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1]俄罗斯现代化自彼得大帝启动以来，既采纳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又兼顾俄罗斯的特质，进而内化为路径依赖。正如钱乘旦教授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现代化标志着现代化浪潮第一次向“东方”挺进，进入一个“非西方”国家。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它形成以东正教和沙皇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俄罗斯文明”，尽管在其他“非西方”国家眼中，它仍是一个“西方”国家，但俄罗斯自己却不这么看，因此它在接受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时，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俄罗斯特殊性”，并时时力图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尽管俄罗斯在寻找它的“特殊性”，但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共性”，即一切“非西方”国家，其现代化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对抗特征，这种对抗不仅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且表现为“本土”与“外来”的对抗。俄罗斯现代化就是在这两种对抗的激烈冲突中踯躅向前的，其激烈的程度，历时之长久，都是“西方”国家所无可比拟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充斥着转型的冲突，但不会存在“本土”与“外来”之争，也不会像俄罗斯那样始终困惑于是否应坚守一个“俄罗斯特殊性”。在坚持“本土特性”方面俄罗斯尚且如此，那么其他“非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俄罗斯现代化至少表现出两大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庞然大国，俄罗斯回避不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是一个“共性”;另一方面，作为有自身传统的真实文明，它又时时刻刻要表达自己，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这样，就使俄罗斯现代化道路漫长而曲折。^[2]

世界历史范畴的现代化发端于西欧，西欧是现代化的原发地域。一般而言，欧美学术界对于现代化原发地域的研究，很少使用“现代化”一词，而是更加偏爱“现代性”。在现代性的话语背景下，欧美学术界的现代化研究是针对其他地区的，这本身就内置了现代化研究的偏好，异化了现代化研究的取向，使得无限丰富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抽象为屈指可数的若干“范式”。即使在现代化原发地域，现代性的历史演进也不支持单一“范式”。而现代化越出原发区域，向其他地域推进时，就出现以“西方”与“本土”为表现形态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这样就使现代化驶入“中体西用”或“和魂洋才”的历史漩涡。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性化解现代化的方式与手段渐趋高明，升华出另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它突出历史的传统或民族的特质，局部更改或整体替代西欧取向的现代化。俄罗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引人注目，钱乘旦教授指出：“俄罗斯特殊性……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即现代化向非‘西方’文化地区推进时，将和当地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因此现代化过程就会表现出种种多样性……但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改变的，现代化总体方向也不可改变。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必须服从现代化的共性。”^[3]

俄国内蕴拜占庭的余绪与鞑靼蒙古的遗存，以“第三罗马”自居，以欧亚性(Еврозия)自诩。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打开了面向西欧的窗子，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4]洞开了俄国面向西欧的精神门户，也就在这时，西欧化与斯拉夫两种取向纠缠上了俄国，历经300余年，直至21世纪仍难解难分。三百多年来，无论沙皇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都具有历史与传统给定的特质。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甘于平庸，也不认同于追随，而是独辟蹊径，历经百转千回，始终如一地追求特质，彰显特质，运用国家机器，强力地推进现代化。

19世纪，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与辩证法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学说体系。经典作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各个地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相互隔绝是分散的。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要素与非生产要素的利益最大化配置，彻底消除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相互隔绝与孤立，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消费彻底变为世界性的。这为文明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制度空间和精神资源，资产阶级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而出现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5]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拓展，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国现代化进程就置身其中。

20世纪苏联的现代化实践与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之间存在差异，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本质优越性也未充分发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成熟后出现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关注在新的、更高生产力的驱动下，资本主义通过何种途径、应用何种方法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形态——社会主义，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完成现代化，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制度前提与精神铺垫。

但20世纪在苏联出现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相反，它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又一条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一种现代化模式。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全球现代化格局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形式，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地域，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通过创造工农联合专政的政治前提及国有财产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苏联现代化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两个半五年计划(苏德战争打断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打败了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也扩展到东欧及亚洲、拉美、非洲一些国家。毋庸讳言，苏联现代化模式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科学地审视自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更没有形成一种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问题或是讳疾忌医，不许触及;或是只在技术层面上修修补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治标不治本，造成了更大、更难化解的问题，致使问题层累叠加，最终压垮了制度本身。

从彼得改革到普京执政，对于俄国而言，改革既是现代化的驱动器，也是俄国特质的彰显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由彼得改革所启动，以后各种名目的改革纷至沓来，与俄国历史如影随形。这表明，俄国现代化内在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由改革来解决，到了改革也无济于事的阶段，革命就不期而至，既有的一切推倒重来。如此往复，根源于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

[1] 罗贯中:《三国演义》,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0页。
[2] 钱乘旦:《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页。
[3]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7页。
[4] Enlightened　Absolutism,直译应为:开明绝对主义,从中国学术界惯例,仍名之“开明专制”。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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