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卡捷林娜二世主导下，资本主义现代化走上了开明专制的历史路径。开明专制的实质是现代化与传统的妥协之道，通过专制君权，集中国家全部资源，不进行根本性变革，在给定的社会空间与利益格局中推进现代化。立法是国家重要的职能，立法彰显开明专制特质。叶卡捷林娜二世引进资本主义法理，同时又不能脱离俄罗斯的传统。由于1767年成立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及为该委员会工作发布的《指导书》，叶卡捷林娜二世被启蒙思想家欢呼为：“北方的塞米拉米达”^[1](塞米拉米达系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她领导了亚述多次征服活动并建造了“空中花园”)。

《指导书》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法构想。法典编纂委员会不同于18世纪西欧国家出现的立法委员会，虽同为编制法典，但俄罗斯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充其量是一个秘书班子兼咨议机构，立法权操于叶卡捷林娜二世一人之手。这是开明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制的根本性法理区别所在。

1766年12月14日，叶卡捷林娜二世发布《建立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诏令》，在陈述了旧法度的弊端后，她宣称：“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我国人民的福祉，为此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人民的需求与渴望。本诏令发表半年后，各个地区选一名代表，来到我国旧都莫斯科。每个地区选出代表后，应给代表成文的条陈和委托书。召集代表开会，不仅要听取他们关于各个地区的匮乏与需要的说明，而且要他们起草新法典，提交朕御批。这个委员会将在朕的指导与带领下开展工作。建立这个委员会，为帝国臣民提供一个检验自己的真诚及对祖国的热爱的机会。”^[2]在这个诏令中，叶卡捷林娜二世使用了许多启蒙运动蛊惑人心的语句，“叶卡捷林娜召集法典编纂委员会不过是为她个人制定新法典，提供咨询”^[3]。

法典编纂委员会的组成结构，以贵族阶级为主体，辅之以新兴的资产者、市民阶层、国有农民及自由农民的代表组成，“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经选举产生，具有等级性质。贵族(地主)代表每县一名，市民代表每个城市一名，国有农民分(乡、县、省)三级选举，每省两名，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族代表每省一名。教会由正教院派代表参加。此外，中央机关、参政院和各委员会都有代表参加。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地主农民被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全体代表总数是596人。其中中央机关28人，贵族216人，农民24人，独户农43人，哥萨克45人，非俄罗斯族51人。……委托书共有1465份，反映了各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4]1767年8月10日，法典编纂委员会在莫斯科开幕。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与新法典无关，大主教季米特里提议授予叶卡捷林娜二世“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称号，获得通过。叶卡捷林娜二世，继彼得一世是俄罗斯帝国历史上第二位大帝。^[5]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该委员会发布了多达500余条的指导意见，从立法目的到具体细则详加指令，反映了开明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与事必躬亲的专制作风。针对俄罗斯内部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强调“第三罗马”的文化特性，与西欧分庭抗礼，实行“拜占庭化”的图谋，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指导书》第六、七条明确指出：“6.俄罗斯是欧洲大国。7.这一点已经为下列观察所证实：彼得大帝对俄罗斯改造之所以顺利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旧俗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彼得一世把欧洲的风尚与习俗引入俄罗斯，将俄国人改造成为欧洲民族，这一进程在他的时代进展顺利得超乎他的期望。”^[6]这表明，叶卡捷林娜二世坚持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西欧为背景的。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俄罗斯社会的皇权崇拜，有着深刻的洞察。她强调，专制君权是国家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集于君主一身。她在《指导书》中以不容置疑的决断式语句写道：“9.最高权力是专制的。这项威权集于君主一身，权威所及遍于国事各个方面。10.国家的广袤疆域要求专制君权统御万民，统管万事。12.另一个(实行专制君权的重要)原因是，服从(君主)一人的律法要比服从多人的律法为好。”^②叶卡捷林娜二世为专制主义涂上一层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油彩：“13.专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剥夺人民的天赋自由，而是指导他们的行为，以便其获得最大的益处。15.专制的意旨和目标是市民的荣耀、国家的繁荣。”^③

在罪与罚问题上，叶卡捷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启蒙运动的现代刑罚意识：“使用肉刑与健全的人类天性相抵触。人们对于这种刑罚怨声载道，特令全部废止肉刑……”^④事实上，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当政期间，俄罗斯的肉刑不但没有废止，反而更加严酷，具体情况后面述及。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理想与现实的诡辩论，玩弄得炉火纯青。这套诡辩论，把她推向了18世纪欧洲开明专制君主荣誉的高峰。叶卡捷林娜二世进一步阐述刑罚准则：“为了不使刑罚蜕变为对市民的暴力，刑罚应是公开的、必需的、适度的和迅疾奏效的，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和一些，刑罚要与所构成的犯罪相一致，罪名要在法律中详列之。”^[7]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俄罗斯社会的痼疾——农奴制问题上，言辞之激进足以与19世纪民粹派相媲美：“216.法律应能够赋予奴隶拥有私有财产。”^②但她为此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260.突然地、或经过一般法律使大批(奴隶或农奴)获得自由是不适当的。”^③

叶卡捷林娜二世维护农奴制，一方面是其贵族君主的阶级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农业发展离不开农奴劳动力所决定的。尽管叶卡捷林娜号称“开明君主”，但正是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8]。叶卡捷林娜二世虽未对农奴制进行变更，但不主张对农奴竭泽而渔。她认为：“295.如果农业凋敝，就没有人还能拥有财富。”^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危局，“299.奖励那些把土地耕作得比其他人好的农民是很好的做法。”^⑥叶卡捷林娜二世谙知启蒙思想，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使得她在农奴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并在历史惯性作用下，把农奴制推向了高峰。农奴制与启蒙运动理念是冰火两重天，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却在叶卡捷林娜二世那里兼容并蓄了。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内在悖论。

贵族是开明专制的依靠力量，在《指导书》中对于贵族权益，给予多方面的界定。在贵族经济利益方面，《指导书》针对俄罗斯出现的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贵族地主肆意盘剥农奴货币租赋，指出：“贵族使用新的收取租赋方式，削弱了俄罗斯农业和人民。贵族很少或根本不住在农村，向每个农奴征收一个、两个，甚至高达五个卢布的租赋，根本不考虑农奴能否拿得出这笔钱。”^⑦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农业国，叶卡捷林娜二世不希望贵族地主的残酷压迫，导致农奴丧失生产积极性，起来反抗，威胁其统治和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指导书》要求：“220.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贵族向农民收取租赋数额，其数额应是公正和精确的，这是绝对必须的。惟其如此，农业才会发展，人口才能增长。”^[9]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启蒙运动倾向，她写道：“494.在这样一个大国，统治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果错误地禁止或歧视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极大地损害国民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10]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不同信仰做了理性的分析：“496.人类心智会被迫害激怒，应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信仰缓和最僵化的想法，远离根深蒂固的偏执，抑制那些损害国家稳定和国民团结的争论。”^③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异端和民间巫术的立法态度也是很谨慎的，表现得比较理智：“497.应该十分审慎地审理涉及巫术和异端的案件。如果对于这两种行为酿成的犯罪不加以适当的法律约束，就会损害国民的自由与安宁，导致国家动乱。”^④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以及巫术魔法兴趣索然，但相信现代科学。18世纪后期，俄罗斯民众乃至宫廷都不愿意接种牛痘，叶卡捷林娜二世不顾冥顽的贵族大臣的阻拦，在法典编纂委员会开会期间，接种了牛痘，“1768年，她是彼得堡甚至是全俄国接种牛痘的第一个人。”^[11]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代表们和贵族大臣赞美她接种牛痘的阿谀之词不以为然，她说：“我想，伦敦街头的任何一个小孩都有这样的勇气。”^[12]在东正教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卡捷林娜二世虽皈依了东正教，对待现代科学的态度却不受东正教传统的羁绊。叶卡捷林娜二世对西欧最新科学成果贪婪地持拿来主义态度。器物层面的科学硕果，是专制君主的好朋友，科学发展的物化成果，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

叶卡捷林娜二世企图把自己的立法普及到全俄罗斯各个角落，她在《指导书》中要求：“158.法律应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法典应把所有法律包容在一本书中，法典的售价应像小学课本一样低廉。”^[13]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开明专制的立法目的表述得天花乱坠：“520.不能让那些整天吹捧自己君主的人得到恩宠。我庄严地宣告，人民不是为君主创造的，相反，君主是为人民所创造的。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愿我们的立法工作结束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俄罗斯更公正、更繁荣;如若不然，那就是我们的立法目的没有达到，我不希望出现这种不幸的局面。”^[14]

《指导书》既是开明专制的政治宣言书，也是反映叶卡捷林娜二世精神境界的文本。理想与现实，超越与权势，使得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悖论性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以至完全丧失了自拔的自觉。叶卡捷林娜二世身上比较明显的启蒙思想特点，是一种立法狂热，“叶卡捷林娜毕生始终对法律知识感到兴趣。她本人也永远是一个立法者，不过是一个‘即兴式’的立法者”^[15]。《指导书》是开明专制悖论性质的标本，　“渗透着伏尔泰关于专制制度的学说。这一学说，也给那个必须执行女皇旨意的委员会的工作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6]。《指导书》就是要用女皇的个人意志来代替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伏尔泰认为，“叶卡捷林娜一个人就比所有的代表都能胜任这项工作”^[17]。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指导书》，使她赢得欧洲知识分子的尊重，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叶卡捷林娜二世是“开明专制”的代表。

开明专制条件下，“言论自由”是君主的恩赐，不是天赋的人权，取决于君主的“开明”程度。这种“言论自由”是由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的中间状态，既有别于专制君主制的“言论一律”，又有别于立宪君主制的“言论自由”。贵族是法典编纂委员会的强势集团，在会议讨论中表达了维护和扩大贵族特权的要求。贵族要求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制造业，表明贵族在一步一步地向新兴的生产关系靠拢，并力图用封建特权方式改造之。这种状况造就了开明专制的悖论性经济基础，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两种互为逆向的社会作用力在内耗，极大地损害了社会运行机制。这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后果，也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症结。

新兴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市民阶级对于社会现实是不满的，但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开明专制君主——叶卡捷林娜二世。这是俄国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就带有的妥协性。俄国资产阶级产生于农奴制社会结构之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农奴制胎记，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性代表，同时又是旧的社会结构的承载者，因为“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18]。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开明专制是欢迎的，开明专制内蕴的悖论性质符合俄国资产阶级的双重本性。

对于农奴制问题，叶卡捷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开明专制君主激进的一面，把顽固坚持农奴制的人直呼为“畜牲”。但是，她没有把这种想法转化为国策准则和施政举措。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倾向，传染给了贵族激进势力。

法典编纂委员会于1768年2月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由于代表素质良莠混杂，参政议政能力参差不齐，在关乎农奴制、国家立法原则等重大问题争执不下，莫衷一是，会议成为清谈馆。叶卡捷林娜二世以俄土战争爆发为由，于1769年1月“暂时”解散该委员会，由其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继续立法工作。1774年12月4日，她下令专门委员会停止工作。尽管法典编纂委员会一事无成，但叶卡捷林娜二世却通过此举在西欧赢得了启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好感，柏林科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指导书》没有变成法典编纂委员会通过的正式立法，代表们在喧闹的争论中使它丧失了效用。《指导书》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产生了震动，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认为：《指导书》不仅是为俄罗斯起草的，也是为世界起草的，任何走向文明、开化的国家都可以直接利用它。普鲁士的腓特列大王对《指导书》赞扬备至。^[19]开明专制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实践表明，俄罗斯沙皇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法理悖论。

[1]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2]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405.
[3] L.　Kochan,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Penguin,　1983,　p.129.
[4] 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5] 同上书,第332页。
[6]②③④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404.
[7]②③⑤⑥⑦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404.
[8]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页。
[9]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KG-*4〗,　Yale,　1972,　p.404.
[10]③④ Ibid.〖KG-*4〗,　p.405.
[11]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页。
[12] 同上书,第225页。
[13]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404.
[14] Ibid.〖KG-*4〗,　p.405.
[15]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62页。
[16] 同上书,第355页。
[17] 同上书,第356页。
[18] 《列宁选集》,第4卷,中文第二版,第46页。
[19]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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