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化标志。由于叶卡捷林娜二世倡导启蒙思想，推崇法国启蒙思想家，使得“上层贵族社会法语甚至开始代替了俄语。青年贵族法语说得很流利，……在贵族家庭的家庭教育中，还要读外国书，主要是法语书”^[1]。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贵族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在开明专制的自由主义基础上，走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其中杰出的代表是“俄国第一个贵族革命家、天才的作家和思想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2]。他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惨遭叶卡捷林娜二世迫害。他对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有这样的评价：“(叶卡捷林娜二世)将通过她在《指导书》中所揭示的社会建设的基本准则，而名垂青史。她希望统治恭顺的人民，往好里说，希望人民能够自我管理，她只承担监督一切的任务。”^[3]正是在贵族中“叶卡捷林娜二世帮助培养了后来以俄罗斯知识分子闻名于世”^②的激进革命家，这是开明专制结出的革命性硕果。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受西欧思想的影响，对俄国的落后状态十分不满，对于社会持批判态度，并把言论的批判转化为行动的批判，为19世纪改革和20世纪的革命准备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开明专制政策影响下，18世纪俄罗斯文化发展也呈现出悖论性状况。叶卡捷林娜二世以启蒙思想的信奉者自居，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社会上层贵族集团。“叶卡捷林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经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4]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的默许下，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在俄罗斯得到广泛的传播。18世纪60年代，这些著作已开始被译成俄文出版。1767—1777年，翻译出版百科全书学派的单独文集，收进的文章达400篇以上。影响最大的是伏尔泰的著作，18世纪最后30年内，伏尔泰的著作译成俄文的达60种以上。此外，俄国还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狄德罗的戏剧著作，卢梭的著作亦被介绍给俄国读者。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出现了“启蒙运动”。俄罗斯启蒙运动有着独特的品格，正如苏联学者所说：“在俄国，启蒙运动反映了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农奴制的危机。在俄国的启蒙运动中没有出现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反对封建农奴制基础的激烈言行。俄国的启蒙运动者除拉吉舍夫以外，揭露农奴制祸根所用的语调远不及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作品中那么愤慨，那么尖刻。这是因为处于革命前夜的法国专制政权的危机比在俄国深刻得多。”^[5]俄国启蒙运动人士借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多为政治理念上接近开明专制的人士，其中伏尔泰最受推崇。“俄国启蒙运动者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为了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常常求教于伏尔泰，俄国有一个反对农奴制国家的社会政治派别干脆就称为伏尔泰派。”^②但是，“俄国的启蒙运动思想是由远离沙皇的集团传播的”^[6]，对农奴制国家颇多批评。俄国启蒙思想家创办了大量讽刺性杂志，其中著名者有H.N.诺维科夫(1744—1818年)出版的《雄蜂》和《画家》杂志。这两份杂志“在讽刺的深度上和尖锐程度上都居于首位”^④。

诺维科夫杂志的抨击矛头直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统治，在一篇题为《出卖》的短文中写道：“一个新近被任命为省长的官员在赴任前，想出售他的良心。那些想要购买新省长良心的人发现，他就在本城(莫斯科)。”^[7]19世纪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诺维科夫的杂志“抨击的不是罪恶的渊薮，不是罪恶的基础，而只是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是罪过的恶行”^[8]。

俄国启蒙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把农奴制度作为批判的靶子，他们认为农奴制是俄罗斯发展的最大障碍。俄罗斯启蒙运动最激进的批评家是拉吉舍夫，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比西方的启蒙学派更富于革命性。他的出发点是：必须进行农民革命和推翻专制制度”^[9]。1790年，拉吉舍夫出版批判农奴制的激进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拉吉舍夫在这部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环顾自己的周围，我的心已为人类的痛苦刺伤。”^[10]他在书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与压迫：“贪婪的野兽，贪得无厌的吸血虫，我们给农民留下的只有拿不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就对农民的关系来说，地主就是立法者，法官，判决的执行者;原告可以随心所欲，被告不敢口出一言。”^[11]拉吉舍夫在书中表达了推翻农奴制沙皇政府的革命愿望，“他在《旅行记》中的一首《自由颂》里写道：人民要起来，成为严厉的复仇者，砸烂‘铁宝座’。……在书中表现出他是第一个贵族革命者，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和启蒙主义者。他热烈地主张农奴制的俄国走进步的资本主义和文明的道路。”^[12]“拉吉舍夫把对农奴制的明确谴责同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念结合起来，深刻地影响到《旅行记》和其他作品。”^[13]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叶卡捷林娜二世在俄罗斯撒下了意识形态禁锢的罗网。她对启蒙运动的故乡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法国大革命为叶卡捷林娜二世精神世界的二元对抗——启蒙思想与专制主义的矛盾，提供了解决的出路，那就是抛弃启蒙主义，固守专制主义。她诅咒大革命的精神源泉启蒙思想，她在风烛残年之际彻底地蜕化为一个专制君主。“除伏尔泰以外，她咒骂了18世纪所有的作家。她也没有放过狄德罗、达兰贝尔，甚至孟德斯鸠。”^[14]叶卡捷林娜二世对革命法国充满仇恨，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强盗夺取了法国政府，要把法国变成恺撒时代的高卢。但是恺撒当时征服了他们!这位恺撒什么时候再来呢?啊，请不要怀疑，他是要来。”^[15]叶卡捷林娜二世试图充当镇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18世纪“恺撒”，她认为，“干涉法国革命是欧洲各国君主的责任。她同普鲁士、奥地利、瑞典的君主进行谈判，讨论共同向法国革命发动进攻，……俄国同法国的通商协定被废除了，法国船只禁止进入俄国港口。齐恰戈夫海军上将的舰队也被派往北海去制止革命，封锁法国。”^[16]叶卡捷林娜二世鼓噪消灭法国革命，她写道：“如果法国革命在欧洲得到传播，那就会出现新的成吉思汗或帖木儿来教训它，这就是它的命运。”^[17]1793年1月21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府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这一“噩耗”使叶卡捷林娜二世惊吓得卧病在床，但她仍不忘诅咒革命。她狂叫：“必须永远铲除掉法国人这个名称!”^[18]1793年2月8日，叶卡捷林娜二世发表“同法国决裂的声明”。该声明宣布，废除同路易十六国王达成的俄法通商条约;禁止法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仍效忠革命政府的旅俄法国人即刻离境;禁止俄国人去法国旅行;禁止法国出版物在俄国销售等。^[19]叶卡捷林娜二世反对法国革命的言词多于行动。18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俄瑞(典)战争(1788—1790年)和第二次俄土战争(1782—1791年)，使得俄罗斯没有余力远征革命的法兰西。

叶卡捷林娜二世虽未兵燹法兰西，却对俄罗斯启蒙运动大加围剿。拉吉舍夫因《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获罪，叶卡捷林娜二世认为他“沾染了法兰西的谬论”，“传播法兰西瘟疫”，是一个“比普加乔夫更加厉害的恶棍”，“十恶不赦”。^[20]叶卡捷林娜二世下令，销毁拉吉舍夫的全部著作。法院判处拉吉舍夫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21]多年的牢狱之灾和流放生活，严重地损害拉吉舍夫的健康。因不堪忍受专制政权的迫害和身体病疼的折磨，拉吉舍夫于1802年服毒自尽，时年53岁。

另一位著名的俄国启蒙运动活动家诺维科夫也受到了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关照”，“诺维科夫积极而广泛的活动，引起了叶卡捷林娜的注意，她开始以各种限制和禁令对他进行迫害。法国大革命促进了事态的发展，1792年诺维科夫被关进了施吕瑟尔堡要塞，直到叶卡捷林娜死后获释。”^[22]

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启蒙运动活动家的出现标志着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形成。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特质的人格化身，“拉吉舍夫的献身精神，成为其后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主题。逐渐地，他们不把自己看作是不富裕的贵族或牧师的儿女，而是作为解放俄罗斯人民的新阶级的一员。”^[23]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出现于18世纪末，他们对俄罗斯落后状态极度不满，对于改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中央集权沙皇国家对其排斥、镇压。理想境界与现实境遇的巨大反差，使得俄罗斯知识分子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悖论性禀赋。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状的积极批判，与对专制统治的消极应对同时并存。拉吉舍夫以自杀抗争，诺维科夫则把刑期服完。这些俄罗斯启蒙活动家仍处在自发地反抗专制统治阶段，不能够苛责这些可敬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这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的体现。恩格斯准确地指出他们悲剧性命运的症结所在：他们“只能在……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4]。

[1]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7页。
[2] 同上书,第154页。
[3]② L.　Kochan,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Penguin,　1983,　p.143.
[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5]② 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化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9页。
[6]④ 同上书,第220页。
[7]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463.
[8] 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化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0页。
[9]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5页。
[10] 同上书,第156页。
[11]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6页。
[12] 同上书,第156—157页。
[13]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28.
[14]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15] 同上书,第291页。
[16]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3—154页。
[17] 瓦利舍夫斯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页。
[18] 同上书,第293页。
[19]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422.
[20]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6—157页。
[21] 同上书,第157页。
[22] 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化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1页。
[23] L.　Kochan,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Penguin,　1983,　p.147.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562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eluosi/20221217924.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