资总额由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贸额度由9亿增至19亿卢布。^[36]俄罗斯经济增长具有后发型特点，起点低，增幅大，总量小，持续时间长，人均值低。1913年，俄罗斯工业总量居世界第5位，工业总产出只相当于法国的40%、英国的22%、德国的17%、美国的10%。^[37]1913年，全俄产出生铁28300万普特、煤22亿普特，生铁产量相当于美国的13%，煤产量只及英国的20%。俄罗斯工业单位产出量也远低于西方国家，人均产煤量只为美国和英国的3%，生铁为美国的8%，织布为英国的7%。横向共时性比较，俄罗斯工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1900—1913年，全俄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50%，但也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10%。人均工业产量分享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电气化是20世纪初期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核心指标。1913年，全俄发电量19亿千瓦时，人均11千瓦时，美国人均千瓦时同期高于俄罗斯20倍以上。^[38]
从产业链条比较来看，斯托雷平改革对工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是典型的“富农导向”，使以农业为原材料的轻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加加夫索夫伯爵在《回忆录》中说：“纤维纺织业产量由1905年1500万普特增至1913年2300万普特，棉花同期由1300万普特增至2000万普特。1905—1913年，糖产量由5000万普特增至18000万普特。香烟由1905年的120亿只增至1913年的260亿只。”^[39]
俄罗斯工业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资本有机构成不高，加之斯托雷平改革导致大批农民被从土地上剥离出来，需要工业来吸纳。因而，工业的劳动力积聚现象与俄罗斯工业发展水平不匹配。这反过来，更加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业扩大再生产，只得使用投入活劳动的外延式方法，极大地损害了俄罗斯企业应用新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努力。1910年，全俄拥有500人以上的企业，拥有工人占全体工人的53.4%，同年美国仅为33%。全俄拥有1000名工人以上的大型企业，1900—1910年增加50%，1910年大企业的工人有70万人。在棉纺织行业，1000人以上大企业，占1913年工人总数的75%。1900年，南俄3500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3家，1912年增至9家。这9家企业占南俄冶金工业动力设备总量的80%，生铁产量的75%，工人总数的80%，占全俄生铁总产量的50%以上。^[4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7.9%，工业占42.1%。^[41]
斯托雷平改革只侧重解决农业中宗法制度桎梏问题，没有同时推进国家工业化。工业落后，使得俄罗斯经济的总体水平与西方国家差距巨大。这是斯托雷平改革症候的社会性后果，改革创造出的社会效益没有物化为工业化，反而积淀为体制的社会成本。这种后果直接表现为国家工业经济水平的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设备的总马力，只有美国的1/15、德国的1/8。1913年，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10%。人均国民收入，1914年，俄国为94卢布，美国为680卢布，英国为473卢布，法国为360卢布，德国为284卢布。俄国人均国民收入，只及美国的13.9%、英国的20%、法国的25%、德国的33%。^[42]俄国工业经济在1917年前，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外国资本对俄罗斯主要工业部门控制的比率，由能源部门到装备工业部门，对工业的产业链条实行全程控制，黄金开采100%，化学工业几乎100%，顿巴斯煤田的95.4%，电力和电机制造业的90%，五金工业的75%，石油总产量的60%。西方资本不但控制工业，而且操控俄罗斯的金融业，从财政源头上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20世纪初期，俄罗斯商业银行职能资本约有40亿卢布，其中外资占有30亿卢布。截至1913年，外资在俄罗斯工业投资额达13.22亿卢布，占全俄工业基金总额的34%。外资中，英国、法国资本比重较大，在俄罗斯全部外资总额中，法国占33%，英国占23%，比利时占14%，美国占5%，四国合计共占75%。另外，德国占20%。外资对经济的控制，直接影响到沙皇政府的战略抉择。由于英法两国资本在俄罗斯工业、金融中居主导地位，当然还有其他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法协约国集团并肩作战，对抗德奥集团。
波克罗夫斯基认为，斯托雷平改革的结局是部分农民脱离了土地，也就是农民部分地无产阶级化。^[43]农民无产阶级化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后果，农民被从土地剥离出来，导致两方面的积聚，土地向大土地经营的农场积聚，无地的、自由的农民向工业积聚。
在中央农业区，出卖自己土地的农户占退社农户的20%，在新俄罗斯占退社农户的34%，出卖土地的都是贫农。里亚赞省的农民说，改革“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而这并不是因为挥霍或愚蠢，只是因为倒霉”。康波夫省农民说：“出卖份地往往使全家一点土地也不剩，出卖了份地的农民使得他们的两三个儿子连同家属既没有大田，也没有了园地。”^[44]出卖土地的农民，自有土地不超过5公顷的占58.2%，占有10公顷以上的农户为18%。图拉省三个乡的农村调查显示，自有土地12公顷以上的农户出卖土地的不到1%，自有土地不到3公顷的农户出卖土地的高达64.4%。萨马拉省的一个县，全部卖出的农民土地的86%被自有土地10公顷以上的富农买去。农民土地售价比地主土地售价低得多，地主土地每公顷121卢布，农民土地则为79卢布。^[45]农民占有生活资料的平均额度，改革后比改革前降低了。农民每百人1905—1914年拥有马匹由22匹降至20匹，牛由35头降至29　头，羊由45只降至32只，猪由11头减为10头。对于贫农来说，虽然摆脱了村社的宗法集体主义束缚，但生活水平却“自由地”下降了。斯托雷平改革造成了沙皇政体主导下的社会转型的死结，只有用革命的利剑才能将其斩开。1906—1910年曾任斯托雷平内阁外长的伊萨沃尔斯基说：“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俄罗斯在极短的时间建立起农业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但是，革命无情地摧毁了这些成就。”^[46]

[1] 《列宁全集》,第3卷,中文第二版,第211页。
[2] 《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第二版,第6页。
[3]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4页。
[4] 同上书,第254—255页。
[5]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5页。
[6]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7页。
[7]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6页。
[8]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8页。
[9]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6页。
[10]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7页。
[11]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6页。
[12]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30页。
[13] 道·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7—158页。
[14]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1页。
[15] 同上书,第162页。
[16] 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3—164页。
[17]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6页。
[18]②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2页。
[19]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02页。
[20]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3页。
[21]② Vernadsky,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1972,p.607.
[22] 宋则行等:《世界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23] Vernadsky,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1972,p.607.
[24] 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8—179页。
[25] 转引自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9—180页。
[26] 波梁斯基等:《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0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28] 西·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9页。
[29] 同上书,第222页。
[30] 琼图洛夫:《苏联经济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3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32] 同上书,第202页。
[33] 同上书,第176页。
[34] T.　Shanin:　Russia　as　Developing　Soviety,　London,　1985,　p.113.
[35] Ibid.,　p.114.
[36] Ibid.,　p.115.
[37] 波梁斯基等:《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96页。
[38] 同上书,第395、396、397页。
[39]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1972,p.825.
[40] 波梁斯基等:《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97、398页。
[41] 宋则行等:《世界经济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页。
[42] 同上书,第438页。
[43]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22页。
[44] 同上书,第822—823页。
[45]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23—824页。
[46] G.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1972,　p.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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