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死后至叶卡捷林娜二世登基之前，资本主义现代化陷入困局，俄罗斯宫廷政变频仍，皇冠几易其主。争夺王位的纷乱场景背后，是封建旧贵族与新官僚集团在整合中斗争，斗争中整合。彼得作为一个激进改革家，留给身后俄罗斯更多的是改革的激情，而非理性的变革，徒具西欧化的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俄罗斯心魂之中。在他身后，改革出现反复，既是历史的客观必然，也是彼得改革局限性的体现。

后彼得大帝时代终结于叶卡捷林娜二世政变上台，同时开始“开明专制”为特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精神悖论与历史矛盾的时段，“叶卡捷林娜的统治被看做是俄国贵族的黄金时代，帝国宫廷奢侈淫逸，广大社会下层穷困无比。为了赢得贵族的支持，叶卡捷林娜大力拓展令人憎恶的农奴制，她努力使俄国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她发起了公共关系攻势，为自己赢得欧洲著名人士的赞誉，确立起开明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声誉。”^[1]从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俄罗斯精神或者叫做俄罗斯心魂的深层次展现出极具特色的范式。

叶卡捷林娜二世以奉行“开明专制”著称于世界历史。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俄国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国家最光荣的几页历史，正是靠叶卡捷林娜获得的”^[2]。如果说彼得一世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埋下奠基的巨石，叶卡捷林娜二世则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厦搭设了巨大的框架。

叶卡捷林娜二世出生于德意志，兼具德意志与俄罗斯两种文化的特质。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普鲁士度过少女时光，沉浸在军国主义与开明专制的政治氛围和启蒙思潮风云际会的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对叶卡捷林娜的精神成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启蒙运动在普鲁士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大多数著名启蒙思想家在自己的祖国——法国则受到官方的敌视。“法国启蒙时期作家只能匿名发表作品，直到大革命爆发前，这些人被视为从内部颠覆国家的特洛伊木马。”^[3]

18世纪俄罗斯是历史内在张力与社会外在冲突的地缘文化带，“俄罗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而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信仰着俄罗斯，每个人都能在俄罗斯充满悖论性的存在中找到事例来支持自己的信仰。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4]俄罗斯的根本矛盾是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始于彼得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全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西方与东方在俄罗斯灵魂中斗争的历史”^[5]。在精神的空间维度上，还存在南北矛盾与上下矛盾。在基辅罗斯时期，存在着南北两个中心的矛盾，南方以基辅为中心，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具有较强的东正教宗教文化意蕴，而北方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受斯堪的纳维亚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商业文化色彩，两大文化板块互相碰撞。由于鞑靼蒙古入侵和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两种价值取向对立的文化共存于俄罗斯精神深处，构成了俄罗斯悖论性的精神性格。上下矛盾，是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特别是农奴的矛盾。这一对矛盾，在彼得改革后更加激化，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大力强化农奴制，把农奴劳动制度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同时加强贵族阶级，将其作为国家依靠的力量。上下差距逐渐拉大，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使俄罗斯社会处在矛盾性结构之中。俄罗斯的悖论性像巨大的历史旋涡，使人不由自主地裹挟进去。俄罗斯的悖论性的显性表象，就是空间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矛盾，俄罗斯人对此安之若素：“形式的天才不是俄罗斯的天才，他难以和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相配合。”^[6]

叶卡捷林娜的“开明专制”有着感性的根源。1745年，她同彼得三世做一次横穿俄罗斯西部旅行。这位被狄德罗喻为“奉献她那个时代之光的烛台”^[7]的未来女皇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平原上，看到了俄罗斯社会的症结所在。俄罗斯的专制制度登峰造极，“沙皇的统治似乎和古代亚述的国王一样专制，他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臣民对他却像奴隶一样俯首听命。”^[8]

叶卡捷林娜二世把启蒙思想视为精神之友，她登基后，写信给伏尔泰：“我可以告诉您，从我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以来，即从1746年以来，我在很多方面从您那里得到教益。在此以前，我只看小说，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您的著作落到了我的手里。从此以后，我就不断地阅读您的著作，再也不想看写得不好的书籍了。”^[9]她的阅读面是宽泛的，不限于伏尔泰，“叶卡捷林娜在登基前已经阅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论国家的风俗和精神》”^[10]。《论法的精神》使她了解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从《论国家的风俗和精神》中领悟了军国大事不可操之过急，要明辨慎行，行善攻心。叶卡捷林娜二世宣称，《论法的精神》是“每个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11]。伏尔泰“纯属理性的自由思想，使人得出结论，证明各种不遵守习惯和当代风俗的行为是正当的。伏尔泰世界观中的这一方面，也是他的思想得以风行的原因之一，这也吸引着叶卡捷林娜”^[12]。同时，“叶卡捷林娜的一些好思想，也是从他(伏尔泰)那里取得的。……她当时从伏尔泰、孟德斯鸠……身上获得的主要东西，是她在处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的某种人道主义精神和灵活性”^[13]。叶卡捷林娜二世不仅应用启蒙思想治理国政，而且在日常生活甚至情感生活中也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18世纪50年代中期，她遇到波兰贵族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青年打动了她的芳心，因为“叶卡捷林娜读了伏尔泰……的著作之后曾经向往的精神文明和高贵风度，在他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他到处旅游，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员;巴黎上流社会，正如当时还无人觊觎的国王威信一样，以其崇高的声望和迷人的魅力而誉满欧洲。……他的一举一动都使叶卡捷林娜倾倒”^[14]。这位体现启蒙时代风范的情夫，后来被她扶上了波兰国王的宝座，又在瓜分波兰时被赶下了王位，女君主的情夫结局大都不妙。

叶卡捷林娜二世登基后，把启蒙思想的朋友与专制主义的女皇悖论性双重角色一并担当起来。她登基前精神上更加倾向于启蒙思想，执政后行动上则更偏向于专制主义。在一封致下属的信中，她阐述了专制主义治国理念和个人信念：“治理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只能用专制君主制，舍此皆为下策。因为其他统治形式很难使皇命付诸实践，而且会为那些妄图使一个强大的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活动者提供土壤。一个国家内部制度总应该适应本国国情。此外，俄罗斯政权机关里是很少有一个人敢于独立思考和采取果断行动的。我们国内某些官员中目前还存在的惰性也说明：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坚强的中央政权。”^[15]

叶卡捷林娜二世不可能超越其所处时代俄罗斯社会发展水平、精神成长程度，但她在短短的时间就赢得了启蒙思想家的青睐。叶卡捷林娜二世对生计维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多方关照，《百科全书》编者狄德罗晚年家境困难，打算变卖藏书，她闻讯后，立刻委派专人出资16000里佛，买下狄德罗出价15000里佛的藏书，并且附加一个条件，只要狄德罗健在，这些书就不从法国运到俄罗斯。^[16]这一小小的善举，居然让启蒙思想家们欣喜若狂。“《百科全书》主编感激涕零，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祝贺有加。”^[17]这出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意料，从中她看到了启蒙思想家不但是精神上的朋友，而且也能够成为政治上的盟友，让他们在西欧吹捧自己，塑造俄罗斯女皇的新形象。俄国翻译出版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爱尔维修《论精神》等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作，俄罗斯俨然成为启蒙运动的另一方重镇。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激进民主主义贵族知识分子启蒙运动，另一个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官方启蒙运动。官方启蒙运动担负着整饬国内思想秩序和影响欧洲舆论的双重使命，1762年她即位时，俄国的启蒙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女皇无法公然反对这种运动，她之所以登上宝座，不仅仰仗有反动农奴主撑腰的近卫军，而且还多亏了受到启蒙思想熏陶的贵族知识分子。叶卡捷林娜不得不两面讨好，既向自由派作一些模棱两可的许诺，同时又不采取会激起农奴主不满的行动。在她所玩弄的这套两面权术当中，关键的一点是，赢得欧洲进步舆论的支持，在俄国搞一个官方的启蒙运动，实质上是为了对抗真正的启蒙运动，不仅是为了对抗民主的启蒙运动，而且是为了对抗激进贵族的启蒙运动。叶卡捷林娜在欧洲启蒙思想家面前，十分乖巧地扮成一个爱好自由的开明君主。

在争取启蒙思想家同情方面，叶卡捷林娜二世总体上是成功的，她的每项重大国策行动都会得到来自启蒙思想家的赞誉，甚至瓜分波兰这样的恶行也不例外。1768年，俄军进攻波兰。伏尔泰说：“俄罗斯女皇做出了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表率。她慷慨地派出4万名俄罗斯军人开进波兰，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去宣扬她的宽容精神，恢复那里的秩序。女皇之所以让她的军队出动，是为了迫使那里的人民互相忍让。”^[18]

[1] Duffy,　Czars:Russia’s Rulers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Facts　On　File,　1995,　p.240.
[2]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3] 迪顿:《大革命前法国贫乏的生活》,载《昨与今》杂志1971年5月号,第51页。
[4]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 同上书,第15页。
[6]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7]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8] 林赛:《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9]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0] 林赛:《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27页。
[11]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12] 同上书,第91页。
[13] 同上书,第92页。
[14] 同上书,第97页。
[15] Trans.by　K.　Anthony,　Memorie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York:　Knopf,　1927,　p.196.
[16] 比利:《狄德罗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3页。
[17] 同上书,第334页。
[18] G.　P.　Gooch,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Longman,1954,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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